王春晖

现代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马克斯·韦伯将之解释为一个理性化的过程，人从一切超越自我意志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自我的命运由自己主宰，理性成为最终的行动合理的标准。不管人们对现代化如何界定，但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即活动由自律性的高效率组织承担而实现现代经济成长；（2）政治层面的现代化。即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政治决策的大众参与制度化，而政策实施由专业化的最高能力的科层组织承担（民主化）；（3）社会与文化（狭义）领域的现代化。即在社会层面，由血缘纽带构成的具有包容性的、未分化的血缘亲族组织分离出功能分化且具有特定目的的组织（自由与平等的实现）；在文化层面的现代化，从古代中世纪的作为一种传统的旧习、迷信、巫术的不合理制约中摆脱出来，在思想与宗教等诸多领域中推进追求合理主义的文化变迁[2]1。由此可见，除政治、经济外，文化现代化也是整个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余英时先生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精神方面的事，如思想学术、宗教、艺术之类，而关键在‘方式’两个自上。 ”[3]1它沉淀于整个民族的心理结构、价值取向、人生态度乃至社会管理、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文化观念的更新和发展是事关整个现代化系统成败的关键因素。

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历程开启于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我国的现代化历程是与“救亡图存”交织在一起的。面对天朝大国美梦的破碎和传统文化的失守，中国的传统士大夫阶层变得茫然和不知所措：中国将向何处去？是否定传统拥抱西方还是固守传统？亦或是另辟蹊径？梁启超既不死抱传统也不盲目排外，而是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多元，用理性的眼光审视东西文化的异同。这种态度对我们重建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体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梁启超文化现代化的具体步骤

面对中西文化的各种复杂问题，梁启超提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四个步骤：“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全人类都得着他的好处。”[4]37梁启超的现代化原则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的文化现代化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而不能一味地模仿西方。他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特之特质，上至道德，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学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吾人应当保存之而无失坠也。 ”[5]3“中华民族之所以存在，因为中国文化存在。”[6]9如果抛弃中国文化就不能称之为中华民族了。另外，就新文化的实践而言，新文化要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还得借助他们本身的习惯和信仰，因此中国的现代文化体系要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其次，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吾人至少应当把儒家道术，细细研究，从新估价……看他好处是什么，缺点是什么。”[6]9而重新估价就要借助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因为其研究方法“实在精密，所谓‘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7]35对于那些不含时代性的优秀部分要保留并加以发扬，而那些腐败的部分或者剔除或者在新的语境下重塑。再次，学习西方文化。客观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文明进程被生生割裂，要创造一个自发型的现代社会已不可能。而西方的现代化范式已基本形成并不断向东方传播。“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8]31梁启超认识到西方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新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业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学为之。”[9]81中国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向西方学习。

总体来看梁启超的文化现代化方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阐释，即“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是学习西方文化以弥补中国文化的不足，即“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这种文化现代方案既有别于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激进派的“全盘西化”，要把线装书全部丢进茅厕，也有别于章太炎等国粹派要求延续儒家文化传统的主张，为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开辟另一条道路。

二、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涉及多个方面，但最为发达的是伦理哲学，探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为人的原则。梁启超认为中国很多伦理观有放诸四海皆准的作用，不仅对于塑造现代和谐的社会关系有重要作用，也有利于弥补西方理性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物质与精神的日益脱离。

（一）个人道德人格修养

儒家讲究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所谓“内圣外王”，它要求从个人修养开始进而达到家庭和睦最终实现国治天下平的抱负，可见“内圣”是手段，“外王”才是目的。梁启超认为：“外王”随着社会的发展已有些不合时宜了，而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圣”不具有时代性，在现代社会仍有重要意义。“内圣”在现代语境下解释为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那怎么算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呢？孔子赋予高尚的道德人格一个抽象的名字“君子”，君子具有“智、仁、勇”三达德，即“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在孔子看来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的。但梁启超却认为寻常人经过认真学习和修炼都可以成为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在个人道德修养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把孔子作为楷模。

梁启超把孔子的 “三德”解意为人性的三个方面，即知、情、意，“智就是理智的作用，仁就是情感的作用，勇就是意志的作用。”[10]111在现代社会人格的修养要借助这三点。首先是智。“智”一方面是同类意识，即所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另一方面是人的知识贮备，要到达人智的圆满就必须用知识充实自己，在知识的学习上梁启超主要坚持“无限制”原则，不管东方的西方的都要“尽量输入”。人们还要学习孔子的好学精神，“不贪安逸，少讲闲话，多做实事，常常想长辈请教。”[10]112要一直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其次是情。“情”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要推己及人，也就是“己欲立而力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指情趣，人要过有趣味的生活。孔子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梁启超认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有趣味的生活才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那什么是趣味的生活呢？“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 ”“如赌钱等，虽以趣味始，却不为趣味终，故不为趣味。 ”[11]3324再次是“意”。意就是要意志力坚定不要为外界所动摇。孔子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三军可夺帅，君子不可夺志”叫人抵抗力要强。而梁启超认为最能体现孔子意志力坚定的却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因为看似简单的事却是非常难的，意志力稍微薄弱一点就做不好的。经过梁启超的重新解释可以看出，成为君子，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修为，琐碎小事的体现。

通过“智、情、意”三方面的修炼可以使人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内圣”的练就主要是靠人的自觉，而外在道德规范和道德认同的约束也很重要，孔子讲“礼”，梁启超肯定了“礼”在现代社会的作用，认为在培养人高尚的道德人格以形成良好的社会规范方面，中国的“礼”与西方的“法”相比有很多优势，因为“礼是事前积极的制裁”，并且“礼的制裁是自动的”，因此，“礼可以养成人类自动自治的良好习惯”[10]31，使罪恶止于萌芽。

（二）絜矩关系的发展

絜矩关系出自 《大学》，“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指君子的一言一行要有示范作用。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有臣的样子，各司其职，各安其道。而西汉董仲舒概之以“三纲五常”。而梁启超根据社会发展做了新的解释。首先，絜矩之道是一种平等关系，而不是片面义务，这方面跟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有些类似，而所谓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种说法在先秦并不存在应该去除。梁启超强调“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两者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虽有伦理上的尊卑，但并无从属关系。“君如何始得君？以其履行对臣的道德责任故谓之君，反之则君不君；臣如何始得臣？以其履行对君的道德责任故谓之君，反之则臣不臣。”[12]91这说明君和臣都要履行对彼此的道德义务。其次，絜矩之道是一种社会伦理。西方过于强调个人主义造成诸多社会矛盾，同时现代社会的伦理关系也变得日益复杂，而解决之道即是明确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以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维护社会稳定。这就需要借助君臣之道，君也不在专做王侯解，“长即君，属即臣”，“凡人非为人君，即为人臣”。梁启超举例说：“学校，师长即君，生徒即为臣。工厂经理即君，厂员即臣。师长对生徒，经理对厂员，宜止于仁。生徒对师长所授学业，厂员对经理所派职守，宜止于敬。”[12]91这样君臣关系就转化为一种社会伦理，对于社会稳定和谐大有裨益。

三、输入西方文化

早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就阅读了西方大量的著作，并深受其影响，欧游归国后，虽认为西方文化并不是尽善尽美，开始反思现代理性主义，试图弥补其弊端，但西方近百年来超越中国之上，除去物质基础外必有精神文化的优势值得我们借鉴。在《欧游心影录》中，主要对西方的下述两点进行了阐释：

（一）法治精神

法治精神在西方社会来说首先是一种价值理念，人人生而平等，享有天赋人权，人们为了实现自由、平等、秩序，基于理性的需要而设立一套规范，这种规范是判断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中国人用道德伦理来判断是非，但是，这种标准不是建立在个人人权的基础上，而是“由命令和服从两种关系组成。”中国人并没有法治这种价值理念。其次，是一种实体规则和法律体系。各行各业都有法作为规范其行为的依据，知道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人们可以依据法律条文对自己的行为形成预期。中国几千年来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各朝各代虽不缺少法律条文，但其目的是辅助人治，维护其统治，随着朝代的更替法律条文也会更改，不具有“神圣而不可侵犯”性。

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组织，每个人都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人而存在的，“没有组织便没有生活”，而组织的良好运行必须依据相应的规则。欧美国家法治精神最为发达，“大而国家政治，小而团体游戏”都有“若干认定应遵守的规则”，这规则“一经公认便不许违反，不许利用，一群人靠了这个，便像机器有了发动机，个个轮子自然按部就班的运行。”中国人向来没有法治精神，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发展。中国人“无论是当学生、当兵、办商业、做工艺”其成绩并不比西方人差，但合起来“不惟力量不能增加，因冲突制肘的结果，彼此能力相消，比前反倒减了；合的人越多，力量便减到零度。”这就造成“私家开铺子都会赚钱，股份公司什九要到账”。因此，中国社会要想良好运转，实现国家的发展和富强，必须人人都要具备法治精神，国家要基于公平正义设立法律规范[13]43。

（二）发展个性和思想解放

个性发展源于西方自由主义，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所谓个性发展就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无论是国家的、教会的，还是社会习俗的、舆论的。梁启超借用《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把个性发展叫做“尽兴主义”。首先，就个人而言，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可使得“人人独立，不必累人，也不必仰人鼻息。”其次，就国家社会而言，“人人各用其所长，自动的创造进化，合起来便成为强固的国家，进步的社会。”梁启超认为一战中德国失败是因为“国家吞没了人民的个性”，不尊重人民的权利。近百年来中国落后于西方是由于政治上专制，“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压抑了人民的个性发展，禁锢了人民的头脑。而欧战后欧美国家虽深陷“理性主义危机”的陷阱无法自拔，但因其建立在个性发展的基础上，必然会坚持渡过今日的危机，“迎来雨过天晴”。因此，中国要想实现国家的救亡图存和现代化，赶上或超过欧美国家，就是发展人民的个性。

“个性发展要从思想解放开始”，梁启超可谓中国近代提出思想解放的第一人，思想之所以需要解放，是因为人对事物的某种看法一旦形成，往往会固定下来，保持一定的惯性。但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庄子曰“吾生也有涯，吾知也有涯。”人们要探索未知，社会要向前发展就必须打破思维定势，解放思想。那何为思想解放呢？就是“无论什么人向我说什么道理，我总要穷原竟委想过一番……求个真知灼见”。要做到思想解放，首先要头脑解放即思想独立，按梁启超所言就是 “不能拿孔孟程朱的话当金科玉律”，也不能“拿马克思、易卜生的话当金科玉律”，要摆脱先入为主的束缚。梁启超认为这种精神就是科学精神，是近百年来西方发展的精神力量。其次，要有批判精神，这是实现思想解放的方法。“对于社会上有力量的学说”要“凭自己见地所及，痛下批判”，这样在相互批判中，真相便自会出来。“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精神方面，都是自由批判出来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能死保教条，固步自封[13]38。

四、结语

在现代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其弊端和负面影响也日渐暴露，诸如人的异化、精神焦虑、价值和意义危机等，而在现代化后发型的中国还面临如何处理好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问题。梁启超不仅为我们指明了中西结合的方向，更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我们要深入研究前人的思想主张，对我们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文化现代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代文化建设要以传统文化为根基，但并不是要照抄照搬，而是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整理和现代阐释，使之具有时代性，同时对西方文化“绝对的无限量输入”，使之融会贯通，形成新的文化体系。但现今我们的研究重点应该是如何整理传统文化，因为自鸦片战争始，中国思想界的一大共识便是向西方学习，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而今随着现代传播技术、互联网技术、交通运输等的飞速发展，西方的文化价值伴随电影、电视剧、唱片等传播到中国，捕获了大批年轻人的心，而传统文化经过“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已变得支离破碎，除少数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古代哲学、中国文学的人之外，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了解大大少于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我们必须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梁启超曾告诫中国留学生：“学习西方文化，必须热爱和娴熟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是为了裨益中国，通过学习西方文化救国，绝非读局部洋著，会讲几句洋文就可以了事。外国博学鸿儒虽多，但不能有助于我国，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的需要，不了解中国的国情[14]。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建设的今天，我们要牢记梁先生的教导，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为新文化体系的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

[2]王晓范.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中日近代摄取西方政治思潮探微[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3]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梁启超论儒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

[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0]梁启超.孔子[M].长春：吉林出版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

[11]梁启超.学问之趣味[M].饮冰室文集点校本.新兴书局，1964.

[1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3]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14]董琨.论梁启超的文化观[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