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智勇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有金一代，叛乱问题一直困扰着金朝的历代政府，在《金史》记述中，涉及此类问题的记载大约有四百三十多处之多。叛乱致使金朝内耗不断加大，国力严重削弱，加速了其亡国的进程。发生在金末动荡之际的崔立叛乱很具典型性，对其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金朝衰亡的社会历史。

一、崔立叛乱的过程

崔立（？-1234年），金朝将陵（今山东德州）人。“少贫无行，尝为寺僧负钹鼓，乘兵乱从上党公开为都统、提控，积阶遥领太原知府”。1232年蒙古军队围攻金朝南京（今河南开封），哀宗逃往归德府，“留参知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史完颜习你阿不权行尚书省兼枢密事，以余兵守南京”。崔立由安平都尉升至京城西面元帅。

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正月二十二，崔立与孛术鲁长哥、韩铎、药安国等人发动叛乱，率甲士200人攻入尚书省，杀死留守的二相完颜奴申、完颜习你阿不，同天杀左司郎中纳合德晖、点检温屯阿里、左副点检完颜阿散、奉御忙哥、讲议蒲察琦、户部尚书完颜珠颗等数人。之后在尚书省召集留守百官商议立卫绍王太子完颜从恪监国之事，其理由是卫绍王太子完颜从恪的妹妹（公主）现在蒙古军中，可立从恪监国主持议和，并带兵入宫胁迫太后，逼封从恪为梁王，虚为监国。而崔立自称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郑王，封弟崔倚为平章政事，崔侃为殿前都点检，其党羽孛术鲁长哥为御史中丞，韩铎为副元帅兼知开封府事，折希望、药安国、张军奴、完颜合达并为元帅，师肃为左右司郎中，贾良为兵部郎中兼右司都事，操纵朝政。之后，崔立派使者到蒙古军中投降，并下令放火焚烧京城楼橹，以表明投降诚意，蒙古军队暂时按兵未入城。不久，崔立又将梁王与宗室近族全部软禁宫中，派心腹看守。又假借供应军备为借口，疯狂搜刮开封城内金银、粮食，横征暴敛，手段残酷，很多人被杖死，也有不堪忍受拷讯而自尽的。仅七八天就死了上万人，民怨沸腾。四月，崔立将两宫太后、梁王、荆王及诸宗室、三教、医匠、绣女押赴北方。蒙古军队入南京城劫掠。

崔立的残暴激起金朝官民的痛恨，都尉李崎、李贱奴、李伯渊计划杀掉崔立。六月，传闻南京附近有宋军，李伯渊等人乘夜放火烧外封丘门，以恐吓崔立。第二天一早，李伯渊等人约崔立前往巡察，在回来途中，李伯渊刺杀了崔立，又斩杀折希颜、苑秀，将崔立尸体系马尾，号召众人说：“（崔）立杀害劫夺，荒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无有，当杀之不？”万口齐应：“寸斩之未称也。”于是斩崔立首级悬木上，望承天门祭哀宗，随后藉抄崔立家。

二、崔立叛乱的原因分析

关于崔立叛乱的诱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一些偶发的因素，也有一些特殊的必然因素。

第一，民心思变，崔立之叛势在必行。南京被蒙古军队围困九个月后，哀宗借口东征而败逃归德，以孤城弱卒托付昏庸无谋的二相，使得“京民大恐，以为将不救矣。”南京官民多数认为哀宗已经放弃了他们，一时之间民怨沸沸。而九个月的围城加上金政府的不断搜刮，城内粮食几近断绝，米价高涨，每升达白银二两，“贫民往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载数车出城，一夕皆剐食其肉净尽。缙绅士女多行于街，民间有食其子。锦衣、宝器不能易米数升。人朝出不敢夕归，惧为饥者杀而食。平日亲族交旧，以一饭相避于家。又日杀马牛乘骑自啖，至于箱箧、鞍革詹诸皮物，凡可食者皆煮而食之。其贵家第宅与夫市中楼馆木材皆撤以爨”。南京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官民处于绝望之境，人心日渐不安，认为城破只是一朝一夕的事，“众谓不久当大溃”。而当政的二相既无纳谏之度，又无去敌之谋，只知一味死守。而死守的条件又显然是不具备的，一则是由于粮食殆尽，“上下如在陷阱中，且相继殍死”；二则是国君离都远逃，人们忠君君不在，报国国将破，人心尽散；三则是孤城弱卒，士气低落。绝地求生苟且偷安的欲望使得官民中投降一时成为主流思潮。“时外围不解，议者以为上既去国，推立皇兄荆王，以城降，庶可救一城生灵，且望不绝完颜氏之祀，是亦春秋纪侯大去其国，纪季以入于齐之义，不得已者”。但金入关日久，儒家忠君报国的纲常影响使得人们的这种思潮仅限于各自心知肚明，私下议论，却不敢公开在政堂上陈说。“朝士皆知，莫敢言。”时人刘祁在《归潜志·录大梁事》中说，他曾向左司郎中杨居仁说起这件事，杨居仁说：“是事固善，然孰敢倡者？彼二执政亦知之而不敢言，且不敢为也。”刘祁认为杨居仁说的是有道理的。不仅刘祁，元好问也极力鼓吹向蒙古军队投降，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安社稷，救生灵”。而二相各种借口的一再推诿，使得情势紧张的南京城内官民更加愤愤不平，“众愤二人无他策，思有一豪杰出而为之救士民”。所以，当崔立叛乱杀二相后，“众皆称快”，不但无人反对，反而认为崔立做了大家想做而末做之事，是救世主。金人郝经《辨磨甘露碑诗》中说：“国贼反城以为功，万段不足仍推崇……且莫独罪元遗山”，显然崔立的叛乱是顺应了当时的“民心”的，是当时的局势造就了崔立的叛乱。

第二，崔立对金一直愤恨于怀，早有篡夺的野心。崔立本是贫苦游民出身，步入仕途基本是不能可的。但金末的战乱局势给了他机会，其通过战功当上了地方义军的都统、提控、遥领太原知府，这些都是低级军官或边偏之地的虚职，崔立曾希望朝廷能授予其实职。但是，金代作为异民族入主中原后，对汉人是防范严密的，“又偏私族类，疏外汉人，其机密谋谟，虽汉相不得预”，像崔立这种游民出身的下级官吏进入朝堂的几率是很小的。“正大初，求入仕，为选曹所驳，每以不至三品为恨”，所以崔立一直因金政府对自己压制而愤愤不平。金哀宗逃离京城后，民怨汹涌，崔立长久以来对金朝廷的怨恨在个人野心的膨胀下暴发了。早在天兴元年时，他就开始结纳私党，为将来叛乱做准备了。他将贫困潦倒的药安国安置在自己身边，每日给其好吃好喝以使药安国忠于自己，协助叛乱；他把自己的家眷很早就安置在自己管辖的西城墙上了，以便于自己叛乱不成时而逃跑；为防消息泄露，以一起吃早饭为名杀死了都尉杨善。可以说，崔立叛乱是早有预谋的。叛乱之初，官民士庶是希望继续建立以完颜氏皇族为首的政权，并以不绝完颜氏之祀、保全一城生灵为条件投降。但崔立叛乱后不久就疯狂为自己捞取权势、金银珠宝，残害百姓，更软禁了梁王与宗室近族，并自己穿着皇帝的服装和使用皇帝的车架去蒙古军中投降，“欲仿金初刘豫之事做蒙古的傀儡皇帝，乘时僭窃”，还逼金两宫太后给金哀宗写劝降信，向自己投降，以便向蒙古主子邀功。可见，崔立叛乱更是其个人野心私欲膨胀的结果。

第三，金朝执政者昏庸无能，给了崔立叛乱可乘之机。金中后期以来，统治者重用近侍，这些人大多为“膏粱子弟，惟以妆饰体样相夸，膏面镊须，鞍马、衣服鲜整，朝夕侍上，迎合谄媚”，往往除了对上谄谀、玩弄权谋之外，对治国、强国毫无办法，昏庸无能，国家有事时往往玩弄官场推诿之术，结党营私，阻断进贤之路，朝政日益混乱。“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凡有人言当改革，则必以生事抑之。每北兵压境，则君臣相对泣下，或殿上发叹吁。已而敌退解严，则又大张具会饮黄阁中矣。每相与议时事，至其危处，辄罢散曰：‘俟再议’”。金末尽管国家残破，危机四伏，官员仍然粉饰太平，听喜不听忧，当地方灾异或民间疾苦上奏时，当政者往往阻断言路，上下欺瞒，美其名“恐圣上心困”。遇事讨论往往不置可否，低言缓语，相互推诿，号称是“养相体”。“宰执用人，必先择无锋钅芒、软熟易制者，曰‘恐生事’”。这也就很好理解像仆散七斤那种不知纪纲是人是物这样的人也能当宰相了。其实崔立叛乱前已经有各种迹象了，而且民间已经开始风传崔立和药安国要反叛了，但二相完颜奴申、完颜习你阿不竟然不采取任何措施。当元好问、城中留守官吏、父老向其陈明利害时，阿不等人只是说：“我知之矣，我知之矣”。昏聩之态展露无遗。最终招致众叛亲离，坐视崔立叛乱发生。可以说，金朝执政者的昏聩不作为，给崔立叛乱提供了可乘之机。

综上所述，金代末期伴随着统治集团的腐败和道德沦丧以及国力的衰败和边疆危机的加剧，叛乱问题已经成为金代的一个常态问题了，崔立叛乱实质上正是金代复杂社会危机的集中体现，无疑使岌岌可危的大金帝国雪上加霜，最终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逐步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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