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敏

（唐山学院 文法系，河北 唐山063000）

中国现代文学从诞生伊始，就产生了很多具有特色的作家和流派。在上世纪30年代的文坛上，东北作家群中的女作家萧红引人注目一时，她以独特的艺术方式为我们展示了东北黑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和悲情故事。但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却命运多舛，30岁出头就与世长辞了。在她如流星样短暂但光彩夺目的一生中，《小城三月》是她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小城三月》作为萧红的绝笔之作，它不仅满含着身在香港的萧红对故乡和故人的思念之情，也富有独特的艺术韵味。这是一部题材、创作背景与萧红其他小说都不同的作品，通过对它进行解读，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萧红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正确评价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一、以小寓大的题材选择

中国的文学，惯于写才子佳人、王侯将相、英雄豪杰的传奇，一直到五四时期，周作人、陈独秀等一批革命先驱批判其为“非人”的文学，开始倡导“人的文学”，自此，世间普通的男人和女人才得到了文学的关注。鲁迅先生作为现代文学的开创者，经常以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琐碎的事件为题，来表现社会的本质和启蒙的艰难。萧红的创作深受鲁迅的影响，《生死场》中的故事，就是东北人民每天经历的事情，人物又大多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但却把东北人民的生存及生命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把生活的真实与整个时代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作品显示了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意义。《小城三月》是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但是笔者认为正如鲁迅先生的《伤逝》并非要写爱情本身，而是探寻个人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关系一样，《小城三月》表层写的是翠姨和堂哥的爱情，实则要写对启蒙的思考。这篇小说的取材是作者身边的普通而平凡的人和生活事件。小说这样描述翠姨：“翠姨生得并不是十分漂亮，但是她长得窈窕，走起路来沉静而且漂亮，讲起话来清楚的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她伸手拿樱桃吃的时候，好像她的手指尖对那樱桃十分可怜的样子，她怕把它触坏了似的轻轻的捏着……。”［1］317她平时关注的也无非是“衣服怎样穿，穿什么样的颜色的，穿什么样的料子，走路应该快或是应该慢”［1］318等琐碎的问题，由此可见，萧红笔下的主人公不是“君子好逑”的佳人，没有倾国倾城之貌，也非名门闺秀，她不带有丝毫的传奇色彩，只是那个时代中的一个普通的女子，一个没有机会读书，但是渴望个性解放、但又无法摆脱封建思想束缚的女子，她和堂哥的爱情也是平常人的淡淡的情感，但萧红正是在这普通人的普通的情感描写中思考着那个时代：女性觉醒了却无路可走。萧红在《小城三月》中表现着她对爱情和人生的感悟，她是一个始终坚持启蒙立场的作家，她的作品中总是或隐或显地表达对中国启蒙的思考。萧红自身较早受到新文化的影响，也一再自我启蒙，追求个性解放、追求人格尊严、追求平等，但毋庸置疑，她自身是一个悲剧，翠姨也是悲剧，从她们身上来看，现代启蒙、尤其是女性启蒙是不成功的。在上世纪的40年代，封建道德意识依然顽固地钳制着人们的思想，女性的婚姻爱情悲剧一直在上演，现代启蒙依然任重而道远。《小城三月》是关于启蒙的思考，主题关乎启蒙失败，作品的深远意义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思索。

二、喜中见悲的景物描写

在萧红的作品中，大多弥漫着悲剧色彩。黑格尔曾说：“古典悲剧中，矛盾冲突是在人与人之间、不同的性格之间展开；而近代悲剧中，性格本身发生分裂，两种对立的意图在同一个性格之中进行斗争，矛盾冲突同时是在性格内部展开的。”［2］《小城三月》中的翠姨，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她的思想中有封建的因子，不能违抗母命，但又要读书，有对自由、文明的渴望，无疑，翠姨就属于这种近代悲剧性格。

萧红在《小城三月》开篇就写到了小城的春色：“三月的原野已经绿了，像地衣那样绿，透出在这里，那里。郊原上的草，是必须转折了好几个弯儿才能钻出地面的，草儿头上还顶着那胀破了种粒的壳，发出一寸多高的芽子，欣幸的钻出了土皮……。”［1］316从三月的原野写到春天的动物，再到人的视觉感觉，再到人们对春天渴盼的心理感觉，全都写得历历在目、具体可感，也把春天带给人身心的解放、欢欣表现得淋漓尽致，给人以格外逼真、深刻的印象。就在这万物复苏、春意盎然的季节里，“我”的如花年龄的翠姨和我的堂哥“大概是恋爱了”，这是在寒冷冬季里蛰伏了已久的生命力复苏的声音。在这里，萧红用了类似古典诗歌“兴”的手法，用一物引出要写之物，先讲春天来了，春天的美好，接着就讲翠姨恋爱了。在这里，春天不单是一个季节，萧红还赋予了它象征意，它象征着久在寒冬的翠姨人性的苏醒。她来到“我”家小住，在“我”家相对宽松且“咸与维新”的环境里，她又发现了生活的另一面，有机会接触文明和文化的因子，“我们”带她一起打网球、逛公园、看花灯、开音乐会，在“我们”无意的启蒙下她也更多地了解了读书人的生活，所以这个旧式的女子接受了一些新思想。只要苏醒就有希望，开篇写了沐浴在春风春光中的发芽的小草，翠姨也是在中国土地上追求个性解放和启蒙的像发芽的小草的女性中的一个，她或她们冲破冬的桎梏，满载着欣喜，满载着希望。但在盎然春景的描写后萧红接着写到“自然冷天气还是要来的”，春天虽然已经来了，大地开始绿了，但冬天并未撤退，在不定的时间里，还会有寒冷对绿了的大地进行无情的打击。翠姨深受封建伦理道德文化的影响，对于母命，她觉得应该而且必须服从，她虽然暗恋堂哥，但又觉得自己和堂哥不般配，只能把浓浓的爱意深深地藏在心底。从翠姨对人生的态度上看，她的个性意识已然复苏，只不过这种复苏确实是有限的一点，在封建文化无情的打击之下，她的春天总归要结束。

在小说结尾，作者又写到了春天：“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一掀一掀地和土粘成了一片，坟头显出淡淡的青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年青的姑娘们，她们三两成双，坐着马车，去选择衣料去了，因为就要换春装了。她们热心地弄着剪刀，打着衣样，想装成自己心中想得出的那么好，她们白天黑夜地忙着，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1］346－347这与开篇的景物描写相呼应，在寒意渐退、万物复苏、满是希望的春天里，年轻的翠姨微笑着向我们走来，结尾还是在一个生机勃勃、暖意融融的春天里，依然是欢腾的场面，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翠姨的生命苏醒在春节，毁灭也在春季，大自然春光依旧，草长莺飞依旧，喧闹依旧，所有的绚烂映出时人世事的悲凉。翠姨去了，无声无息，在这热闹的春季里，人们已不记得了那个和春天一起萌发的姑娘，只有“我”这个小女孩盼望载着翠姨的马车来。春天是转瞬即逝，青春也如此，下一个春天还会到来，可翠姨不会再来了。一个美丽年轻的生命消失了，并没有在世上留下任何痕迹，人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年轻姑娘的欢乐忙碌更反衬出翠姨的寂寞与悲凉。

在小说中，作家用以乐现悲的手法，营造出一种缠绵忧伤的氛围，传达出意蕴无穷的人生感慨。这些描写中既寄予着“我”悲凉的记忆之情，又蕴含着萧红自己人生如梦的身世之叹，外在的物象构成了作者内在心理情绪的客观对应物，二者的结合形成了情景交融的意境，流淌出令人难以忘怀的寂寞。尽管在小说中象征宁静、恬淡、活力、希望的绿色在作品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甚至连主人公的名字“翠姨”都带有绿色，给我们以春风拂面的感觉，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的色彩之乐，丝毫没有弱化小说的悲剧色彩，正如鲁迅笔下的阿Q自己抽自己嘴巴一样，喜中蕴悲，更加强化了这种悲剧色彩，从而形成了必要的审美张力。

三、淡化情节的结构方式

自“五四”开始，中国小说在思想倾向、艺术形式、美学追求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小说的散文化便是小说在形式上的突破之一。小说的散文化形式大大突破了中国古典小说以讲故事为主、追求情节引人入胜和结构完整性的传统，叙事性特征大大减弱，故事和情节都退居到次要的地位。从鲁迅的《狂人日记》《伤逝》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诸多的作家都有过散文化小说的创作实践。“五四”后的这些作家大多受到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中，更倾向于西方，他们作为“反传统”的一代，大胆地破旧立新，抛弃传统小说的写法，把现代性因素融入小说创作中来。在他们的小说中，不注重写那些因果关联、波澜起伏的情节，而是在平淡的生活场景的勾连中表现真实的生活，小说散文化成为一些小说家自觉的美学追求。萧红的小说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散文化特征，《小城三月》虽是萧红的最后一篇小说，但散文化特征依旧明显。一般说来，小说须具备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但萧红却不这么认为，她曾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柯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3］。萧红像写散文一样写小说，但形散神不散。在《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中，散文化的表现是没有完整的情节和丰满突出的人物形象，只是通过一些生活片断的连缀，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在《小城三月》中，读者可以找到主人公，那就是翠姨，散文化的主要表现就是淡化情节。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限知视角进行叙述，因为不是全知全能，所以，在写翠姨和堂哥的爱情时，“我”只能写“我”看到的场景，而非事件的详细过程。小说只用了五个片段书写爱情主题：第一个片段，翠姨到“我”家来住，晚饭后，大家在伯父的带领下吹拉弹唱、自娱自乐的时候，吹小箫吹得最好的哥哥让翠姨吹，翠姨却不言不语，站起来跑到了她自己的屋子去了；第二个片段，翠姨订婚之后来到“我”家小住，大家都高兴得打网球，只有她站在旁边若有所思，总是痴望着堂哥上学的城市哈尔滨；第三个片段，过年看花灯的时候，翠姨在路上一直看着穿西装的哥哥；第四个片段，大家一起讲故事的时候，只要哥哥讲，翠姨会比我们这些小孩子留心听；第五个片段，有一天的晚上，“我”找不到了翠姨和哥哥，进到屋里，发现只有哥哥和翠姨在，见“我”进去他俩马上就散了，出来后哥哥和“我”下棋总是输。这样的一种叙述方式没有侧重爱情的始末，因为第一人称叙述的“我”懵懵懂懂，所知所感都是有限的，所以爱情本身的详细过程就被简略化了。另外，萧红描写了一系列与翠姨的爱情看似无关的生活情境和生活片断，如“我”和翠姨满城买绒绳鞋、晚饭后“我们”在伯父的带领下开音乐会、已订婚的翠姨和“我们”一起打网球、过年晚上到街上看花灯、吃晚饭伯父调侃翠姨等，这些生活情境的高浓度叙写极大淡化了故事的情节性和戏剧性。虽然读者还能从小说中打捞出故事的过程，但它却被那些生活情境打断了、冲淡了，小说呈现出散文化的形态。

［1］萧红.小城三月［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2］俞汝捷.小说二十四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44.

［3］聂绀弩.高山仰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