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当叙事学即将跨入新世纪的时候，西方学者一方面频出新作，为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又对其未来走向做出积极展望。对此，我将各举一例。1999年，西方最著名的后经典叙事学家、《故事世界:叙事研究学刊》杂志主编戴维·赫尔曼主编了题为《作为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文集，见证了叙事学研究的规模复兴和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兴起。2000年，《文体》杂志夏季刊推出“叙事的多种概念”专题论文，特约主编、国际叙事学研究协会前主席布莱恩·理查森教授大胆预测:“叙事理论正达到一个复杂而全面的较高层次，而且很有在文学研究中居于越来越中心地位的可能”。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无疑证实了理查森的判断。这一时期，跨媒介叙事学、认知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语料库叙事学等新的叙事学流派大量涌现;对隐含作者、不可靠叙述、叙述者、全知叙述、叙事性等叙事学基本概念的重审与探讨日渐深入，好一派繁荣景象。尤其是近几年来，叙事学研究的学者队伍逐渐壮大;叙事学理论主张、研究方法及其影响与日俱增;有关叙事学的论文、专著呈爆炸式增长;叙事学的教科书、工具书、丛书、期刊杂志等渐成规模;关于叙事学的各种学术会议更是此起彼伏。由是观之，无论是在研究阵容还是在研究成果上，叙事学已俨然成为一项事业。

在新世纪步入第二个十年的时候，叙事学又将展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叙事学的未来又会有什么新的发展图景?赫尔曼、莫妮卡·弗鲁德尼克、扬·阿尔贝等学者以后经典叙事学为聚焦点，认为这一学科开始进入第二发展阶段。赫尔曼认为，如果后经典叙事学第一阶段在于引入结构主义理论之外的思想，重新评价经典模式的可能性与局限，那么在第二阶段就出现了新的挑战，即“要加强女性主义、跨媒介、认知以及其它各种后经典方法之间更为紧密的对话。”他建议“叙事理论家可以首先并置新方法对于叙事现象的描述(叙述、视角、人物等)，接着检验这些描述的重合面，然后再探讨在那些不重合的描述面上，这些新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互为补充，由此绘制各种后经典方法之间相互关系的图式。”阿尔贝和弗鲁德尼克把后经典叙事学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归纳为“多元性”(multiplicities)、“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ies)、“跨媒介性”(transmedialities)，把后经典叙事学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归纳为“巩固”(consolidation)与“持续多元”(continued diversification)。我认为，在下一个十年中，叙事学不仅需要继续发展新的方法、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应该加强各种方法和领域之间的协作与互补、加强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叙事传统和叙事理论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等，由此形成多元、互补、整合的新格局。

无论未来的叙事学研究展露出怎样的格调与姿态，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都是其不可或缺的两翼。本期“叙事学专栏”所发表的论文，既有探讨叙事理论的厚重之作，也有叙事批评实践的精彩文章，值得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