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彩琴

（吕梁学院汾阳师范分校，山西 吕梁 032200）

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领域，法国不仅是发源地，还造就了西欧现实主义的最高成就。这要归功于两位文学巨匠——斯丹达尔和巴尔扎克。他们是法国现实主义的奠基人，并各自以其长篇小说《红与黑》和《高老头》创造了文学辉煌，吸引世代读者伫足品读、仰视沉思。两个世纪的重重历史无法遮挡文学的光辉，物欲膨胀的社会现实越发彰显经典的魅力，让我们回望过去，亲历那信仰与人性的变迁。

一、寻求相同，探索环境的可悲

1.可悲的大环境

斯丹达尔和巴尔扎克处于同时代，也把他们的人物置身于相近的背景中。斯丹达尔处于1783至1842之时，他曾说：“1814年，我和拿破仑一起下台。”他笔下的于连就是一个狂热的拿破仑崇拜者，一心想当上将军爬上高位。巴尔扎克生活在1799至1850之间，虽相距16年，但他的理想是当“文学上的拿破仑”，其座右铭是“我要用笔完成拿破仑用剑未完成的事业。”无论作者本人还是笔下人物都传达出一个信息：共和理想破灭，复辟时代来临。于是两部小说细致刻画了复辟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们心理，都批判了庸俗时代的门第观念和金钱观念，都揭示了人们追求自由却又沦为金钱奴隶的发展悖论。

2.典型的小人物

于连自称“平民的儿子”，拉斯提涅是破落贵族的子弟。他们都是典型的小人物，没有足够的财力和高贵的出身作为上流社会的敲门砖。于是作家在这两个人物身上浓缩了那个时代小人物的许多要素：他们都是有学识、有理想、有抱负且有野心的青年；都是地位卑微、涉世不深，却不屈从命运的安排，想要等待时机、出人头地；都经历了从外省到巴黎的奋斗路线，目睹了上流社会的腐化、虚伪与邪恶；他们的欲望浮沉都与上流社会贵妇人息息相关，都选择女人作为“人梯”；人物性格都在经历“主事件”后得到决定性发展，于连是“枪击”事件后醒悟回归，拉斯提涅是“高老头之死”坚定了野心。个人的力量可以抗拒但最终无法改变整个环境，更何况是这样软弱的小人物面对如此强势的大环境？于连内心的挣扎与拉斯提涅野心的膨胀都是人性使然，更是社会必然。

二、比较不同，阐释选择的得失

1.小说主题之不同

《红与黑》副标题为“1830年纪事”，是一部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的小说，渲染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与爱情层面、风俗层面相比，政治层面无疑是解读该小说最深刻、最重要的层面。首先是题目的政治色彩：“红”最有可能是军服和象征，即对第一帝国的向往；“黑”代表教士黑袍，即教会及复辟时代的黑暗统治。虽然对于书名的含义众说纷纭，但不可否认的是作者在其中蕴含的象征意义。其次是内容的政治倾向性。小说发表后，当时社会流传着“不读《红与黑》就无法在政界混”的谚语。该小说也被公认为欧洲文学史上描写政治黑暗最经典的著作之一。小说正是通过于连的见闻与经历揭露了复辟时期社会的腐败与黑暗。小说也借于连的上升过程描绘了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对此，斯丹达尔曾说：“小说是人们在路边来回移动的一面镜子”。这面“移动”的“镜子”，既能反映人物成长的动态过程，又能折射社会活动的全景画卷。“镜子说”也成了小说政治性的重要依据。

《高老头》拉开了《人间喜剧》的帷幕，通过生动淋漓的父女悲剧，表现了拜金主义的种种罪恶，引发了对“父爱”的颂扬与思考。巴尔扎克提出要当法国社会的“书记”，完成一部描写19世纪法国的作品，他通过精心构筑《人间喜剧》的文学大厦来演绎“包罗万象的社会史”。即便如此，“面对金钱这个社会的轴心”，作者一再声称：“没有一个讽刺作家能写尽隐藏在金钱背后的丑恶。”在创作中忠于现实、摆脱政治观点，是巴尔扎克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他无愧于雨果赞誉的“最优秀的人物”中间的“佼佼者”。

前者的政治渲染，后者的社会写实，让今天的读者得以走近并审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与人情冷暖。

2.作家倾向之不同

现实主义作家因各自审美机制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决定其在反映现实生活时，在外部或内部世界的艺术把握上有所侧重。斯丹达尔是典型的内倾性作家，在心理深度的挖掘上远远超出同时代作家所能及的层次。他自称是“人类心灵的观察家”。表现在小说中，其心理描写简短多样又能时刻深入到人物的灵魂世界，让于连一路徘徊在“诗意”与“世俗”的矛盾中，不断反省，直到结尾“自我”追求的回归。这正是因为作家遵循了心灵的真实。

巴尔扎克则不同，他是典型的外倾性作家，侧重于表现外部社会形态。其作品被誉为“法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于是，封建贵族的没落衰亡、资产阶级新贵族的上升发展以及伴随的一幕幕惨剧轮翻上演。拉斯提涅在“人生三课”后迅速被腐蚀，野心得以成长，一个曾有良知的青年不得不服从社会的判决。这一切，皆因作家恪守了社会的法则。

3.人物形象之不同

一个是心灵回归的失败者，另一个是人性失落的成功者。小说主题及创作倾向的不同，最终需要借助人物形象的特征来体现。于连和拉斯提涅这两个奋斗者形象，可谓“貌合而神离”。

（1）理想追求的不同。于连拥有“拿破仑式理想”，渴望超越阶级的界线，跻身于上流社会，实现其辉煌业绩，从而出人头地。在他内心“即使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这是他生命的全部价值取向。他把这种耀眼的“幸福”等同于人生价值，看作是活着的荣誉。拉斯提涅则不同。作为衰落的旧贵族，他的理想与义务是重振家世、爬上上层、挥金如土、权势显赫。为此小说中写道：“奢侈的欲望像魔鬼般咬着他的心，攫取财富的狂热煽动他的头脑，黄金的饥渴使他口干舌燥。”与于连相比，拉斯提涅更赤裸、更世俗。

（2）性格构成的不同。于连有着复杂多元的矛盾性格：他自尊又自卑，勇敢又怯懦，真诚又虚伪，反叛又妥协，野心又诗意。这种扭曲是由他内心宏伟的理想与外在客观条件的悬殊而造成的。他孱弱腼腆、鄙视贵族，却又只身闯入、勇敢抗争。他不满等级制度，却又不得不依赖他们，甚至同流合污、传递情报、奔走效命。拉斯提涅则相对简单，因为他的痛苦来源于贫困现实与物欲享乐之间的巨大反差。他热情善良，有正义，有野心。为了一套漂亮礼服他写信给家人告急，拿着回信，他一方面责备自己狠心利用骨肉感情，另一方面想到穿上新衣就能出入交际场所，又得意非凡。金钱的召唤使他很快被腐蚀。“人生三课”让他大彻大悟，义无反顿地成为污浊的同类。

（3）奋斗手段的不同。于连和拉斯提涅都受到了上流社会女人的青睐，但二人手段有本质的不同。于连视“女性”为征服对象，为了职责，也曾投入热情与真诚，但从未竭力讨好，也从未糟蹋自己。与其远大理想相比，爱情是第二位的。所以，无论市长夫人还是侯爵小姐，他都只是借来反抗强权以挫败贵族，获取和他们平等的地位。直到生命的尽头，他才懂得了生活的真谛，收获了真挚的爱情。拉斯提涅则凭借自己的风流倜傥去征服几个可做后台的妇女，把女性当做“驿马”来骑，当做“人梯”来用。用时百般讨好，用后即扔。于是他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断更换目标，先后结交了伯爵夫人、公爵夫人、纽沁根太太……全把她们当成踏进上流社会的跳板。

（4）信仰内容的不同。于连视拿破仑为偶像，信仰“个人英雄主义”，主张自我奋斗。他一边奋斗抗争，一边陶醉在自己英雄的胜利中，与周围格格不入。矛盾中的他始终执著坚守自己的信仰，不愿出卖自己的灵魂，这样也使得他卓而不群、充满诗意。拉斯提涅则信奉“极端利己主义”，主张唯利是图。为了金钱与权势的利益，他泯灭良知、不择手段、厚颜无耻。在野心壮大的同时，他彻底堕落，完成了灵魂的蜕变。

（5）结局成败的不同。于连在彻底看清社会真面目后，毅然选择心灵的回归，宁死而不愿苟活。在审判席上，他与贵族彻底划清界线，誓死捍卫自己高贵纯洁的灵魂：“我是一个敢于抗争自己卑贱命运的农民的儿子，我决不会请求你们的饶恕。”“你们是想通过处罚我，来让这一阶级的年轻人永过丧失勇气。”这一席话义正严辞地揭示了上流社会的虚伪，也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于连既想跻身于上流社会，又不愿丧尽天良地出卖自己，最终只能成为上流社会的“局外人”。他付出生命的代价，换来精神的永生。拉斯提涅则正好相反，他在认清金钱的本质后，纵身跳入大海，永不回头。埋葬高老头后，他用手指看巴黎脚下的大地，愤怒地说：“现在，咱们来拼一拼吧。”这副整装待发的架势告诉我们：他把心灵之门关闭了。从此，良知与正义、亲情与道理都被封存。撞开上流社会大门的他，早已回头没有岸！读者知道，拉斯提涅在《人间喜剧》后几部作品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他娶了纽沁根夫人的女儿，被封为伯爵，成为贵族院议员、副国务秘书，大搞投机买卖。一个典型的个人野心的成功者，只是心早已不在。

有评论说：“斯丹达尔和巴尔扎克的对比是世界的两个不同形象的对比……”由此也可以说，于连和拉斯提涅是一个世纪中“两个不同形象的对比”。这种对比，在于作家以文学的形式探寻着年轻人的出路问题，在于两个形象呈现出的两个极端的选择：失败者高扬的人性，成功者失落的人性。时至今日，这样的取舍犹如一个十字路口摆在人们面前，困惑着人们，也考砺着人性，搭建着不同的生活模式。成败与得失对于每个时代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难解的谜题。只要这个谜未彻底揭开，于连和拉斯提涅的抉择就永远存在，他们必将发人深思、引人警醒。

[1]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张家林.读中外名著·悟智慧人生[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5.

[3]斯丹尔达.红与黑[M].郭宏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4]巴尔扎克.高老头[M].夏雪，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