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军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合肥230039)

用短短二十万字的篇幅,迟子建讲述了鄂温克的一个部落近一百年的历史,与她以往小说不同的是,《额尔古纳河右岸》里所有故事上演的舞台只有一座,那就是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用这片神秘的森林,作者悲凉的追逐了一个行将消失的鄂温克部落,记录了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些原始生活的永久消失和功利世俗对人性的浸染。迟子建在谈及《额尔古纳河右岸》时说:“我不会刻意追求一部作品的厚重感,因为‘深刻'是求不来的,只能是自然而然呈现。《额尔古纳河右岸》其实是我的中短篇小说在艺术上的一个延伸,不同的是,写作这部长篇时激情更为饱满,大约触动了我灵魂深处的一些东西。”[1]由此可知,这支读起来让人心头沉甸甸的苍凉长歌一定是在不经意之处埋下了“深刻”的种子,遇雨露则生根发芽,自然生长出了和额尔古纳河右岸森林里一样的带着苍茫气象的古树。这颗种子带来的信息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问题——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遇到的尴尬、悲哀和无奈。一片广袤的山林和游猎在山林中的以饲养驯鹿为生的部落在与文明的利刃碰撞时会留下什么样的伤痕?这种伤痕带来的痛楚又是怎样渗透到游猎民族的血液里?我想,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也就能够懂得了作者对那片土地挥之不去的深深的依恋之情。

一、鄂温克民族的脆弱

鄂温克族人应该是坚韧和强大的,他们逐水草而居,可以把希楞柱搭建在任何可以暂时居住的地方,也可以凭着一支弓箭或一杆猎枪获取生活所需要的食物。鄂温克的女人们更是心灵手巧,用着自然之物造出许多生活必需品——鱼皮衣服、兽皮靴子、桦树皮船、桦树皮桶。他们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矫健强壮的体魄、善良敦厚的性格和长期积累的生存智慧,被造物主赋予一切美好的品质。但就是这样一个值得赞叹的族群在面对自然和生存以外的世界时却显出了自己的脆弱,死亡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他们的上空。

“驯鹿一定是神赐予我们的,没有它们,就没有我们。”[2]这样一个本来是怀着感恩的赞叹,却预告了鄂温克人与驯鹿之间的生死相连。对于鄂温克人来说,驯鹿浑身是宝,皮毛可以御寒,茸角、鹿筋、鹿鞭、鹿心血、鹿胎是安达最愿意收入囊中的名贵药材,可以换来他们的生活用品。鹿奶是清晨流入他们身体里最甘甜的清泉,滋润出了一代又一代的美丽姑娘与强壮的小伙子。行猎和迁移时,驯鹿又是最好的帮手,只要把东西放到它背上,它就能够独自安全的运到营地,而不需要人过多的照应。在喂养上,驯鹿总是自己寻找食物,森林就是它们的粮仓。就是这样一个神赐的礼物却同样给鄂温克人带来了不幸和悲痛,甚至可以说,驯鹿主宰了鄂温克人的命运。当持续了近两个月的瘟疫过后,“我”的父亲林克,在换取驯鹿的路上被雷电击中。而在他之前,老达西已经为了保护驯鹿而失去一条腿,这样惨痛的代价还不够,“我”的第一任丈夫拉吉达在寻找暴雪中走失的驯鹿时被活活冻死在马上。为了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驯鹿,鄂温克人献出了生命,他们既有驯鹿顽强的一面,也有经受不住打击的一面,与驯鹿的相依为命也注定了鄂温克人同样脆弱的生命。

具有神秘法力的萨满是鄂温克人面对疾病与灾祸的唯一依靠,但即使是这样为神工作的人也不能超脱出死亡之外,同样要服从上天的安排。尼都萨满用一只灰色的驯鹿仔代替列娜去黑暗的世界,但终究阻挡不了列娜幼小生命的逝去。再为其他乌力楞患瘟疫的驯鹿跳神后,他非但没能把生病的驯鹿治愈,还把瘟疫带了回来。持续近两个多月的瘟疫过后,尼都萨满所在的乌力楞只剩下三十几头还能正常吃蘑菇的驯鹿,他也在这场瘟疫中彻底地苍老了,原本神秘伟大的神力失去效用,这种无助只能让他“呜哇呜哇”的抱头痛哭。妮浩当了萨满之后,自己儿女的生命就像流星一样在她一次次的跳神中陨落了。第一次为别人的儿子跳神祛病,妮浩失去了她和鲁尼的孩子果格力;为喉咙里卡住熊骨奄奄一息的马粪包跳神后,她的女儿交库托坎活活被马蜂蜇死;为了救活一个偷驯鹿的十六岁汉族孩子,她只能放弃自己腹中尚未出生的小生命;看着哈谢在病危中所受的痛苦,妮浩只能再次穿上神衣,而这一次,死神又带走了她的小儿子玛克辛姆;已经懂事的贝尔娜经受不住对死亡的恐惧,也跑得无影无踪;妮浩最后一次披挂上神衣、神帽,手持神鼓,为扑灭山火而跳神求雨,用以作为代价的是她自己的生命。拥有神赐予的伟大法力,但萨满仍旧是一个人,无法摆脱自然对人的禁锢,在某一个时刻,他们可以起死回生,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遵守自然的法则。而依赖于萨满的鄂温克人终究无法成为一个强大的族群,至少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比萨满要脆弱的多。

鄂温克人虽然能够利用自然之物制造出许多的生活用品,但为了生存,他们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通过交换得来。从俄国安达罗林斯基到图卢科夫再到汉族奸商许财发,无论现实如何变化,鄂温克人都不能停止以物易物——子弹、面粉、盐巴、烈酒是他们永远离不开的。透过这些物品,我们能够很容易的看到:鄂温克人离不开他们所远离的那个纷纷扰扰的世界。

二、战争硝烟的弥漫

正是在战争的洗礼中,人类文明走到了今天。对于鄂温克这样的一个游牧民族来说,战争的炮火并没有侵袭到他们的生存空间,但战争的那种浓浓的硝烟却让鄂温克人无法躲避。日本人的入侵并没有给鄂温克人带来毁灭性的摧残,仅仅是把男人们都拉去充军,强迫收购他们的兽皮,不许他们与俄国人来往,因为日本人视他们为“野人”,所以觉得不会构成威胁,只要加以教化与管制就足够了。但仅仅是这些,鄂温克人的生活还是改变了。当日本人铃木秀男把男人们都带到山下的“东大营”受训时,留守在营地的女人们很快就遇到了难以应付的事情,比如寻找走失的驯鹿、打猎、迁移等。直到遭遇了严重的雪灾,在女人们一筹莫展之际,男人们才回到山上。但就是这一次,“我”的丈夫拉吉达为了寻找走失的驯鹿而在马背上失去了生命。在后来的受训中,达西学会了骑马,在日本人的指使下偷渡到额尔古纳河左岸,用照相机拍摄照片、绘制地图、记录铁路线上来往的列车种类,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着间谍活动。无耻的日本人利用这些没有意识到对错的少数民族人从事最危险的侦查工作,而仅仅以一件棉大衣作为奖励,完全视鄂温克人的生命为草芥。

当森林外的人们正遭受战争的蹂躏和摧残时,看似远离战火侵袭的鄂温克人实际上也被战争这团熊熊烈火炙烤的失去了本色。男人们被日本人强制拉下山受训,实质上就是原本生活方式上的改变,虽然不是永远的脱离了游牧,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介入对他们而言,影响总是潜移默化的。伊万参加抗日联队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他并不是因为正义感的萌发而拿起武器反抗侵略者,而是起于不堪日本人的侮辱和残害,在逃跑的途中遇到这样一个机缘,然后在不断的战斗中产生了朴素的革命意识。“他的装束改变了,穿上了军装”[2],对于封闭的鄂温克人来说,这不仅仅是穿衣打扮上的变化,而是某种对原始游猎生活的抛离。“伊万这次上山,主要告诉我们,说现在山中既有逃窜的国民党兵,也有反共的土匪,一旦发现,一定不要放跑他们,要及时报告。”[2]从这里我们能清晰的看到鄂温克人的分化,一种成为普遍的群众,而另一种则成为报告的对象——人民解放军。伊万的思想进步了,他在战争中已经明白了不同阶级的对立,而且坚决的站在正确的革命阵营中。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分化并没有使鄂温克人对立起来,伊万最终还是回到族人的身边。

战争没有给鄂温克人带来毁灭,但它毕竟侵袭过这块土地,让生活在这块土地之上的人们受到惊扰并最终不得不选择另一种生存方式;战争也没有终结鄂温克人的游牧生活,但却为他们焚烧出一条崎岖的下山之路,把森林外的那种生活方式推到他们面前。

三、被文明携裹的下山之路

游牧民族在接受现代文明时,总是伴着心酸与无奈的。迟子建在小说的最后说到:“我想,如果土著人生活在他们的部落中,没有来到灯红酒绿的城市,他们也许就不会遭遇生活中本不该出现的冲突。”鄂温克人正是这样,如果没有强制建造的少数民族定居点,他们就不会了解到山下的花花世界,“我”的女儿达吉亚娜也不会纠结于两个男人的求婚,而原本她应该毫不犹豫的选择“爱吃生肉”的牧民索长林;如果森林没有被大面积的滥砍滥伐,鄂温克人仍会有充足的猎物和放养驯鹿的天然饲料,人们就不会在无奈和妥协中向定居点搬迁。鄂温克人应该接受现代文明,但不应该是以强制推广的方式进行。“两年以后,那些定居在激流乡的各个部落的人,果然因为驯鹿的原因,又像回归的候鸟一样,一批接着一批地回到山上。看来旧生活还是春天”[2]。驯鹿是鄂温克人生活的依靠,森林是鄂温克人生活的根基。在这样的一种生存方式中,人、动物、自然达到了一种最为和谐的状态,如果把这三者中的任何一样抽离,完整的生存系统就会遭到破坏,和谐也就不复存在了。

伊万用工资买了很多货物送上山来,鄂温克人第一次享受到不用皮张和鹿茸交换来的东西。当意外的馈赠让所有人高兴之际,谁也没有理会许财发的感慨之语——“照我看,吃军饷总不比吃山中的东西和养驯鹿妥帖”。山下之人经历世事变幻,才能感到山上生活的珍贵,而山上之人久居闭塞,任何一种新鲜都会很容易把他们吸引住。请来电影放映队,三个乌力楞的人聚在一起,尽情享受着已经许多年没有的快乐,但却以悲伤结尾。鄂温克民族的最后一位酋长——瓦罗加,在护送放映队的途中,死在了熊掌下。他的死是一个象征,这是一个游猎牧民可能遇到的危险,但这种危险却是由森林的砍伐而产生的。因为通常熊害不会发生在这个季节,但森林的砍伐却让熊无处可去,自然的破坏才是酿成悲剧的最主要原因。这个民族最后的一位酋长走了,暗示着原始的氏族部落也已走向了终结,但就像瓦罗加的死一样,现代文明不应该在这一进程中强势的介入,让鄂温克人悲痛的迎接新生活。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曲苍凉的挽歌,是历史的备忘,是文明进程的插曲。从中我们能悟出当新时代来临时,必将裹挟着情感、伦理及生存方式的重构。[3]但这种重构应该是以充分尊重原始生存方式为前提的,而不应该用文明的利刃强行斩断两种生存方式之间的纽带。迟子建自己的话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如果一支部落消失了,我希望它完全是自然的因素,而不是人为的因素”[1]。用自然选择的方式来结束原始的游牧生活,鄂温克人才能真正完全的走下山,享受他们本来就应该拥有的一份现代生活。

[1]胡殷红.与迟子建谈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J].文艺报,2006,(2).

[2]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张天舒.丛林中的落日——读迟子建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J].绥化学院学报,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