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晓洁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替频繁，儒家思想出现危机，道家思想盛行，崇尚自然，追求自由，才智被推崇。在此背景下，女性从传统伦常礼教的束缚下解脱出来，自身个体意识觉醒，社会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以世族女性为代表的上层妇女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风貌。女子的个性人格、才智风情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世说新语》专设《贤媛》一篇记录魏晋女性的真情、智慧、个性才华。其实，描写魏晋女子的风貌、言行的故事遍布《世说新语》全书。《世说新语》所塑造的魏晋女子形象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

一、魏晋女子真情之觉醒

中国古代妇女深受封建礼教束缚，儒家思想强调男女有别、男尊女卑。封建礼教严禁男女接触，要求女性严守闺房，女性因此失去了同男性进行社交活动的机会。东汉班昭所作《女诫》记载:“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1］这些伦理纲常旨在向女子灌输奴性思想，告诫女子如何做柔弱温顺的烈女贞妇，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魏晋时期，儒学衰微，老庄思想被世人接受。魏晋女子一定程度上挣脱牢笼，开始追求自己独立的人格价值和幸福自由的爱情、婚姻。《世说新语》记录了魏晋执着于“真情”的女子，她们对于情的追求热烈而真挚。《世说新语·惑溺》记载:“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不为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2］922“卿”在秦汉时指代高级官位，但到了魏晋，只用于熟悉或亲昵的朋友间或者上级称呼下级时使用。“贵人不可卿，而贱者乃可卿”，安丰妻子用“卿”称呼自己的丈夫，便是“于礼为不敬”。安丰的妻子是取“卿”中亲昵之意，来表现对丈夫真诚的爱意。

《世说新语·假谲》也载:“温公丧妇。从姑刘氏家值乱离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属公觅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难得，但如峤比，云何?姑云:丧败之余，乞粗存活，便足慰吾余年，何敢希汝比?却后少日，公报姑云:已觅得婚处，门地粗可，婿身名宦尽不减峤。因下玉镜台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镜台，是公为刘越石长史，北征刘聪所得。”［2］857温峤表妹明知温峤欺骗自己的母亲，却不说破，洞房之中，一改女子应有的娇羞矜持，抚掌大笑，称丈夫为老奴。她聪慧率真、嬉笑怒骂，个性鲜明，不再是事事顺从丈夫的奴仆，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个性的生命个体。

魏晋时期社会风气开放，女子不仅能够自由表达心中真情，更敢于对心中所爱进行大胆追求。“韩寿偷香”的故事流传千古，记录的就是贾充之女的大胆痴情、敢爱敢恨，勇敢捍卫自己的爱情、婚姻。“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矫捷绝人，踰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着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余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阁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返，曰:其余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2］921(《世说新语·惑溺》)封建社会，女子成婚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个女子，对男子一见钟情，私定终身，是对封建礼教权威的大胆挑战，虽然后来也得到了父母的同意，但自始至终女子都掌握自己幸福的主动权，忠于自己的感情，不做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二、魏晋女子文学意识之觉醒

中国封建社会中受教育是男子的特权，女子被毫不留情地拒之门外。女子无才便是德，“妇女只许粗识柴米鱼肉数百字，多识字，无益有损也”［3］(《温氏母训》)。男权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用各种荒谬的理由阻止女性受教育。同时，为了维护男尊女卑的封建宗法思想与夫权，从汉朝起，统治者在女子中推广奴化女性思想的封建女教。班昭的《女诫》表面上看是赋予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但实际上其所提倡的妇女教育只不过是局限于治理家务的种种规矩，这些书籍不断向女性灌输服从的思想，使得女性的求胜进取心受挫，将她们的创造才能扼杀于摇篮之中。

魏晋时代，许多上层世族妇女幼时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这些女性经常参加家族内部文人间的文学艺术问题的讨论。其中最富高才雅识的便是谢道韫。刘孝标注引《妇人集》记载:“谢夫人名道蕴，有文才，所著诗、赋、讳、颂传于世。”可见她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诗文作品亦广为流传。谢道韫在文坛成名源于联诗咏雪的故事，“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2］150－151(《世说新语·言语》)将柳絮比作雪花，形象新颖而富有诗意，和众多受教育的族兄弟相比，谢道韫的才学毫不逊色。

魏晋时期名士身上所体现的聪明机智、发言玄远、风神仪表无不彰显着魏晋风流，这种精神必然波及到当时的女性。《世说新语·贤媛》记载:“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2］679韩氏妻子援引《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中僖负羁之妻的例子作为自己的行动榜样，可见其知识渊博。窥探之后表达的纯粹是对阮籍、嵇康两位名士才华风度的崇敬之情。从韩氏妻所拥有的达旦忘返的兴趣与自由，可见其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魏晋风度的自觉追求及其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

魏晋女子以才学名流千古。谢道韫是名门贵族女性，接受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的机会多，文学素养高是理所应当。其实，即使是魏晋下层女子亦闪现出惊人的才学。“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2］195(《世说新语·文学》)作为地位低下的婢女，出口便引经据典，灵活运用《诗经》中的诗句，可见文学知识在魏晋妇女中普及程度之高。女婢皆读诗，使得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宣扬黯然失色。

三、魏晋女子政治智慧之觉醒

魏晋南北朝社会动乱，天人感应的神学价值体系瓦解崩溃，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儒家礼教不再具有严苛的威慑力。社会中对女性的各种限制也相对缓和。妇女得以竭尽其才华、智慧，有所作为，甚至于在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世说新语·贤媛》篇中出现了许多洞明世事、有胆有识极具政治智慧的高明妇人，她们的智慧与见识使得她们不再甘心被局限在狭小的圈子里，她们试图理解并进入由男性主导的政治领域。生长在官宦家庭但长相奇丑的许允妇，她以自觉的贤德与智慧赢得了丈夫的尊重。《世说新语》中记录了三则关于许允妇的故事。新婚之夜，许允闻妇奇丑无比，拒绝与之相见。在朋友桓范的劝说下，许允才勉强与之相见。允见后便欲夺门而出。妇深知这是唯一机会，拽住允的衣襟不许其离开。许允问:“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答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问:“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2］671许允妇样貌虽丑，但机警善言谈，几次针锋相对便令允内心惭愧，回心转意。

婚后，许允妻更是以自己的智慧辅助丈夫，解除了他仕途上的重重危机。《世说新语·贤媛》第七条记载:“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明帝遣虎贲收之。其妇出诫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既至，帝核问之，允对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检校，为称职与不?若不称职，臣受其罪。’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允衣服败坏，诏赐新衣。初允被收，举家号哭。阮新妇自若，云:‘勿忧，寻还。’作粟粥待。顷之，允至。”［2］673“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一语道破该如何应对皇帝的方法。许允在贤妻的指导下，以理服人。引孔夫子“举尔所知”，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情感人，最终在调查后洗刷冤屈，获得清白。在全家老小认为许允此次必遭大难，举家哀嚎的时候，深谙世事的许允妇却神态平静，早已料到丈夫若用其法必会化险为夷。阮氏遇事淡然不惊、胸有成竹也在煮粥而待的举动中表露无遗。

许允妇不仅在许允生前以自己的智谋胆略尽心尽力帮助丈夫，更在许允死后，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保住儿子们的性命。《世说新语·贤媛》第八条记载:“许允为晋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妇。妇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早知尔耳!’门人欲藏其儿，妇:‘无豫诸儿事。’后徙居墓所，景王遣钟会看之，若才流及父，当收。儿以咨母，母曰:‘汝等虽佳，才具不多，率胸怀与语，便无所忧;不须极哀，会止便止;又可少问朝事。’儿从之。会反，以状对，卒免。”［2］674司马师杀许允的决心是阮氏早已预料到的，所以许允必死无疑。在门生奔走告知时许允妇因而可以神色不变。阮氏神机妙算，教导儿子直率地回答钟会的问题，不必对父亲的死表现的过度伤心，稍许问及朝廷之事。许允儿子在睿智母亲的指导下假装愚钝、无心机、与父亲感情不深才骗过了钟会，使得司马师认为许允之子成不了大气候，故而放弃了斩草除根的想法。

四、魏晋时期女性思想觉醒的道家因素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衰微，道家思想颇为兴达，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高扬个性主义的人的觉醒的时代。道家崇尚自然，主张还原人的本来状态，老子具有一定的女性崇拜思想，崇尚“柔弱胜刚强”，妇女成为关注的对象。老庄思想对妇女女性意识的觉醒起了一定的启迪作用。

1.老子的女性生命哲学

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儒家圣人推广的重阳抑阴之说，道家哲学提倡女性生命智慧。《老子》体现出女性哲学，推崇阴柔。《老子·十四章》中载:“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4］35“古始”意思指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文明开始于女娲时代母系氏族社会。母系社会中盛行女性崇拜，男性地位不及女性。《老子·六章》载:“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4］18《老子》又载:“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其殆。”［4］8老子把“道”视为“万物之母”，将“道”比作“玄牝之门”。《老子》中屡屡出现“母”、“玄牝之门”、“谷神”，表明老子是具有女性(母性)崇拜思想的。

老子思想推崇“贵柔守雌”，强调“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举起了“柔弱胜刚强”的旗帜。《老子·四十章》云:“弱者道之用”。“道”的功能在于柔弱。柔弱是一种无为无不为的自然而然的状态。世间万物的生长并非来自于外界的强迫，而是自己自然而然的生长。人之成长亦是如此。“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4］160(《老子·七十六章》)木强则折，坚强之物被外力冲击之时，更易折断破坏，因其不懂得隐藏锋芒，避其尖锐，往往容易遭到灭顶之灾。柔弱之物，是生之希望，具有无限的前景。又因其外表柔弱，往往容易引发人们的怜悯之心，得到外力帮助。故而“柔弱胜刚强”。老子十分推崇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4］164(《老子·七十八章》)。世上最柔的东西莫过于水，但它却能穿透最为坚硬的东西，这就是“柔德”所在。

魏晋时期，玄学成为哲学思想的主流，人们盛谈“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作为“三玄”之首的《老子》体现出的女性哲学给魏晋女子的思想觉醒提供了精神支持和指导。

2.庄子真情论

返璞归真是老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渔父》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伤，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5］360在情感的问题上，庄子在本质上是肯定情感的，但同时又否定虚假的情感。在情感的表现方式上，庄子否定矫揉造作，强调感情的表露要自然而然。庄子提倡让世间万物保持自然的面目，回归淳朴的本性，这就是返璞归真。庄子认为，真就是至诚，真情存在内心，最能打动人，这也就是贵真的原因。庄子认为做人要做“真人”，秉持真挚的感情，“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大宗师》)。庄子的贵真的观念与反对儒家礼的观念紧密相关。《庄子·渔父》篇载:“礼者，世俗之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5］360孔孟等圣人，把仁义道德定为人的本性，主张人遵循礼法。孔子以“仁”释“礼”，孔子讲“礼”，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和国家的安定。后来，“礼”的这种功能逐渐丧失，甚至诡谲之人还要假借仁义道德之名做不义之事:“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6］175(《庄子·胠箧》)。这就是庄子眼中的礼乐智慧，它们背后隐藏着欺骗和丑恶，不仅不能使人性回归到善良，反而束缚了人性。在庄子思想中，社会上一切虚伪的扭曲人性的行为都违反自然之道，都有害于人性的发展。

魏晋女子承袭了庄子贵真的思想，把感情看作是女性应该具备的本性，魏晋女子用自然真情来反对礼法的束缚，在生活中尽情地表现她们的真性情。“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是魏晋人崇尚真情的宣言。魏晋女子在老庄思想的影响下思想逐渐觉醒，魏晋女子的有真情，表现在她们不太顾及封建伦理纲常和世俗礼教，甚至有意挑战传统礼教规范，任内心真挚的感情自然外露，不加掩饰。魏晋南北朝女子对于爱情、婚姻大都真诚率真，绝少虚伪做作、委曲求全，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表现出的言行显得质朴率真而又可爱。

除了老庄思想的影响，其他社会因素也对女性思想觉醒产生了影响。社会动乱的时代背景，魏晋名士风流，玄学的盛行，佛教的传入，人的觉醒，审美风尚的改变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影响到女性的生活，她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价值，自我意识萌芽，魏晋女性的觉醒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妇女追求独立与思想解放的进程。

［1］范晔.后汉书［M］.李贤，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1884.

［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3］陈宏谋.五种遗规［M］.北京:华侨出版社，2012:154.

［4］李耳，庄周.老子·庄子［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5］庄子.庄子［M］.孙海通，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