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盼

（北京语言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100000）

魏晋南北朝也是一个文学高度自觉的时代，“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曹丕《典论·论文》），文学不再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治教化的工具，而是真正不朽的事业，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正当此时文学摆脱经学的束缚，开始寻找其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于是，死亡这一文学永恒且在当时尤其突出的主题，成为汉末魏晋南北朝文学无处不在的内容。从《古诗十九首》中对自我生命短暂的忧虑到潘岳《悼亡诗》对亲人死亡的痛苦，再到陶渊明《拟挽歌辞》对死亡的泰然，时人对死亡的关注从未减少，且因时代背景与文人个性的不同，对死亡的关注也呈现出不同的角度。临终诗文①本文中临终诗文指诗人面对自己死亡，即将离世时所留下来的诗文，包括文人自以为将死而留下来的诗文。所引临终诗出自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2006年版；所引临终文出自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文中不再注出。是一个人真正面对自己死亡时所留下来的篇章，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因为死亡来临时，一切的修辞手段都是苍白的，生者对世间的留恋，对人事的遗憾等情感都深深地体现在诗文中，而作为文人，其生平的艺术修养又使其诗文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色。

一、情感真挚动人

情感是人生命中最具价值的部分，而人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其情感的体现又赋予了作品以生命和价值。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所指出：“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1］109可见，情感是一切作品的生命和灵魂。在秦汉时期，诗歌的情感性已为人们所认识。然而汉代的儒学诗教更加强调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忽略了文学的情感性，作者不能直露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而是必须“温柔蕴藉”“归于讽喻”。随着汉王朝的解体、儒家地位的下降以及个体的觉醒，汉末魏晋南北朝文人开始在诗文作品中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情感表达越来越浓烈。如曹植的《洛神赋》以梦境的形式描写了人神相恋的爱情故事，作者大胆地表达了爱情，把人们心中隐藏最深但最真实普通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文学摆脱了名教的束缚，把个人真情实感的表达放在重要的位置。《宋书·谢灵运传》云：“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2］陆机更是提出“诗缘情”的观点，把“缘情”作为诗歌创作的本质特征，并在当时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如《文心雕龙·知音》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1］158个人强烈情感的表达成为六朝文学重要的特征，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也指出魏晋文学“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抒情性的感性的、‘纯’艺术产生了。”［3］这种纯抒情的文学始于汉末的《古诗十九首》，人生的各种复杂情感，如爱情、离别、相思、怀乡、行役、命运、劝慰、愿望、勉励等在诗中反复吟颂。

临终诗文能真实地体现临终者的心情，面对自己一生的终点，千言万语，婉转深情都汇于笔端，悔恨、害怕、忧虑等各种情感到处可见，爱国之情、亲情、友情等感人至深。

死亡意味着世间一切的消失，对此，临终诗文中流露出悲痛之情。如吴国陆绩临终前发出“遭命不幸，呜呼悲隔”（《自知亡日为辞》）的将死而悲痛不已的感慨！普通人如此，即使身为帝王，面对死亡的痛苦也不能稍免：“今遘疾殆不兴，是用震悼于厥心。千龄眇眇，未堪艰难。”（晋·司马衍《遗诏》）

不同的人临终前所感之事、所怀之人也各不相同，故诗文中所抒发的情感也各有差别。如悔意之意刻骨铭心：魏国中山王元熙《将死与知故书》举李斯黄犬狡兔之感，陆机华亭鹤唳之叹实为悔不当初之悲痛，自己亦步后尘，此时想欣赏自然风光、吟诗作赋等简单之事已不能，悲藏文中，恨从心出。如对家人的牵挂之情溢于言表：魏国公孙瓒《遗行人文则赍书告子续》一文先传授其子作战之法，最后感叹：“不然，吾亡之后，天下虽广，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体现出对自己死后其子生命的深深担忧之情。又如爱国爱民之深情随处可见：朝臣临终上表朝廷，望帝王能兴王业以安民，为不能报圣恩而愧痛不已，“愿陛下留意听采，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吴·孙登《临终上疏》）；“仰恋天恩，悲酸感结”（晋·陶侃《上表逊位》）；更有直接遣责奸臣或帝王之失的诤诤直言：胡母班的《与王匡书》痛骂王匡“张狼虎之口，吐长蛇之毒，恚卓迁怒，何甚酷哉！”“悖暴无道之甚者也”，视王匡为血仇，临终大骂，大快人心。陈后主荒淫无度，傅縡《狱中上陈后书》一文开篇指出古之贤君“恭事上帝，子爱下民，省嗜欲，远谄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而现在皇帝则溺于酒色，媚于淫昏，“恶忠直若仇雠，视生民如草芥”，导致民怨神怒、众叛亲离，故“恐东南王气，自斯而尽矣”。毫不隐晦地指责帝王之过，实为忠臣直言，忧国忧民之情在力透纸背的字句中渗透而出。

相对于其他文章，临终诗文所表达的感情更真实，有见字如人的感觉，读者能深切地体会到临终者的真情实意。临终诗文体现的无论是个人的悔意与悲愤，还是爱国恋家之情感，都为死者临终前集中、真实且深刻的情感体现，少了虚情假意的装饰，留下了令人震撼的深切真情，动人心怀。

二、语言自然晓畅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文学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文人们有着更大的兴趣去关注文学自身的一些特点，开始积极主动地去改良文学的语言。“在曹操‘勿得浮华’这类指令的影响下，魏初文章颇有‘不尚华词’的倾向。但是，在这以后，文章又有趋向靡丽的一面。这是因为东汉文章的发展已经有些趋向华词，这种趋势到了汉末更加明显。汉灵帝就是‘颇好俳词’的。到了魏初，尽管有些文章‘不尚华词’，而另有一些文章却不免仍然沿着华丽的方向发展。”［4］魏晋以后，这种追求辞藻华美的风气也愈来愈盛。然而临终诗文整体却呈现出语言自然之特色，少华丽之词的装饰。

临终诗文为人临终前所写，文辞的华丽在死亡面前失去颜色，没有炫才展能之心理，只是想把自己临终前真实的想法记录下来，让览书之人明了，故临终诗文的语言较直白，易通晓。

汉末郑玄可谓儒学大家，其临终前《戒子益恩书》中回忆自己的一生，缓缓而谈：“吾家旧贫，不为父母群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衮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奉手，有所受焉。遂傅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从自己家境说起，求学经历，为官之路一一道来，少修饰之辞，像话家常般把自己的一生之事告诉后人。魏国韩暨《临终上疏》：“生有益于民，死犹不害于民。况臣备位台司，在职日浅，未能宣扬圣德，以广益黎庶。寝疾弥留，奄即幽冥。方今百姓农务，不宜劳役，乞不令洛阳士民供设丧具。惧国典有常，使臣私愿不得展从，谨冒以闻，惟蒙哀许……”韩暨临终上书朝廷，请求自己死后不要按国典之祭礼劳民伤财，文中少了上疏之文词丽藻的堆砌，用直白的语言把自己的愿望表达出来。宋武帝刘裕《疾甚下手诏》一文安排死后的朝廷置兵，以防他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南齐崔慰祖《临卒与从弟纬书》叮嘱其弟自己所写之书的情况及如何处置其书，一一交待，不厌其烦，通俗明晓。北魏中山王元熙《绝命诗二首》：“义实动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节。将解七尺身。”“平生方寸心。殷勤属知己。从今一销化。悲伤无极已。”两首诗均短小简明，第一首表明自己为忠义而死的决心，第二首则表明以此心而寄知己。平铺直叙的语言中却有震憾人心的情感。

无论是士人还是帝王，无论是上书朝廷还是遗书后人，临终诗文语言直白易懂，体现临终者心中最真实声音。而另一方面来言，临终诗文中多安排自己死后葬礼的内容，故语言的通畅是表达内容的基本要求，以便后人能清楚明了而不容有误地按照自己的要求执行。如：“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数枚，其余一无所设。”（魏·裴潜《遗令子秀俭葬》）“朝卒暮殡，幅巾布衣，葬不择日。”（晋·庾峻《遗敕子珉》）“朱服不得入棺，祭则酒脯而已。世人以仆妾直灵助哭，当由丧主不能淳至，欲以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南齐·王秀之《遗令》）“凡厥终制，事从省约，金银之饰，不须入圹，明器之具，皆令用瓦，唯使俭而合礼，勿得奢而乖度。”（陈·陈顼《遗诏》）“命尽之后，翦落须发，被以法服，以沙门礼葬于嵩高之阴。”（北魏·裴植《临终遗令子弟》）

葬制的安排比较细致，所著之衣、随葬之物、下葬之时、祭祀之品以及葬制的方式等在临终诗文中都有清楚的说明，故语言直白易懂，以便后人明了而不违其意。

三、固定典故的运用

用典是一种文化积累的现象，自从有了文化的积淀，就必然伴随着用典的开始。六朝文学摆脱政治附庸地位以后，着力突出自身特征以及崇古存古的民族心理，再加上类书的出现的方便，使得用典使事在六朝蔚为成风，尤其以南朝更为兴盛，正如刘师培指出：“自宋代颜延之以下，侈用典事。学者浸以成俗。齐、梁之际，任昉用事，尤多慕者，转为穿凿……因是各体文章，亦以用事为贵。”［5］《南史·王僧儒传》云：“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时重其富博。”［6］《陈书·姚察传》云：“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见，咸重其博。”［7］可见，富博文才受当世人的尊重，并成为模仿的对象，文中大量使事用典。不同于其他文章博用典故之迹，临终诗文中虽不乏典故的使用，但典故走向固定化。临终者在其诗文中经常运用曾子、结草等典故来表达自己临终思想，抒发临终前的特殊情感。

《论语·泰伯第八》记载曾子临终前的话语：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8］514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8］519

第一则为曾子病后召集弟子，表明自己将逝，其引用诗经之句，回忆自己一生都处于谨慎不安的状态中，死亡则意味着这种不安的结束。第二则记载曾子病时，孟敬子慰问他，而曾子指出自己将死，说的话都是真心实意的，告诉孟敬子为君之道，望其能行之。

曾子所言“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表明人面对死亡发现世上的一切即将消失时，没有了功名利禄追逐之心，没有勾心斗角阴谋之思，更多的是自己情感的真实流露，从为他人好的角度来遗言，愿听者能行其所言。汉末魏晋南北朝诗文中多引用曾子典故，表明自己所书所写内容的真心实意：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傥或可采，瑜死不朽矣。（汉·周瑜《疾困与吴主权戕》）

臣闻“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故子囊临终，遗言戒时，君子以为忠，岂况臣登，其能已乎？愿陛下留意听采，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吴·孙登《临终上疏》）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诚。（晋·应詹《疾笃与陶侃书》）

谛听吾言。闻曾子有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启予手，启予足，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于此，史功不成，没有遗恨。汝等以吾之故，并得名位，勉之勉之！以死报国。（北魏·崔光《疾甚敕子侄等》）

临终诗文中引用曾子典故，表明自己所言不带任何虚假，真诚之心尤胜曾子，所以希望览者能明其心，采其言，行其事，则死而无憾矣！

临终诗文中亦多引用“结草”典故，表明平生荷国恩而未报，故愿结草以报之：

臣百疾所钟，气力稍微，辄自舆出，归还里舍，若遂沈沦，魂而有知，结草以报。（魏·高堂隆《疾笃口占上疏》）

方当身膏鈇钺，诒诫方来，若使魂而有灵，结草无远。（宋·孔熙先《狱中上书》）

今日冥目，毕恨泉坏，若魂而有知，方期结草。（梁·袁昂《临终敕诸子》

臣虽暗劣，敢忘前志，魂而有灵，结草泉壤。（北魏·张衮《疾笃上明元帝疏》）

臣宿被刍豢，先后衔恩，欲报之期，昊天罔极，亡魂有知，不忘结草。（北魏·张彝《临终口占上启》）

“结草”的典故出自《左传·宣公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晋，次于辅氏。壬午，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还。及洛，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9］“结草”后指受恩深重生死相报，即使死后也不忘其恩。

“结草”典故多次出现在士人临终前上书朝廷之文中，表达了士人临终为报国恩君德，至死不忘的款款忠心。

曾子、结草典故的固定运用体现了临终者相似的心态：曾子典故运用体现了人面对死亡展现的是自己最为真实的一面；而结草典故的使用则表明其忠国爱君之心至死不渝。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典故背后的丰厚内涵，使诗文的内容更加丰富、简洁而有说服力。

四、理性的随处显现

临终诗文认识死亡、总结生平，因而带有更加鲜明的实践理性的色彩。“自古有死，贤圣所同。寿夭穷达，归于一概，亦何足特痛哉！”（晋·司马绍《遗诏》）“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晋·王祥《训子孙遗令》）“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宋·范晔《临终诗》）

从古到今，无人能免死，有生则有死，自然之理。既然人都要走向死亡，那么生命长短又有何关系呢？为什么要悲痛呢？所以，应该从理性的角度来认识和接受死亡。

临终诗文，无论是上书朝廷愿君能行其言，还是帝王托臣辅国，都带有说理的色彩。尤其是上书朝廷之文，士临终前多进谏皇帝为君之道、治国之方，但并非开篇言之，而是层层递进，慢慢地展开所说之理。如魏国高堂隆《疾笃口占上疏》先引曾子典故表明自己之忠心，希望帝王能改前过而兴来事。但下面内容没有直接就说应该如何做，而是从历史的角度，通过对比圣王与昏君之所作所为来提醒帝王汲取历史的教训，然后又从现实的角度来指出天象之异，再一次地引起帝王的警惕，最后才进谏帝王应该选贤人，行德政。迂回宛转，先以情动之，再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引起帝王警惕，最后进谏帝王兴国之道，可谓情理并茂，且有理有据，极具说服力。晋纪瞻《久疾上疏》与北魏王叡《疾笃上疏》等文亦为此类，以情动之，以理说之，情理兼备。而帝王遗诏中委托大臣国事也多以为臣之忠等理说之，愿其能真心辅主，以兴国事。如晋明帝司马绍《遗诏》所言：

衍以幼弱，猥当大重，当赖忠贤，训而成之。昔周公匡辅成王，霍氏拥育孝昭，义存前典，功冠二代，岂非宗臣之道乎？凡此公卿，时之望也。敬听顾命，任托付之重，同心断金，以谋王室。诸方岳征镇，刺史将守，皆朕捍城，推毂于外，虽事有内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谁捍牧圉？譬若唇齿，表里相资。宜戮力一心，若合符契，思美焉之美，以缉事为期。

明帝引用周公、霍氏之典故言明为臣之道，托之幼主，接着赞众臣，望内外能同心合力，又以唇亡齿寒之理告诫大臣应以和睦为贵，共助王室。文章说理充分，极具说服力。

陈宣帝陈顼《遗诏》中亦要求大臣们能“尽忠诚之节，当官奉职，引翼亮之功，务在叶和”，即以职责所在为理，以忠诚之心为由说服大臣能真心助主，而非内外失和以覆国。

临终诗文中对后人的劝诫，均为临终者经历人生后的深刻体会，充满了哲理的智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蜀·刘备《遗诏敕后主》）“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万石周慎，安亲保荣。世务纷纭，祗搅予情。安乐必诫，乃终利贞。”（晋·嵇康《幽愤诗》）“吾亡后，当共相勉厉，笃睦为先。才有优劣，位有通塞，运有富贫，此自然理，无足以相陵侮。”（南齐·萧嶷《遗令》）“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妒；疑思问，言思审，行思恭，服思度；遏恶扬善，亲贤远佞；目观必真，耳属必正；诚勤以事君，清约以行己。”（北魏·源贺《遗令敕诸子》）

临终者从个人亲身经历的角度给后人留下了为人处世、治国理家等方面的珍贵财富，言简意远，发人深醒。

汉末魏晋南北朝玄、佛大兴，故有的临终诗文中还体现出玄言、佛理之味。如：“四大起保因。聚散无穷已。”（晋·苻朗《临终诗》）“千月本难满。三时理易倾。石火无恒焰。电光非久明。”（陈·释智恺《临终诗》）

一切都是因缘合和而成，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如石火不可能永远有火焰，电光不可能永远明亮，一切都是无常变迁的，故人的身体也如焰光般变化而消失。既然如此，那么生死无常，就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南北朝佛教极其兴盛，对当时人乃至后世百代的影响极大，故谢灵运、沈约等人的临终诗文中言及生死等内容均染上了佛理的色彩，佛教徒临终诗文中佛理更是无处不在。

所以，临终诗文充满了理性的色彩，汉末魏晋南北朝玄学与佛教的兴起，又加深了临终诗文中的理性思考。

总观汉末魏晋南北朝临终诗文，临终诗仅存20首左右，而临终文则有150篇左右，数量相差较大。从文体而言，临终文有诏、令、疏、表、书、启等文体，这些文体更适合于表达临终者对国事的关注、对子孙的告诫及葬礼的安排，遗书对象明确，表达内容清楚明白。而诗歌更注重于个体情感的抒发，没有明确的遗文对象。人临终前一般想到的多是对世事的眷恋，对他人的挂念，诗歌独特的艺术性会减弱这种情感的真实性及清晰性，故作者临终遗言多留文而少写诗。

临终诗文为人真正面对死亡时所书写，集中体现个体对死亡的认识，正是这种特殊性，使临终诗文具有情感真切动人，用语通俗明白，典故的固定使用、理性的随处显现等艺术特色，因而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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