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毛

知识与道德是人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认识事物、追求真理是人性的需要；至于道德，那就更不用说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都强调以德治天下。关于二者的关系问题，中外的思想家们总是在探究它。

在西方哲学史上，知识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长期困扰着哲学家们的重要问题。早在古希腊时代，“智慧”一词即被提出，它不仅表示知识、才能等意思，还包括人生的道德、美德、善等多方面的内容。苏格拉底的“善即知识”就很能说明这一点。苏格拉底的哲学核心即是“善”。他认为人对善的认识理解就是人的理性对事物本质的把握。人的最高美德就是行善，善即知识。但是要真正做到向善、为善，必须具有对事物真正的理性的认识。苏格拉底另一个著名的伦理命题是“知识即美德”。此命题不仅包含着知识与道德的内在合一性，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意识到了知识与道德的分离。他认为德性是一个人在生活中追求德行而逐渐获得的，有了知识并不等于就有了德性。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二者的沟通呢？苏格拉底认为理性就是知识与道德统一的桥梁。有德性的生活就是理性的生活，知识也就是对理性生活的认识。所以，人们必须在追求知识中实现德性，在实践德性中追求知识。柏拉图则把知识看作是理性的最高阶段、最高收获，而且知识与道德是统一的。他认为知识是真、善、美统一的知识，它不是人一生下来就能够获得的，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实现。知识因而是一个获知、养德的过程。因此，知识的获得，美德的形成必须从人的自身中才能发展出来。亚里士多德基本上承袭了柏拉图的哲学精髓，他把德性分为理智的德性与伦理的德性。他认为理智的德性不是自然生成的，是通过教育实现的；伦理的德性则是通过习惯养成的。而且他更注重理性的德性，他说没有理性知识的指导，恶性就会滋长，美德也就不会在生活的历程中渐渐养成。这些实际上代表了西方人的价值取向，他们把知识看成是评判价值的惟一标准。

在中国古代，关于知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是把知识道德完全对立起来，认为知识是有害于道德的。此论与先秦诸子和宋明理学家们的思想甚有渊源。先秦时期思想界出现的“百家争鸣”对后世影响深远。尽管诸子们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各不相同的统治方案，但是他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统治者要治国平天下，就必须推行愚民政策。老子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1]又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1]孔子也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2]商鞅也反复叮嘱统治者：“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3]，愚则可任意驱使摆布他们。宋明理学家们则“用理杀人”。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这个“理”就是代表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名教纲常，在他们看来，不恪守纲常名教的“天理”，知识越多，学识越丰富，就越反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先秦诸子还是宋明理学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那就是知识不仅无益于道德，而且是有害于道德的。为什么他们都认为知识有害于道德呢？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因为有了知识，人们的思想丰富了，有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就不会再心甘情愿地忍受封建专制制度的压迫和剥削。所以，统治者要治国平天下，就必须使民无知无欲。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宗教。如西汉末年由印度传入我国的佛教，就教化人们要无知无欲，四大皆空，虔心向佛，死后方能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在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奉老子为教祖，不问凡尘俗事，专心炼制仙丹，以求长生不老。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也是否认知识的，认为知识即罪恶，知识是通往天国的障碍，把知识与道德对立起来。这也是为了麻痹人们的思想，加强统治。

然而，戴震的观点则完全不同，他一反传统观念，高呼：“德性资于学问，进而圣智，非复其初明矣。”[4]认为知识是道德的先决条件。他说：“凡异说皆主于无欲，不求无蔽；重行，不先重知。观其笃行也，无欲也，故其不尊之。圣贤之学，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后笃行，则行者，行其人伦日用之不蔽者也，非好彼之舍人伦日用，以无欲为能笃行也。”[4]又说：“圣人之言，无非使人求其至当以见之行；求其至当，即先务于知也。凡去私不求去敝，重行不先重知，则非圣学。”[4]这两段话表面上看他是在划分“异说”与“圣学”的界限，“异说”重行不先重知，而重行不先重知则绝非“圣学”。戴震是在此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性，认为“知”高于“行”，“行”只有在“知”的指导下，才可能有道德行为，进而才有可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人不同于禽兽，德性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关键所在。禽兽只受肉欲的支配，即便是高等动物，也不过是天然情感的奴隶。人则能以其德性节制自己的欲望，并把天然情感自觉地扩展到社会领域。没有这种德性的根基，人性就会沦为兽性。人的优越性还在于他是理智的动物，人的一切行动都是由知识决定的，没有知识就没有道德；反过来说，正当的行为则依赖于正确的知识，一个人做出不道德的行为那是错误知识导致的结果。戴震还认为有知识的“智”是一种美德，而且是最高美德。有了智，人们才能小到辨别美丑，大到明辨是非、善恶。他说：“惟人之知，小之能尽美丑之极致，大之能尽是非之极致。然后遂己之欲者，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者，广之能达人之情。遂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欲之失为私，私则贪邪随之矣；情之失为偏，偏则乖戾随之矣；知之失为蔽，蔽则差缪随之矣。不私，则其欲皆仁也，不偏，则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不蔽，则其知乃所谓聪明圣智也。 ”[4]又说：“语德之盛者，全乎智仁而已矣，而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益之以勇，盖德之所以成也。就人伦日用，宏其精微之极致，曰仁，曰义，曰礼，合三者以断天下之事，如权衡之于轻重，于仁无憾，于礼义不愆，而道尽矣。若夫德性之存乎其人，则曰智，曰仁，曰义，曰勇，三者，才质之美也，因才质而进之以学，皆可至于圣人。自人追溯之无道，自人德性溯之天德，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仁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条理，观于条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礼矣；观于条理之截然不可乱，可以知义矣。在天为气化之生生，在人为其生生之心，是乃仁之为德也；在天为气化推行之条理，则人为其心知之通乎条理而不紊，是乃智之为德也。惟条理，是以生生，条理苟失，则生生之道绝。”[4]可见，戴震认为人只有有“智”才能正确认识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规律（即条理）；只有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前提下，才能把握道德的必然，才能体现并实现“道德之盛”进入道德的自由境界。只有认识规律，人类才可以不断进步；反之，人类则趋于灭亡。如此看来，知识不仅能促进道德的实现，知识本身就是最高的道德。

戴震关于知识与道德关系的论述具有重要意义，他企图冲破宋明理学对人性的束缚，提倡只有知识才能促进并实现道德。但是，他并非不重视“德”，而是强调有“知识”的“德”，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主张道德的自律而非他律，从而真正高扬了人的道德主体性。这对于我国的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戴震强调知识高于道德，同时知识又是一种最高的美德，也就是强调我们要通过学习，学习古往今来历代先圣前哲留下来的大量的书籍资料，然后通过反复的咀嚼、消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吸取精华，去其糟粕，这样获得的知识才是真正的心得，由此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才能真正达到内省、自律。道德行为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他不同于法律，不是通过社会的强制，而是通过“舆论来推行的”，违反了道德规范的行为必然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道德自律实质上就是将社会的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人的内在信念、情感、意志和良心。不通过学习，没有一定的知识这是很难实现的。戴震强调知识高于道德，同时知识又是一种最高的美德，实质上是强调知识与道德的统一，也就是重视知识和道德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物质文明的发展核心是经济的发展，而精神文明的发展则是国民素质的提高，主要表现为人的知识水平的提高和道德的完善。现代文明社会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把德、智的发展放在首位，而戴震关于知识与道德关系的论述，则正符合了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所需要的伦理学观点。

[1]陆元炽.老子浅释[M].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2]钱逊.论语浅解[M].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

[3]商鞅.商君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4]戴震全书（六）[M].合肥：黄山书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