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伟平

当下，中国当代文学因为莫言的获奖，激活了人们对它的期待和希望，而新世纪以来随着战争影视片不断掀起的漩涡，战争文学，尤其是战争影视文学吸引了不少受众的眼球，让受众在众多的战争影视文学中，有时既领受了视觉的盛宴，有时又有吞食苍蝇之感受。战争文学向何处去？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我们可以从不同学科、不同视野、不同维度，来审视我们这些年战争文学创作的功过成败，来检讨和总结我们的创作观念之得失。

一、和平文化与战争文学的关系

当然，要理清它们的关系，首先要廓清两种研究对象所体现出来的不同属性的关系：一是对创作者的研究，即作家在创作战争文学时所体现出来的创作观念；二是探讨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创作思路。但这两者有时候又水乳交融结合在一起，难以分割开来。

在不同人的眼里，由于知识视野、学科结构、认识看法等方面的原因，对和平文化与战争文学的关系就有不同的观点，概括起来，至少有平行、交叉、对立、相融等关系。可谓智仁互见。

由于历史传统、文学观念与创作实际等原因，和平文化与战争文学的联系和研究，当属于最纠结最复杂的研究课题。和平文化的特定含义与战争文学的特指意义，对于创作和研究而言，将产生什么新的文学或文化成果，现在下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尚为时过早，就像我们过去对网络文学的态度一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将和解、和睦、和合、和缓等与人性、人情、人道、人文等探讨对接在一起，无疑会将抽象文化具象化，将文学对人性的描写丰富化。当前影视文学中有相当比例为战争题材，如何还原、表现和描写这类题材，将人性的复杂性、多样性、立体性和丰富性，通过战争的血火映照，既淋漓尽致又鞭辟入里表现出来，既是创作者的追求，也是评论者的责任。以影视为例：如兰晓龙的《生死线》，描写了一群被战争的人，一群普通民众——商会高会长、侠客四道风、书呆子何莫修等，当战争降临到自己身边时，被迫奋起反抗，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所诞生的现实背景。又如《亮剑》在对土匪收编的态度上，李云龙因其警卫员和尚被杀，而实施的报仇过激行为，作者在描写上是有节制的，不少读者对李云龙的行为也是不赞同的，透过这些描写，我们可以看到和平的理念与作家创作的观念有相当的关联性。

新世纪以来不少影视战争文学可以说在这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包括不少的谍战片，如《潜伏》《地下地上》《黎明之前》《对手》等等。

二、战争文学创作表现方式的取舍

对创作素材的不同取舍和表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价值和水平。

如衡阳保卫战这一素材非常有创作价值，但至今尚无作家能写出好作品来，我认为关键是对国军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的行为如何评价。这里隐含了至少三种战争观念——对生命的呵护、对对手的尊重、对残酷战争的态度，这些都涉及到政治文化和伦理道德等观念。对战俘的不同态度决定了对人物行为的不同评价。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与美国、法国等欧美国家就表现出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战俘观。

迄今为止，虽然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数量不少，创作和改编的影视剧也遍布屏幕，还出现了一些佳作，但还缺乏能够真正深入人心、开掘到人性深处的经典作品。究其原因，一是与思维理念有很大关系。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革命战争为主要故事线索的文学创作，正如贺绍俊所说：“战争精神由此奠定了军事文学的基调。当然，这一阶段的战争小说基本上还局限在对革命战争的宣传和诊释上，还不可能深人到战争精神所涉及的人性、历史、文化等问题，但通过对革命战争的宣传和诊释，有力地张扬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民族团结的中华民族精神，为新成立的共和国提供了一份适时的精神养分。”①过来我们认可的战争就是写英雄、写胜利，而真实反映战争的残酷和战斗的惊心动魄，反思战争对社会生活、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影响，从而使作家笔下的战争成为观察、了解人类心灵世界的一面镜子，成为促进世界前进和发展的内聚力和内驱力，不仅需要作者的识见，还需要作者的胆量和勇气。比如当年路翎写《洼地上的战役》，今天看来，更值得钦佩的是路翎的胆略和识见。二是在处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上有失偏颇。描写战争题材的影视剧，无论是历史题材或是现代题材，都无法回避对战争的看法。尽管在主观上，我们都能明白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都知道对战争反思的重要。但在创作实践中，对战争的反思仍然是我们军事题材影视剧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关系到一部军事题材影视剧的品质和境界。创作战争题材影视剧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这种反思，让战争不再发生，让战争远离人类，让人类永远和平的愿望能够真正实现。

所以，我们需要用新的英雄观、战争观、军事观来审视过去的战争，用新的战争智慧、战争心态来表现当代军人的风貌，反映出真正职业军人的品格和精神风貌。

三、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

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如何通过“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处理，使战争题材电视剧更加审美化、情感化、艺术化、人性化。这些年一些作品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如《亮剑》《历史的天空》《雪豹》《集结号》《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等，就在这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取得了大家的好评。这些影视片在战争观、历史观、英雄观等方面植入了不少和平文化的理念。

1.打破生活秩序的战争描绘——被战争的人

如《生死线》中所描写的一群普通民众——高会长、四道风、何莫修等，他们都是战争的被动参加者。

《生死线》里描写的故事发生的背景是1938年被日军占领江南小城沽宁。这一天标志着血腥日子的开始，战争带来的残暴降落在普通百姓的身上。

沽宁城首富、商会会长高三宝是最先体会到了这种日子的可怕。因为日军最高指挥官长谷川占领沽宁城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登门拜访高会长，他是来逼迫高会长为日军做事的。

一向以懦弱示人的高会长却表示：长谷川可以将家里值钱的东西、经营多年的工厂和码头全部拿走，但却不能为日本人做事。于是，恼羞成怒的长谷川便在高会长面前，上演了一出“杀鸡给猴看”的惨剧，当着高会长的面残忍地将拉二胡的罗老爷子杀死，高会长瞬间被吓昏。

沽宁城那些普通的百姓，虽然不会有高会长这样的遭遇，但是，他们同样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剧中有这样一段情节：为了引导盟军飞机的空袭，四道风必须进入日军严密把守的码头。他拦住一个在码头上干活的劳工，亮明身份后索求劳工证。那位劳工对四道风杀鬼子的行为表示敬佩，但却不愿意把劳工证让给他。因为，他们全家就指着他干一天活之后领取的这份口粮活命。

这就是日寇占领下的沽宁人乃至全体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粮食短缺、药品匿乏，更重要的是缺少自由和安全感。他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死亡的威胁之下，无时无刻不承受着任人随意处置的悲惨命运。

这点点滴滴汇聚在一起，使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城池被攻破时的烧杀抢掠固然惨绝人寰，但那无尽的被奴役、被摧残的日子则更加令人绝望和可怕。

随着1945年日寇的无条件投降，沽宁人终于告别了暗无天日的血腥岁月。

然而，经受了无数磨难，顽强活下来的中共党员欧阳山川，却不得不面对四道风在胜利之日的意外死亡。悲伤中的他还不知道，他挚爱的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女儿也在胜利到来之前永远地离他而去了，他甚至都不知道女儿的模样。

在迎接胜利的喜庆锣鼓声中，人们却不得不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和悲哀，不得不接受亲人永远离去的残酷现实。电视剧《生死线》让战争的惨烈和残酷，来衬托和昭示和平的宝贵。②

2.表现特殊环境的特别人群——被彰显的人性

《历史的天空》的三个主角在各奔前程时，却阴差阳错，各自走反了方向，也导致了后来漫长人生道路的坎坷崎岖。人生的沟沟壑壑，人性的红白黄黑也随着时代的车轮渐次呈现。

《亮剑》站在人道主义、人性的立场来描写战争、塑造英雄及敌对方人物，大力肯定和歌颂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它塑造的英雄有着自然灵动的人性，使原本冷酷的战争场景也因此充满了灵活生动，大大加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从《我的团长我的团》到《生死线》，编剧兰晓龙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演绎着战争的残酷，但这并非是他对于战争的全部理解。在兰晓龙的战争辞典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人性。

如果说，创作“团长”时的兰晓龙，出于切肤之痛的反思和批判而对人性有所苛责的话，那么，创作《生死线》时的兰晓龙，则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于人性的宽容。

比如前文提到的那个拒绝把劳工证借给四道风的劳工，如果在创作“团长”一剧时，也许兰晓龙会借剧中其他人物之口来批判这个劳工的行为；但在此剧中，嫉恶如仇、粗鲁直率、思维简单的四道风，也只是摇摇头，无语地走开。人要活下去没有错，这是对人性的尊重。

显然，在《生死线》里，人性是编剧把握人物的出发点，也是其笔下的人物对每一个事件做出反应的出发点。

欧阳山川被日寇抓捕后与长谷川的正面交锋，便展现了深厚的人性内涵，与众不同，堪称经典。

欧阳山川也与我们以往所熟悉的英雄人物不同，他没有破口大骂，而是很客气地用“您”来称呼长谷川。因为他看透了长谷川的心态，也知道应该怎样应付对方，所以，话里话外，他没有放过一个奚落对方的机会。他们俩人不仅是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对立关系，更是人性的善恶对立。

欧阳山川与长谷川的交锋，既有敌我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对比，也有人性的善恶之映衬。在兰晓龙的笔下，人物不仅体现出性格层面的丰富，更达到了人性深刻的高度。特别是长谷川这个角色，他在屠灭窦村的暴行己经让人们见识了他的凶残；而伪装成国军军官孤身深入到沽宁守备团防线内部，又让人们看到了他的智谋和胆略。

这样一个凶残、狡猾的家伙是很容易被妖魔化的，但是，编剧笔下的长谷川不仅没有落入类型化的窠臼，反而表现得很有人性特点；喜欢听古典音乐，尤其喜欢《新大陆交响曲》；作为占领沽宁的日军最高指挥官，能够忍受大阿爷沙观止有意的怠慢，当恭候多时终于见到沙门大阿爷时，他兴趣盎然，大谈风月。

作为一个“人”存在的长谷川，其文化学养和伦理涵养，一如他作为军人、作为占领者的暴力血腥一样让人印象深刻。这就是人性的复杂的真实写照。

《生死线》告诉我们，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如长谷川者，一旦作恶，其恶，便是一种令人毛骨惊然、不寒而栗的凶恶。如果说，长谷川这个形象比起许多同类人物，特征更加鲜明、可信的话，那么，作为对比人物，欧阳山川这个形象比起其他共产党人来说则更加可亲可近、真实感人。③

3.不回避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被尊重的对手

在《亮剑》中，李云龙与楚云飞的配合与争斗，是这部影视片处理得非常到位的亮点，缺乏了他们的争斗与合作，这部戏就会逊色许多。除此之外，还有写野狼峪伏击战中，张大彪对日军中尉的格斗也十分精彩：“高手相搏，胜负只在毫厘之间，和日军中尉转眼间已过了五六招，两人身上的军装都被刀锋划得稀烂，鲜血把军装都浸透了。这是一场可以媲美古代剑客高手对决的决斗场面，处处彰显军人的勇敢和精神。”李云龙对这个不惧死的日军中尉是十分赏识的，所以，在战斗结束后，他特意让警卫员将他的尸体掩埋，以表达对他的尊重。

4.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被形式化”的最高境界

“中国20世纪以来的战争活动大多是与革命相关的，革命精神本质上就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中国古代的英雄传奇包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因素，所以作家们在表现革命战争故事时自然而然地借用了英雄传奇的传统文学样式，从而开创出一片革命英雄传奇的新天地，只是后来的文学大环境越来越不宜于浪漫主义的生存，革命英雄传奇也逐渐走向式微。新世纪军事文学则接续起了革命英雄传奇的传统，人们将其称之为‘新革命英雄传奇’。徐贵祥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他的《历史的天空》 《八月桂花遍地开》 《高地》以及都梁的《亮剑》、石钟山的《男人的天堂》等都带有鲜明的英雄传奇的特征，而这种接续的缘由不能不归功于浪漫主义精神的复活。年轻一代的作家更容易钟情于浪漫主义精神，他们在后现代文化的浸染下，娴熟地将浪漫主义与时尚的东西对接，其表现方式之一就是，他们随手移植过来后现代文化中的暴力美学，以暴力美学的方式表达浪漫主义的激情，从而使军事文学更富有青春的气息，更受年轻人的喜欢。这类作品往往借助网络的力量蔓延开来，如刘猛的《狼牙》、漠北狼的《兵王》等，最先都是贴在网络上，受到网民们的热烈欢迎，有人还将这类网络小说称之为‘新铁血小说’，足见人们首先看重的正是浓厚的战争气氛。”④

创作者将战争环境下的人性、血性、匪性、个性描写得淋漓尽致。同时，也通过人物和剧情提出了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1．对于普通人而言战争的意义在哪里；2．军人生存与死亡的价值和意义；3．战争中的悲剧性与“人性”的弱性；4．人的自然性与人的社会性对立统一；5．个体生命与民族大义的对立统一。

战争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不是偶然的存在，不少事例说明：人类往往是从灾难战争中纯净了心灵。《亮剑》就展现了残酷的一面，主创人员就是想亮出战争残酷的一面，才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战争对于世界的破坏力究竟有多大，才能让所有的人体会到和平的重要和来之不易。从这点而言，这类影视作品给我们的启示是多重和深远的。

注释：

①④贺绍俊：《以战争解答和平年代军事文学的难题——谈新世纪军事文学的转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06卷第106页、第110页。

②③参见黄金华：《电视剧〈生死线〉的非凡之处》，《中国电视》2010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