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必武

(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杭州310018)

一、引 言

在担任《文体》(Style)杂志2000年夏季刊“叙事概念”(Concepts of Narrative)专辑的特邀主编时，“国际叙事学研究协会”主席、美国知名叙事学家布莱恩·里查森说:“女性主义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一股‘知性力量’(intellectual force)，已经(或被期望)在很多方面富有成效地改变了叙事理论和叙事分析”［1］168。里查森的此番评论绝非夸大其辞。事实上，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发展不仅极大程度地复兴了叙事学这门学科，而且还直接预示和引领了后经典叙事学的崛起。在论及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态势时，笔者曾经指出:“后经典叙事学的崛起，当以女性主义叙事学为先河”［2］3。国内叙事学研究权威申丹教授也曾评价说:“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后经典叙事学最为重要、影响最大的派别之一”［3］145。

从苏珊·兰瑟发表《走向女性主义叙事学》(“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1986)一文算起，女性主义叙事学迄今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业已“发展成为后经典叙事分析中最为多产的一个流派”［4］94。在过去的20多年中，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家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富有洞见的论著，其中代表性的有:罗宾·沃霍尔的《性别介入:维多利亚小说的叙事话语》(Gendered Interventions:Narrative Discourse in the Victorian Novel，1989)，《痛快地哭吧:女性情感与叙事形式》(Having a Good Cry:Effeminate Feelings and Narrative Forms，2003)，兰瑟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事声音》(Fictions of Authority:Women Writes and Narrative Voice，1992)，艾利森·布斯的《著名的最后话语:性别的变化与叙事结尾》(Famous Last Words:Changes in Gender and Narrative Closure，1993)，凯瑟·梅兹的《含混的话语:女性主义叙事学与英国女性作家》(Ambiguous Discourse:Feminist Narratology and British Women Writers，1996)，艾利森·蔡斯的《妇女情节:十八、十九世纪英国小说中的性别与叙述》(Plotting Women:Gender and Narration in the Eighteenth-and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Novel，1999)，琼·彼得斯的《女性主义元小说以及英国小说的演进》(Feminist Metafi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Novel，2002)，以及沙伦·马库斯的《女人之间: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友情、欲望和婚姻》(Between Women:Friendship，Desire，and Marriage in Victorian England，2007)等。数量可观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论著，一方面促进了女性主义叙事研究的繁荣，另一方面也使得女性主义叙事理论日渐多元化。

就女性主义叙事学在国内的传播而言，申丹等学者主要围绕“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这一论题，考察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发展历程及其与结构主义叙事学之间的关系，涉及兰瑟、沃霍尔、梅兹、蔡斯等人的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女性主义叙事学在国内的传播与发展。在女性主义叙事学诞生20周年之际，英国叙事学家露丝·佩奇推出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文学与语言学研究视角》(A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Feminist Narratology，2006)一书，为“重新概念化女性主义和叙事理论之间的关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5］100。本文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总体理念和批评原则的视阈下，以该书为核心考察对象，从叙事性、性别、研究方法和研究课题等层面出发，评述佩奇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贡献、辨析其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主流的偏离。

二、叙事研究的政治化与性别化: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学科阐释

20世纪80年代是叙事学发展的转型时期或“过渡阶段”。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一书中，马克·柯里这样总结处于这一时期的叙事学:“从发现走向发明，从连贯走向多元化，从诗学走向政治”［6］2。由此使得“多元化、解构主义、政治化成为当代叙事学在转型时期的三大特征”［6］6。国际权威期刊《文学语义学杂志》主编迈克尔·图伦(Michael Toolan)概括说:所有的叙事都是政治行为［7］206。可以说，“政治化”(politicization)是女性主义叙事学诞生的首要因素。

在结构主义叙事学家那里，叙事本身并不具有性别化的色彩。恰恰是出于这个原因，结构主义叙事学家遭到女性主义叙事学家的批判，因为他们不仅把所有的叙事都看作是由男性撰写的文本，而且也把读者对象全部默认为男性。例如，在情节结构上，结构主义叙事学聚焦于“男性的欲望情节”(male plot of ambition)，认为男性情节具有开端、高潮和结尾这一完整的结构。虽然兰瑟在《走向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中意识到结构主义叙事理论没有对性别给予足够的重视，但兰瑟的考察重点是18世纪女性作家的作品［8］341-363。如此看来，兰瑟的研究暴露出两个问题:其一、混淆了叙述者与作者之间的区别;其二、对女性文本的建构似乎是将女性看作是一个普遍的整体，没有考虑与性别相关的其他因素，如种族和国别等。

佩吉认为，性别是语境、内容、叙事结构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部分，如何把它们区分开来就显得非常关键［9］49。佩奇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与“女性主义”(feminist)相关的几个词汇做了详细的说明和区分［10］190-191。众所周知，汉语中的“性别”一词在英文中相对应的有sex与 gender两个词汇。在女性主义批评那里，sex指的是生物性别，即有男性(male)与女性(female)之分，而gender则是指社会文化语境形成的性别，即涉及“男子气”(masculine)与“女人气”(feminine)。此外，gender还与sexuality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两者的区别在于，sexuality还特别指涉“性关系”与“性取向”，如“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等。而feminist则是一个明显具有政治取向的术语，反映出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因此在汉语中最初被翻译为“女权主义”。就女性主义叙事学而言，最重要的两个词汇是gender和feminist。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沃霍尔把女性主义叙事学界定为“在‘性别’(gender)的文化建构语境下，对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的研究”［11］21。

那么就性别而言，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重点是什么呢?笔者基本同意沃霍尔的论点。在《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中，沃霍尔解释说:女性主义叙事学系统地研究故事与话语，关注其中的性别差异，聚焦于作者的性别、“作者的读者”的性别、真实读者的性别、叙述者或受述者的性别。无论是女性主义叙事理论还是女性主义叙事批评实践，都介入性别中立的叙事模型，从而对具体的叙事文本做出具有性别意识的解读［12］161。

在佩吉看来，叙事学可被划分为狭义叙事学和广义叙事学等两个派别。前者以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为代表，这类叙事学家只关注叙事学自身而不关注叙事批评与阐释;后者以米克·巴尔(Mike Bal)为代表，这类叙事学家认为，叙事学应该包括叙事阐释这一重要内容。事实上，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文学与语言学研究视角》一书中，佩吉对狭隘主义阵营的叙事学家是持否定态度的。兰瑟也曾指出: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所言的普遍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遍主义，而是带有“性别偏见的”(androgenic bias)色彩［8］341-363。虽然在狭隘主义阵营的叙事学家看来，兰瑟所倡导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是“不相关的”(irrelevant)［13］42-51，是“严重值得怀疑的”(seriously questioned)［14］159-164。但在广义叙事学阵营看来，女性主义叙事学是探讨“女性文本”与“叙事学”的一种有效方式。虽然在兰瑟之前也有其他论者对女性主义与叙事研究的关系做过论述，但在佩吉看来，兰瑟的研究是“女性主义”与“叙事学”走向整合的主要范例。

那么女性主义与叙事学之间有何关系呢?佩吉认为，“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叙事学之间的关系是复杂且不稳定的”［9］5，她指出:女性主义叙事学属于后经典叙事学或语境主义叙事学的范畴。这与戴维·达比(David Darby)、申丹等学者的观点不无二致。女性主义叙事学并未完全抛弃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模型，而是把它同其它理论视角整合起来，是在后经典叙事学范畴下对经典叙事学的修正。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出现，并不是宣告经典叙事学的死亡。相反，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挑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为经典叙事学研究频添了许多活力［9］5。叙事学为女性文本的叙事形式与叙事结构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手段，而女性主义视角帮助叙事学成功实现了语境主义转向。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一个最大长处在于“对文本细读的运用”［9］14。具体表现为女性主义叙事学不仅从叙事分析的角度考察了由女性撰写的和关于女性的文本(叙事分析实践)，而且还挑战和拓展了原有的叙事理论框架(即，把文本看成是由男性书写的，或者以对待男性文本的方法来对待女性文本)，包括对很多叙事学基本概念的重新评价，如情节、结尾、叙述与声音、时间控制、读者反应、聚焦和空间化等。

总之，就女性主义叙事学而言，政治和性别是两个至关重要的词汇。尤其是性别，它不仅与叙事形式、叙事话语密切相关，同时也贯穿于叙事生产和叙事接受的始终。有趣的是，佩奇对这一论点存有质疑，她主要从语言学视角出发，得出了叙事性(尤其是叙事形式)可以脱离性别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主流。

三、性别与叙事性的语言学视角: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主流的偏离

“叙事性”(narrativity)是当下叙事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①关于“叙事性”的详细论述，参见拙作:《西方文论关键词:叙事性》，载《外国文学》2010年第6期，第99-109页;《对叙事本质的探索与追问》，载《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62-70页。在《叙事性的理论化》一书中，加西尔·兰德和约翰·彼尔两位论者指出:“叙事为什么成为叙事?什么可以使得叙事更像叙事?符号再现的哪些成分可以被看作叙事?哪些形式手段和交际手段可以被视作具体的叙事方法?叙事话语的什么特征使得叙事被看作叙事，而不是被看作描述和争论?不同媒介会对叙事的实现有何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使得叙事性成为“叙事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话题”［15］7。

作为女性主义叙事学家的佩奇对叙事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也做了一定的研究，但是与其他女性主义叙事学家主要从文学视角(女性主义批评)来研究叙事文本有所不同，佩奇对语言学视角情有独钟。佩奇甚至直接将其专著冠名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文学与语言学研究视角”(“Literary and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Feminist Narratology”)，把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文学方法和语言学方法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在为《语言与语言科学百科全书》撰写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这词条时，佩奇又特别强调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语言学视角［16］484。至于“为什么采用文学与语言学的双重视角来探究女性主义叙事学?”佩吉解释说:用语言学框架来研究文学文本、用文本来建构语言学模型，对文学和语言学研究都是互利互惠的［9］12-13。整合语言学研究的成果，从非文学文本中提取研究素材，无疑拓宽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范畴、丰富了其研究方法。

佩奇希望超越现有的研究数据、理论和学科，寻求一种更为整合性的方法，并预测整合性的研究将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9］12。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文学与语言学视角》一书的第二章，佩奇结合五部叙事作品，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性别与叙事性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在佩奇看来，叙事性“在所谓的关于地位的问题中处于中心地位”［9］25。佩奇对经典叙事学家的“性别化的叙事性”论调颇为不满，即性别化的情节与叙事性有着密切的关系:男性化的情节有着较高的叙事性，而女性化的情节则有着较低的叙事性。佩奇认为，对叙事性的感知可以理解为文本内的语言特征与文本外的超语言特征之间的复杂关系，如读者的世界知识可以受到具体文化语境的不同影响。

佩奇以彼得·布鲁克斯的论点为主要批判对象。在《阅读情节》一书中，布鲁克斯认为“男性的欲望情节”的叙事性一般具有如下几个特征:(1)时间顺序清晰明了，不会打断对真实世界时间顺序的感知，从而使得主人公和读者都可以把握事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2)人物刻画始终聚焦于表达其欲望的男性主要人物;(3)情节按照发展、高潮、结局的模式有目的地向前发展［17］。

就文学叙事而言，佩奇通过分析米歇尔·罗伯茨的《血与肉》《词汇表》，托尼·莫里森的《宠儿》，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以及伊塔洛·卡尔维诺的《隐形的城市》等作品后，得出结论:“叙事性的高低程度与性别毫不相干”［9］40。此外，在运用语言学方法对口头叙事加以分析之后，佩奇认为性别与叙事形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研究女性主义叙事学一定要包括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避免建构“虚假的二元对立”(false binary oppositions)。为了使关于性别与叙事形式特点的讨论令人信服，还需要对叙述者、受众、故事本身展开更多的实证性研究［9］93。基于这样的前提，佩奇还特地研究了性别与非文学文本(儿童的口头故事讲述)之间的关系［18］152-179。

佩奇认为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当代文体学，尤其是女性主义文体学存在许多交叉点［4］94。受我国知名学者申丹教授关于叙事学与文体学互补理论的影响①参见 Dan Shen，“How Stylisticians Draw on Narratology:Approaches，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in Style 39．4(2005):381-395;Dan Shen，“What Narratology and Stylistics Can Do For Each Other，”in J．Phelan ＆ P．J．Rabinowitz(eds．)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Oxford:Blackwell，2005:136-149．，佩奇认为女性主义叙事学聚焦于宏观层面的分析(情节、声音、聚焦等)，而女性主义文体学则聚焦于为微观层面的分析(名词、代词和短语等)。佩奇颇有新意地从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体学的双重视角，具体分析了海伦·菲尔丁的小说《布里奇特·琼斯日记》［4］93-105。尤其是借助于迈克尔·霍伊(Michael Hoey)的“文本组织的可预测模式”(predictable patterns of textual organization)，说明对叙事的女性主义阐释如何可以得到进一步提升。

经典叙事学家通常认为，男性的叙事形式与女性的叙事形式之间是一种截然对立的关系。经典叙事学家一般把男性的叙事形式与女性的叙事形式对立起来，认为后者的特点在于开放式的结尾、叙事碎片、存在多个高潮或没有高潮等。佩奇批判了这种二元对立式的思想。通过对《布里奇特·琼斯日记》的文体分析，尤其是通过霍伊的“文本组织的可预测模式”，佩奇发现:所谓的“线型”(linearity)情节与性别本身没有具体的关系，而是与作者的文体风格和叙事策略相关。

可见，与其他女性主义叙事学家明显不同的是，佩奇认为性别与叙事形式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主流。兰瑟、沃霍尔等人当初在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这门学科时，她们是基于如下的理论原则和出发点，即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的性别不仅仅与叙事研究相关，更重要的是，上述“行动者”(agent)的性别还内在于叙事形式、叙事生产和叙事接受。各种具有性别意识的叙事研究方法表明:“没有叙事的哪个方面可以被看作是性别中立的:不仅文本的生产与接受都与性别相关，而且叙事策略和叙事行动者也受到性别的影响”［19］194。例如，兰瑟把女性主义叙事学强调为“性别化的诗学”(gendered poetics)、“叙事学的性别化”(the engendering of narratology);弗鲁德尼克把女性主义叙事学称之为“叙事的性别化”(the genderization of narrative)。佩奇似乎忽视了女性主义叙事学在诞生之初时对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忽略性别因素的不满。“女性主义叙事学拒绝假定的性别中立的研究方法，强调性别是故事和话语中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19］197。

正如佩奇本人所标榜的那样，她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采用了双重视角，即文学与语言学视角。很明显，在性别与叙事性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佩奇过于倚重语言学方法，忽略了意识形态，尤其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性别本身之于叙事建构和叙事批评的重要性，偏离了以兰瑟、沃霍尔等人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主流。如果对近年来英国叙事学研究稍作关注，不难发现，过分倚重语言学方法来从事叙事研究是英国叙事学家们的惯常做法。首先，我们不妨以伯明翰大学的迈克尔·图伦为例。图伦是国际著名的应用语言学家、文体学家，著名语言学期刊《文学语义学》杂志的主编。就叙事学研究而言，无论从其专著《叙事:批判语言学导论》(Narrative:A Critical Linguistic Introduction，2001)、《短篇小说的叙事进程:语料库文体学研究》(Narrative Progression in the Short Story:A Corpus Stylistic Approach，2009)还是收录在《剑桥叙事指南》和《叙事性的理论化》两部文集中的最新文章，无不表现出强烈的语言学方法倾向①参见 Michael Toolan，“Language，”in D．Herman(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231-244;Michael Toolan，“The Language of Guidance，”in J．Pier ＆ J．á．G．Landa(eds．)Theorizing Narrativity．Berlin:Walter de Gruyter，2008:307-329;Michael Toolan，Narrative Progression in the Short Story:A Corpus Stylistic Approach．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9．。再如，英国约克大学的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Walsh)。沃尔什是新崛起的一名叙事学家，与美国叙事学界有着较为频繁的交流。虽然沃尔什标榜自己所从事的是修辞叙事学研究，但是从其新著《小说性的修辞学:叙事理论与小说理念》(The Rhetoric of Fictionality: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Idea of Fiction，2007)看来，他主要从关联理论视角重新探讨了叙事学研究的若干命题。

笔者并不否认或排斥叙事学研究的语言学方法。相反，笔者提倡叙事学研究的跨学科、多元主义方法。叙事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叙事学研究是一门复杂的系统。有鉴于此，对叙事的研究必然呼唤多元的方法与视角。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采用多元方法之根本目的是为叙事学研究服务，进而促进叙事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不是模糊叙事学自身的学科属性，甚至是对叙事学加以“收编”。对此，申丹教授有过精辟论述。在《叙事、文体、潜文本》的“绪论”中，她不仅认为英国叙事学很难在近期发展成为与文体学相平行的学科，而且还不无洞见地指出:佩奇《＜布里奇特·琼斯日记＞与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被收录于《当代文体学》一书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在文体学占上风的英国，‘narratology’一词就这样被文体学的书加以收编”［20］4。

四、从“走向”到“超越”: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未来课题

佩奇说:“叙事与语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处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中心”［9］178。佩奇所言的语境不仅包括文本的生产语境和阐释语境，而且也包括整个时代发展的历史文化语境。20世纪90年代以降，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出现了诸如黑人女性主义、女同性恋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全球化女性主义、后女性主义等新的态势。虽然女性主义叙事学有别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但无论其诞生还是发展都离不开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发展的大环境。

1986年，兰瑟在《文体》杂志上发表了《走向女性主义叙事学》(“Towards a Feminist Narratology”)一文，发出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第一声呐喊，由此揭开了女性主义叙事学发展的历史篇章。20年后，佩奇把《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文学与语言学研究视角》一书的最后一章冠名“超越女性主义叙事学?”(“Beyond Feminist Narratology?”)，似乎旨在与兰瑟的文章形成一定的呼应。佩奇说兰瑟当年的文章以“走向女性主义叙事学”为题名，那么在走了20多年后，我们“现在已经到达目的地了么?”(has it now arrived?)［9］181在简要考察20年来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发展历程后，佩奇说:“鉴于这些成就，我们似乎‘朝着’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康庄大道走了一段路程。接下来的问题是，女性主义叙事学还有多远，这是后经典叙事学及后经典之后的叙事学依然关注的一个论题”［9］182。

从“超越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标题看来，“超越”一词说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当下发展可能遭遇了一定的瓶颈，抑或是女性主义叙事学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亟待突破。但标题中的问号则又说明“超越”的可能性与超越的方法没有完全确定，佩奇只是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在佩奇看来，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关注如下几个方面:(1)扩大其考察对象的范围。这既包含新兴的叙事媒介如电子游戏、数字叙事，也包含那些传统的由单一性别占主导地位的叙事领域，如法律叙事、医学叙事等;(2)与其它学科和理论框架建立一定的合作关系，如文化研究、电影研究，以及佩奇本人所倡导的语言学研究等;(3)消除“学院派研究”、“非学院派研究”及叙事用途之间的界限，整合叙事的读者和实践者，以求更好地欣赏叙事如何塑造我们的经历，达到积极的社会目标，即“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未来不仅仅是政治立场正确的形式”［9］188。

其实，佩奇所列的三个方向基本雷同于其先前所说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自诞生之初至今的两大主要任务:(1)阐释叙事文本(尤其是与性别相关的叙事文本);(2)反思结构主义叙事理论［10］191。就其学科属性而言，笔者以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未来发展应该处理好下述四重关系:

第一，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之间的关系。女性主义叙事学在其发展的前期阶段主要聚焦于关于女性的文本或由女性撰写出来的文本。如果仔细审读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家的论著，不难发现，她们考察的女性主义叙事的范围过于狭窄:即基本上只限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也即是说，女性主义叙事学对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引入似乎不够全面，既没有考虑种族、阶级、文化等差异，也没有考虑在后殖民语境下对第三世界女性的叙事状况的考察，以及除白人之外的其他种族的女性叙事，如非裔女性叙事、亚裔女性叙事等。同时，女性主义叙事学家也忽视了女同性恋叙事，或“怪异叙事”(queer narrative)。对这些范畴的考察不仅可以充实女性主义叙事学，而且也是女性主义叙事学本身所无法绕过的论题。

第二，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叙事美学之间的关系。女性主义叙事学在“洞见频出”的同时，也暴露出一定的“盲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优点在于将性别政治引入叙事文本，无论之于叙事学的复兴还是之于后经典叙事学的崛起，都功不可没，但它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将性别政治引入叙事分析，固然迎合了叙事学的“政治化”转向，但是却忽视了叙事学所要关注的审美功能。从兰瑟到佩奇的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家，无不过于强调叙事的政治意味和意识形态立场。如何把叙事政治与叙事美学结合起来，是摆在女性主义叙事学家面前的又一课题。

第三，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其他分支之间的关系。女性主义叙事学开创了后经典叙事学发展的先河，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后经典叙事学并不是一元的理论流派，而是繁杂的“批评画框”，是包括女性主义叙事学、认知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跨媒介叙事学、历史文化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等诸多新叙事理论的“杂合”。当下，女性主义叙事学如何与其他后经典叙事学流派形成互动，进而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促进女性主义叙事学乃至整个后经典叙事学的良性发展，是女性主义叙事学下一步发展的历史命题。正如后经典叙事学的权威人物戴维·赫尔曼所说:“如果后经典叙事学的第一阶段在于引入结构主义理论之外的思想，重新评价经典模式的可能性与局限，那么在第二阶段就出现了新的挑战。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加强女性主义、跨媒介、认知以及其它各种后经典方法之间更为紧密的对话”［21］99。

第四，女性主义叙事学与新型的叙事媒介或叙事形式之间的关系。早在10年前，德国学者珍妮·科尔蒂(Jeanne Cortiel)就探讨了女性主义叙事学与科幻小说之间的关系，开拓了女性主义叙事学之于不同叙事文类研究的先河。2003年，沃霍尔探讨了通俗文化中的女性主义叙事。但除此之外，女性主义叙事学大都聚焦于经典的女性主义文本。笔者以为，一方面，女性主义叙事学不仅要扩大在文学叙事领域的研究范畴，从研究经典的女性主义文本走向更大范围的叙事文本(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叙事学也需要涉足于新兴的叙事形式的研究，如数字叙事、绘图叙事等。

五、结 语

佩奇从文学与语言学研究的双重层面对女性主义叙事学做了积极的探讨，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学科属性、研究现状与走向等主要论题做出了较为合理的阐释与读解。尽管在叙事性与性别等论题上，佩奇过于倚重语言学方法而忽略了历史方法，得出了叙事形式可以不受性别因素影响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主流。但她毕竟在以北美为主导的叙事学阵营之外发出了英国叙事学研究，尤其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微弱声音。这无论之于促进女性主义叙事学本身的发展，还是之于推动叙事学在英国的繁荣，都是难能可贵的。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女性主义叙事学面临着全球化、多元化的挑战。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挑战也是女性主义叙事学得以进一步发展的机遇。毋庸置疑的是，“把性别研究和叙事理论结合起来将是持续的课题”［19］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