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家进，钱 霞

(1．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杭州310018;2．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杭州310018)

另一种欢喜是迷人的理想，

他使我在荆棘之途走得够远，

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笑谈。

——穆旦《智慧之歌》(1976年3月)［1］

1976年1月的一个夜晚，仍属待罪之身的59岁的查良铮(当时有很多人都已忘记他就是诗人穆旦)骑自行车去为下放内蒙古的儿子打听招工消息，结果不慎摔伤了右腿，从此困居家中，需靠双拐才能在室内勉强行走。同一年，中国政治经历着剧烈的震荡，且伴随着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紧邻唐山的天津也受着地震的巨大连带影响。个人与社会、政治与天相，似乎都越出了常轨，这在特别敏感的诗人那里更不免构成某种不祥的启示。从这年3月开始，总体上几乎中断诗歌创作20余年的南开大学图书馆职工查良铮又受到了诗人穆旦名字的召唤，开启了新一轮诗歌创作的小小高潮，为我们留下了20几首诗。《智慧之歌》就是这小高峰的开端之作，也是诗人一生智慧的结晶，是其一生坎坷履历与痛苦经验的升华。紧接着的《演出》《友谊》《春》《夏》《秋》《冬》《有别》《沉默》和《停电之后》，可以说字字珠玑、篇篇精华，或从普通社会现象中洞悉人世真相，或从万古如斯的四时风景四季更替中感悟千古不易的人生哲理和生命奇迹。其鲜明而独特的意象捕捉和提炼、与同时代知识体系迥然有别的题旨和意趣、以及独创的诗行与结构方式等等，确实也构成了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一桩奇迹。深入这些诗歌的内部堂奥，全面剖析这些诗歌的独创性艺术贡献远非笔者学力所能及，这里只能取“外部研究”的视角，对诗人为何在那样特殊的年份却能在思想与艺术上都能超越常识常规，甚至大大超越时代平均数，做一点简要的观察和思考。

一

首先谈谈穆旦作为一个“落难者”的人生体验。新中国的前一个30年由于紧绷阶级斗争之弦，社会政治领域信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导致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政治运动中的落难者也就层出不穷、此起彼伏。尽管20世纪50年代初，穆旦夫妇先后在美国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具有在海外工作的许多机会，但他们还是于1953年初回到祖国，并于当年5月落户南开大学，将自己的青春和才华奉献给处于起步阶段的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穆旦在南开外文系也以业务拔尖、书教得好、译作丰盛而备受学生欢迎。然而他却因为在“鸣放”运动中发表《九十九家争鸣记》等诗歌而在刊物上遭受批判;尤其是抗日战争中参加过中国远征军并担任少校翻译官的经历，更是遭受没完没了地审查，终于在1958年12月被法律宣判为“历史反革命”，并被逐出讲堂，发配到学校图书馆“监督劳动”，工资待遇也从高教6级降为行政18级。从此一家人遭受了无穷无尽的坎坷与磨难，直到文革中被造反派扫地出门，一家6口人拥挤在17平米的朝西的陋室［2］……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3］在落难下坠的过程中，穆旦或许不难产生类似于鲁迅当年在《呐喊·自序》中所发的感慨。在当代中国极为严酷的政治环境下，一个被逐出正常生活轨道的人，他的所见所闻、他的日常人生感受、他的内心世界，显然不会与那个时代的“正常公民”相同。他可以看到正常世界的公民们所看不到的东西，可以体验到普通公众或上流社会所完全体验不到的一切。沦落为备受歧视和迫害的异类人士近20年，再加上一场意外的严重腿伤，穆旦终于又以一生的苦难体验、尤其是这20年的“异端”生存体验为基础，开启了晚年诗歌创作的闸门。穆旦在《秋》和《冬》里所吟咏描写的场景不妨看成是他落难经历的写照:“这大地的生命，缤纷的景色，/曾抒写过他的热情和狂暴，/而今只剩下凄清的虫鸣，/绿色的回忆，草黄的微笑。”［4］“寒冷，寒冷，尽量束缚住了手脚，/潺潺的小河用冰封住口舌，/盛夏的蝉鸣和蛙声都沉寂，/大地一笔勾销它笑闹的蓬勃。”［5］倘若穆旦只浮在生活的表层，也许他会像那个时代多数诗人那样，只能自觉不自觉地汇入“赞歌”或“颂歌”的行列。

二

穆旦诗歌充分承受了优秀世界诗歌资源的沐浴、浇灌和洗礼。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的主流诗歌观念有日趋狭隘封闭之势，多元并存的现代诗歌秩序也被逐步整合得只剩单一的左翼诗歌传统，“七月诗派”“九叶诗人”等等都人为地被从诗坛上驱逐了，青年时代即负有盛名，同时作为“九叶诗人”之一的穆旦基本上停止了诗歌创作。但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对诗歌世界的天生痴迷使得穆旦需要寻找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新的突破口，于是他把更多的注意力投身到对西方诗歌的翻译、介绍和研习中，又因为他是个诗人身份的诗歌翻译家，是诗歌的真正行家里手，他所译的诗，所做的介绍、分析和评点，往往显得与众不同、特色鲜明且命中要穴。穆旦作为一个译诗家(一般都署名查良铮)的杰出贡献与独创特色，目前的研究还相对不足，因为它对研究者的知识储备和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这里不妨从外围做点简单的清点。自20世纪50年代前期开始，穆旦翻译的诗歌有，普希金的《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加甫利颂》《普希金抒情诗集》《普希金抒情诗二集》，和《拜伦抒情诗选》《布莱克诗选》(与袁可嘉合译)《朗费罗诗十首》《济慈诗选》，以及雪莱诗集《云雀》《雪莱抒情诗选》。经历20世纪50年代末的打击，穆旦所珍爱和倾心的翻译工作也受到极大冲击，但进入1960年代后，只要还有工作条件，不管多么恶劣，他又拿起了他的诗笔，译有拜伦长诗《唐璜》《丘切特夫诗选》，进入20世纪70年代，他又补译因抄家而丢失的《唐璜》的部分章节和注释、修订《拜伦抒情诗选》，翻译叶芝、奥登等英美现代诗人的诗歌，哪怕是在摔伤右腿以后也还在抱病修改、补充、注释、重抄并增译普希金的抒情诗及其长诗《欧根·奥涅金》。用今日太平盛世人们的眼光去看，穆旦对于诗歌翻译的倾心和痴心实在是到了近乎“走火入魔”的程度，他自己甚至把译诗和处理文字当做用于“收心”的鸦片:“……我煞有介事地弄翻译，实则是以译诗而收心，否则心无处安放。谁知有什么用?但处理文字本身即是一种乐趣，大概像吸食鸦片吧。”［6］但也正因为这种无怨无悔、持之以恒的译诗冲动和实绩，穆旦被誉为“迄今为止中国诗歌翻译史上成就最大的一人”［7］。

翻译，在穆旦那里绝不仅仅是翻译，其实，这是穆旦诗歌生命的另一种抗争和延续方式。他在与诗友的通信中明确指出:“我相信中国的新诗如不接受外国影响则弄不出有意思的结果。”［8］又说，“写诗必须多读诗，否则没有营养，诗思就干枯”［9］。正因此，沉浸在优秀世界诗歌传统中，尤其是沐浴着自己所衷心热爱的一流经典诗人精美思想艺术世界的熏陶和洗礼，穆旦不仅可以暂时忘却日常现实生活带给他的种种屈辱、不公和不平，而且借助这些思想崇高、想象瑰丽、艺术独创、行为特立独行的诗歌和诗人的启示，穆旦可以更清醒地洞察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与社会、对周围现实具有一种尖锐的历史感，并且给自己长期遭受压抑阻遏的诗歌迷恋与创造冲动找到一种合情合理而又合法的辩护与支持，给他一种“在世界诗歌潮流中我道不孤”的自信。他在跟朋友通信中一再强调，“勿为当前太分心”［10］，也正是提醒自己和朋友们，眼光要放得远些大些，不要为眼前的一些琐琐碎碎的人与事所纠缠从而深陷其中，应该对当下的现实具有一种洞察与超越意识，坚守自己内心的思想艺术信念。他所喜爱并且由他亲自引介到中文世界的诗人们其实也都是这样做这样身体力行的。普希金、拜伦、雪莱，不都是在20世纪初就被鲁迅热情介绍过的“争天拒俗”“不为顺世和悦之音”的“摩罗诗人”吗［11］?他们又何尝得到了自己所生存时代的世人的理解、关爱与呵护?因此，置身和浸润于优秀的世界诗歌传统，正是穆旦得以超越眼前社会并迎来晚年创作小高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当然，在这种孜孜不倦地诗歌翻译实践背后，隐含着穆旦改造当代中国诗歌现状的良苦用心，他多次说过，“我认为中国诗的文艺复兴，要靠介绍外国诗”［12］。“我倒有个想法，文艺上要复兴，要从学外国入手，外国作品是可以译出变为中国作品而不致令人身败名裂的，同时又训练了读者，开了眼界，知道诗是可以这么写的”［13］。可这样的独立见解在那样的年代只能是一种空谷足音。

三

即使在那样一个践踏诗与美的荒唐年代里，穆旦还是建立起了一个小小的诗友圈，得以经常谈论和切磋他所痴迷的诗歌艺术。人需要友情的滋润和支撑，就如人在冬日里需要温暖的阳光。可在高扬阶级斗争理念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敞开心扉的友谊、无私无畏的同志情怀，都像沙石里的金子那么稀缺了。正如前引穆旦诗歌里所说，“社会的格局代替了血的沸腾，/生活的冷风把热情铸为实际”［14］。但也正如鲁迅所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任何严酷的时代，诗歌所传达的真与善、爱与美，总会在一些人心里长存，总会叩响一些人的饥渴的心扉，哪怕这些人的数量极为稀少。这些迷恋诗歌的朋友通过两个途径与我们的诗人结缘:一是穆旦在青年求学时代结识的好友，二是晚年由于某种机缘他所认识的青年诗歌爱好者。前者如中学时代结识的董言声、西南联大时代结识的萧珊(陈蕴珍)、杜运燮，芝加哥大学留学时结识的巫宁坤，后者如青年诗歌爱好者郭保卫、孙志鸣等。巴金的夫人萧珊是20世纪50年代推动和促成穆旦大量翻译西方诗歌的最积极有力的人物，且都通过萧珊的介绍推荐而得以顺利出版，因此，20世纪70年代初萧珊的不幸病逝给诗人带来巨大的悲痛。杜运燮、巫宁坤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气候里遭遇不幸屡经磨难，与诗人也成了患难之交，他们不因对方的政治境遇而相互疏远，而是坦诚相待、患难相助、互通有无，抒写和延续着在那个时代里已被糟蹋殆尽的，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代代相传的仁义之交。同是诗人的杜运燮的某些观点和诗歌创作实践也促进着穆旦对诗歌艺术的继续思考，并激发了穆旦的某些诗歌创作灵感(如《苍蝇》《友谊》《冬》)，启动了诗人晚年的一时“技痒”。他们在非常年代里所讨论的一些关于诗歌的议论都是弥足珍贵的。

进入中年晚年以后接连不断的人生坎坷，诗歌创作冲动与才华的长期遭受压抑，整个社会和时代对诗情画意的高度冷漠和拒绝，从反面推动着穆旦更加强烈地期待着茫茫人海中应该还有诗歌的爱好者或是知音。所以一旦通过偶然的机缘认识了喜欢读诗、喜欢他翻译过的诗人的诗、甚至喜欢动笔写写诗的青年朋友，穆旦简直拥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并以满腔的热情与他们进行交往，或是迎接来访、或是推荐诗歌作品、或是分析当时刊物上的诗歌现状、评点讨论诗歌创作技艺。其中通过杜运燮介绍认识的青年诗歌爱好者郭保卫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穆旦的忘年知交，两人的通信给穆旦带来巨大的欣慰和愉快，穆旦更是在通信中表达了他对于人生、社会、历史、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上的种种独立不倚的意见和观点，这些保存下来的书信自然成为研究穆旦晚年思想和心态的极为重要的史料依据。

这些不同年龄层次的爱好诗歌的朋友究竟起了怎样支撑、依偎和拯救的作用?重温一下穆旦的这些诗句就能从中窥见一斑:“受到书信和共感的细致的雕塑，/摆在老年人的窗口，不仅点缀寂寞，/而且象明镜般反映窗外的世界，使那粗糙的世界显得如此柔和。”(《友谊》［15］)“我爱在冬晚围着温暖的炉火，/和两三昔日的好友会心闲谈，/听着北风吹得门窗沙沙地响，/而我们回忆着快乐无忧的往年:/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冬》［16］)

就这样，逆境体验、域外视野、知心诗友，这三者构成了穆旦晚年的感情和精神支柱，不仅帮助穆旦穿越那样一个社会秩序、人心秩序和诗歌秩序都极不正常的艰难年代，而且还一步步促成了穆旦晚年诗歌创作的一个小小高峰。它们是停电之夜点燃在诗人案头的小小蜡烛，靠着它们的光亮，穆旦终于得以穿越漫长的人生黑夜。也是凭着这些诗歌，穆旦在一个极为艰难的时代里为当代诗歌承续了植入世界诗歌优秀传统深处的精神和艺术火种。正是有了这样一些火种，中国当代诗歌到了新时期才得以爆发出绚烂夺目的火树银花。著名学者钱理群还把穆旦视为鲁迅精神的当代传人［17］。最后请允许我通过重温诗人晚年的《停电之后》［18］一诗来为这篇小文作结——

太阳最好，但是它下沉了，

拧开电灯，工作照常进行。

我们还以为从此驱走夜，

暗暗感谢我们的文明。

可是突然，黑暗击败一切，

美好的世界从此消失灭踪。

但我点起小小的蜡烛，

把我的室内又照得通明:

继续工作也毫不气馁，

只是对太阳加倍地憧憬。

次日睁开眼，白日更辉煌，

小小的烛台还摆在桌上。

我细看它，不但耗尽了油，

而且残留的泪挂在两旁:

这时我才想起，原来一夜间，

有许多阵风都要它抵挡。

于是我感激地把它拿开，

默念这可敬的小小坟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