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虹光

（广播电影电视管理干部学院，山西 太原 030013）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杰出人物，他的小说理论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作为坚实基础，形成了通览时代与社会、敢于创新与发展的基本特色。1902年梁启超创作了具有近代政治小说样本意义的《新中国未来记》；此前他翻译过日本作者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此后又翻译过法国著名“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十五小豪杰》等作品；他还创作过杂剧传奇《新罗马传奇》、《劫灰梦传奇》，等等。因此，其小说理论持论本色当行，阐述发人深省，确实能够有效指引近代的小说创作，影响是较为深远的。他的小说理论主要体现在发表于1898年《时务报》上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902年发表于《新小说》创刊号上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新中国未来记〉序言》，以及发表于1915年的《告小说家》等数篇文章中。

一、梁启超小说理论的文学革新意义

作为政治小说鼻祖的梁启超，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他认为，只有“先新一国之小说”，才能够革新一国的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和人格。即他所说的“故欲新道德，必欲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而作为文艺批评家和文学家的梁启超，他又充分揭示了小说“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之力”，阐明了小说艺术的基本特征、基本创作方法、艺术史地位、社会功用及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梁启超将小说艺术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浅易多趣，雅俗共赏；“导游境界”“变换空气”；“摹写情状”“彻底发露”“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所谓浅易多趣、雅俗共赏，是强调小说属于自有文学以来最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欣赏体制，同时也是最能包容各式趣味、雅俗兼容、大俗大雅的文学形式。所谓“导游境界”“变换空气”，指的是小说最容易充分展示新时代新社会的气象和场景，从而引导人生新的境界，也最易造成社会舆论转瞬之间翻新变化、引发众议、大家参与的社会氛围。因此借小说作为鼓动和宣传的有效工具，是近代史上改革家们欲为政治革命做舆论准备工作的最佳选择之一。东、西方的历史变革中都证明了小说这一文学利器的创造心境与打造声势的作用。因而梁任公认为，“摹写情状”与“彻底发露”是小说最大的优势之一，诗歌、散文、剧本都无法超越小说的容载量和深刻揭示历史时空转换的优越性。而“感人之深，莫此为甚”的论断则早已被话本和拟话本以来的小说创作翔实地证明了。明清以《西游记》和《红楼梦》为代表的诸多长篇巨制的诞生，使这一论证更加深入人心。

以上述特点为依据，梁任公将小说的创作方法归纳为“理想派小说”与“写实派小说”两种，揭示出艺术创作领域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这样两种创作思潮、方法的分野。他还充分肯定了小说的崇高艺术史地位是：“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这些论述都极大地影响了近、现代文坛上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的持续创作与高潮迭起，最终形成了近、现代文坛小说创作大繁荣、大发展的格局。这里应当注意，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以载道”说的翻版，而是适应于近、现代社会改革的、肯定通俗小说崇高地位的、适应大众审美需求的文学革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及其实践，最早奏响了近现代文化革命的号角，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滥觞。开一代小说之文风，立新文学叙事之纲目，非梁启超莫属。

二、梁启超小说理论的政治革新意义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是为革新近代社会、唤醒国民意识和振奋民族精神服务的，故其“小说界革命”的思想与其“诗界革命”的理论遥相呼应，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和改革意愿。在梁启超以前的古典小说理论中，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战斗性、十足的通俗性和鲜明的功利色彩。因此，“小说界革命”的提出不仅仅是他小说革新的宣言，也是作为其社会改革一部分的小说界革命的政治宣言。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高瞻远瞩地意识到：要想改革，必先新民；而要新民，则必须先新小说。因为通俗小说在下层社会中有着最为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往往左右着世俗民众的思想道德发展趋向。诸如《三国演义》具有农民起义者可资参照的军事教科书的意味，《水浒传》具有江湖结义、伸张正义的政治功效，足见小说可以为社会大众的所谓群治改革发挥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因此，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小说界必须首先革新体例与语言，宣传革新与改良思想。这一主张既是作为当时改革者最明智的选择，也是梁启超对于近代文艺理论的创新，是他对于小说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沟通互动的辩证关系所做的最为详实的阐发，因而其理论阐释具有独特的创新意义。

梁启超认为，小说的主要社会功用有“四种力”：“一曰熏”“二曰浸”“三曰刺”“四曰提”。即依次为道德熏陶作用、心理浸染作用、社会惊警作用、思想启悟作用。正因为有上述种种基本特征和重要社会功用，所以小说文学能够深入人心、主导世俗。即他所说：“小说之为体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终不如其嗜小说，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这种认识非常深刻，是他将社会学与心理学以及艺术学贯通一体、综合研究的理论结晶。更为精辟的在于，梁启超看到了旧小说是与旧道德、旧风俗相一致，大都是为统治者服务、为正统文化代言的。大量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小说所传达的“慕科第若膻，趋爵禄若骛，奴颜婢膝，寡廉鲜耻”“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的现象，确于小说中普遍存在。与其给予民众深刻影响的浮艳狡诈、工于心计的旧风尚也密切相关。对此，任何文化改良与社会改革者都会感到触目惊心，深感文学艺术自我救赎的责任重大，直至当代仍是如此。处于当时中国满目疮痍、民族即将败亡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梁启超及其同时代人会更为关注小说上述正反两个方面的深刻影响；他也必然会在其小说理论中特别旗帜鲜明地加以强调和预警，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并应予以充分肯定的。正因如此，梁启超认为：当时社会涣散，民风日下的基本原因，“唯小说之故”，“知此义，则吾中国群治（即政治）腐败之总根源，可以识矣。”话虽然说得有些绝对化，但他所揭示的小说必定反映现实社会，改革者欲借助通俗小说这一当时最有效的媒介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反对旧思想、旧文化，并通过此举来影响最为广泛的民众民心与民情，使广大民众理解和协助改良运动的初衷是自有道理的。所以他总结自己的政治小说、政治理论观念时说道：“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历史的发展证明，文化的革新与文学的改革，必定是新的社会革命的先兆，与民众的福祉确实关系密切。中国自从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五四文学革命与延安整风运动所掀起的革命文艺运动，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转型与进步，直接引发并推动了政治革命向纵深发展，再一次证明了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理论的进步性、预判性和划时代的理论创新与指导意义。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现代文坛上鲁迅、茅盾、巴金等人借小说创作来为民族和社会呐喊，为下层百姓的苦难与不平而鸣冤，为新社会新时代的新理念而张目的一系列实践活动，都是对于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理论的回应与继承。

[1]吕微芬.21世纪中国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2]张少康.中国历代文论精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