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新伟

赵薇执导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以下简称《致青春》）在票房上获得巨大成功，但并没有取得什么艺术上的突破，这种叫座不叫好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反映出中国大陆电影的诸多问题。在学界提及的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电影叙事和艺术风格的混乱，而缺乏叙事创新的电影终究无法成为一部佳作，艺术风格杂乱的电影甚至称不上一部合格的电影。电影《致青春》改编自辛夷坞的同名小说，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充足的叙事元素和人物形象，按理说不至于理不出一条清晰的叙事线索和统一的艺术风格。遗憾的是，电影《致青春》不仅没有利用好、搭配好小说提供的叙事元素，将叙事元素杂乱地铺陈其中，而且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叙事风格和艺术风格，大大降低了电影的艺术层次，最终造就了一部庸俗的“精品”。简而言之，电影《致青春》根本没有理解青春，也不能准确表达审美诉求，造成空心的青春叙事和混乱的艺术风格。

一、青春叙事的空心化

《致青春》用多种标志性事物来极力呈现“我们逝去的青春”年代，但这些呈现仅限于画面，而没有进入那个年代的内心。电影《致青春》运用了多种视角，刻意用九十年代流行的物件来营造已经“逝去”的背景，这在一定程度上把人拉回了曾经的大学时代。电影《致青春》重点描绘了大学宿舍，那里有拥挤混乱的楼道、贴满明星海报的墙壁，邋遢或有洁癖的舍友，有电风扇、随身听和违禁的电炉，有黑脸不近人情的宿管员，有楼道尽头的固定电话和宿舍楼下的磁卡电话，更多的是打牌、喝酒、抽烟、看片、打游戏、下棋、听广播的学生。在典型的阶梯教室里，大学老师以点名来应对逃课的学生，旷课、迟到的学生在编造相似的理由对付老师的惩罚。在排起长龙的食堂里，学生们拿着相似的饭盒，吃着千篇一律的大锅菜、大锅饭。还有《阮玲玉》电影海报、李克勤名曲《红日》和呼啦圈，这些无不勾起人们对九十年代的文化记忆。但是，电影《致青春》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些典型文化符号背后更多的东西，黎维娟对大学生活无比失望，形容宿舍的走廊就像野兽出没的丛林，简直是糟蹋青春、浪费生命，这些描写停留在大学的表层，静止于青春的过场。

在涉及到大学生群体的刻画时，九十年代大学生的青春影像被“空心化”处理，明显带有类型化、脸谱化特征，大大降低了对人物内心的关照。“青春”属于青年人，青年人是个性、思想、先锋的重要载体，是社会先进程度的重要标志。青年文化是一种亚文化、边缘文化，常常被规训、被教育。尤其是九十年代的大学生，这些青年出生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过渡期，不像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一样被当作“红色小将”，也不像八零后、九零后因“颓废”“垮掉”而备受关注，他们的迷茫、抗争和思想都缺乏应有的反映。青春充满了积极、感性、理想、批判和激进，青年具有热情、冲动、本能、探险、活泼、坦率和正直的特点，这些特质使青春充满了多种可能性、偶然性和创造性，这是青春的魅力所在。电影《致青春》将主要人物看似非常有个性：敢爱敢恨的郑微，功利直率的黎维娟，痴情动人的阮莞，善良正直的朱小北，为爱疯狂的施洁，深沉冷静的林静，理智冷酷的的陈孝正，懦弱自私的赵世永，游手好闲的张开，纨绔不羁的许开阳，等等。实际上，这些人物的类型化、脸谱化太明显了，试图展示不同类型青年的不同青春，却弄巧成拙。

女生的类型被简单化处理，主要是郑微宿舍女生为中心进行刻画，以对爱情的态度不同进行区分。郑微的浪漫史最为复杂，先是对青梅竹马的邻家男孩林静非你不嫁，为了爱情考到林静所在城市，但林静却不辞而别，没有给她任何解释；后是遭遇陈孝正，喜欢上人家却被拒绝，上演了一出全校皆知、女追男的闹剧。阮莞从高中就与赵世永相恋，虽然有很多本校男生追求，但她一直坚守着与男友的异地恋，却听到男友让别的女生怀孕的消息；阮莞面对爱情毫无智商，男友听从家里安排没有来到自己身边，也不与她结婚生子，甚至可以说是导致阮莞意外死亡的罪魁祸首；阮莞的爱情就是一个爱情悲剧，因爱情导致悲剧人生。黎维娟来自小县城，非常实际、功利地看待爱情，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没考上大学的男友，选男友的标准首先看家境好不好；毕业后嫁给一个五十多岁、有两个孩子的有钱人，生孩子也是为了获得更多家产。朱小北家境贫寒，是个假小子，有暗恋对象，但没有行动，更没有结果。电影《致青春》将女生及其爱情进行了明显的分类，并突出爱情复杂的郑微，淡化爱情简单的其他女生形象，是典型的人以“爱”分。

男生的类型化更加明显，主要围绕与郑微等女生的关系展开，以对爱情、事业的处理方式不同而区分。林静和陈孝正先后离开了郑微，前者是因为发现了父亲与郑微母亲的奸情，后者是为了公派留学、出人头地，理由虽然不同，但实质一样——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爱情是可以牺牲和抛弃的。林静与郑微的感情很深，不仅有爱情，而且已经有了亲情的成分，林静在离开郑微后一直默默地在背后注视着她，显示出其内心的矛盾，这种矛盾是理智与情感的对立造成的。但这种处理无疑是失败的，正如电影中郑微对林静的质问：“你要是有一点胸怀，给我一个问候，我们都不会成为今天的样子。”电影里的男性出奇地沉默，对爱情或者拒绝，或者逃避，林静、陈孝正从不主动给爱恋中的女友解释或问候，林静不给认识十七年的女友一个问候，陈孝正出国也不告诉郑微。从这一点来看，林静、陈孝正甚至不如懦弱自私的赵世永，赵世永让别人怀孕求助女友的行为固然让人不齿，但起码他能第一时间真实相告，远比林静和陈孝正真诚和勇敢。林静、陈孝正还有相同的一点，都曾一再拒绝女孩的追求，不同程度地伤害了爱人。林静的一再拒绝让深爱他的施洁屡次自杀、精神失常，陈孝正的一再拒绝让郑微自暴自弃，混迹于男生宿舍、打牌喝酒到深夜，这些拒绝对恋爱中的女性而言是残酷的，甚至是无情的伤害。

从历史语境来看，电影《致青春》对九十年代大学生的塑造不仅趋于类型化、脸谱化，而且非常浅显，甚至十分虚假。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个十年，“新启蒙”蔓延于中国社会，尤其体现在大学校园，大学生作为中国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一直非常活跃，他们思想前卫、生机勃发，天下情怀与个人自由追求交集并进。但青年独有的文化姿态和价值立场也为艺术呈现提供了多样素材和现实基础，应该可以更好地展现社会转型期的青春风采。如果说九十年代的青年丧失了父辈拥有的归属感和家国情怀，失去了宏大的理想和彼岸的追求，那么无所依托的无力感和无所皈依的空心感必然非常明显，这些大问题应该得到深切的关注。遗憾的是，电影《致青春》没有展现九十年代青年文化的社会根源、思想焦虑和价值转型，没有深入思考和挖掘大时代背景下的青春和爱情，没有完整叙述一代人的青春往事，甚至没有提供一个完整、合理和有趣的故事。

二、艺术风格的混乱

电影《致青春》不仅在叙事上毫无创新，而且在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上不统一，前后矛盾，大大降低了作品的审美品格。从整体来看，电影前半部分是追求浪漫的喜剧效果，一开始就搞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童话戏剧场面，让女主角做了一个公主与王子的美梦，又用嘈杂的火车硬座车厢将人拉回现实。同样，迎新生的场面也试图营造喜剧场面，接新生的师兄们各怀鬼胎，都在打着漂亮师妹的主意——许开阳、张开先是盯上郑微，后被更温柔美丽的阮莞吸引，小胖被安排接送同样肥胖的新生，精瘦矮小的新生被同样瘦小的男生接到。郑微就是在这时认识了张开、许开阳，还有更招人喜欢、让人嫉妒的室友阮莞。大学生宿舍同样被夸张的喜剧手段加以展示，女生宿舍走廊的打闹场面、男生宿舍的邋遢至极，都试图让人进入一种轻松愉快的大学记忆。郑微的失恋被安排在林静的宿舍，当林静室友说出林静出国的消息，郑微失声痛哭，却无意中拉下了其短裤，而且被其女友当场撞见。郑微的重新恋爱同样发生在男生宿舍，陈孝正整洁的床铺在无比杂乱的男生宿舍干净得简直“变态”，陈孝正推开郑微抢救建筑模型的行为更具冲击力，让两人的关系急剧变化——先是水火不容的冲突，后是郑微对陈孝正的不懈追求。许开阳对郑微的追求同样喜感十足，他对郑微的表白被拒绝后，恼羞地跳到湖里，奋力挣扎后却发现水非常浅。甚至林静的受伤也具有喜剧性，他的手被施洁弄掉的玻璃割得鲜血淋漓，昏迷的却是晕血的施洁——被伤者将伤人者送到医院，而且从此施洁疯狂地爱上了林静，不惜以命相博。这些喜剧场面和情节虽然大大增强了影片的看点和笑点，这也许是电影大卖的原因之一，在叙事功能上实在乏善可陈。

艺术风格的杂乱和审美追求的不定是电影作品的大忌，电影《致青春》的后半部没有延续前面的喜剧风格，而是趋向现实主义风格，以情节突转来驱动叙事，虽然具有某种“震惊”效果，但是削弱了人物性格和情感挖掘。在大学毕业的散伙席上，眼泪横飞，豪言壮语，各奔东西，再浪漫的爱情也要向现实低头——面对陈孝正公派留学，郑微只能咽下爱情的苦果；赵世永没有应约留在身边，阮莞只能疲于两地奔波；被商店误当作小偷，朱小北冲动之下打砸商店被开除；等等。多年之后，青春已经逝去，每个人都心事重重，没有了喜剧，只有现实。这种突转看似合理，是对青春逝去的回应，是对青春与不再青春两个时段、两种人生的写照，其实非常愚蠢。这种愚蠢来自对青春理解的错位，来自对人生的浅薄理解，主要体现在电影《致青春》对故人重逢、爱情结局的叙述。与前半部轻松愉快的节奏相比，后半部明显沉重而急促，急于为青春画上句号，对曾经青春的人们做个了断。郑微同时遭遇两个前男友，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化也在同时进行，难免让人产生错乱之感。电影简略地用陈孝正接受电视采访的方式，让郑微得知了陈孝正在国外事业发达、心灵空虚的现状；又用偶遇的方式，让郑微与林静在医院会面；还让阮莞的突然死亡来推动郑微的爱情天平倒向林静，又因林静手上伤疤的故事而突然离开林静。无论从现实角度，还是从感情角度，这些“突转”都令人费解，让人意外，这种意外虽然加快了叙事节奏和叙事内容，但不合情，也不合理。还有结婚生子的许开阳和曾毓，故意不与老同学相认的朱小北，都没有做好铺垫和交代，除了让人感到吃惊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三、商业气息的侵袭

电影《致青春》审美风格的矛盾和变异还体现在无节操的“穿越”、不讲究的语言上，这让电影“向青春致敬”的自我标榜颜面扫地，彻底暴露了其商业电影的铜臭气息和粗鄙面目。当失恋的郑微向阮莞寻求安慰时，一向文静的阮莞竟然从书箱底掏出了“青岛”听装啤酒。当然，我们还看到了“真维斯”衣袋，还有穿越而来的“伊利”盒装牛奶，等等。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电影拍摄期间曾经发生资金链断裂的传闻。

更为拙劣的是，可能是为了突出青年的语言特点，电影《致青春》毫不讲究地加入了近几年才出现的网络语言，当剧中人物随口说出“二逼”“我靠”时，简直无法分辨电影身处何时，我们又身在何处。还有更细微之处，如果详加推敲，就会发现更多问题。例如，“帅哥”“美女”这样的词汇，在近几年的意义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九十年代的“帅哥”“美女”一定是真的很帅、真的很漂亮，而今天的“帅哥”“美女”大概只是性别的简称。电影《致青春》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的变化，没有注意到十几年前与今天的文化差异①，没有关注到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巨大影响。

时间的穿越不仅体现在植入的广告和语言上，更是体现在青春时代划分的错乱，以及大学时期与大学之后的人为断裂。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同一个人在大一和大四有着巨大的差别，这才是度过青春的人的正常经历。但是，电影《致青春》没有体现出这种差别，一直都是大一的模样，仅凭这一点就违背了最基本的常识。电影《致青春》从头到尾就没有准确的时间概念，难道仅凭《阮玲玉》的海报、电视里的《新白娘子传奇》、呼啦圈等标志性事物就足以标示出时间了？电影对毕业后的三年的叙述，更验证了我们这一判断。出国深造并非一步登天，仅仅三年时间，常理大概只能硕士毕业，至多博士毕业，陈孝正即便再刻苦、再优秀，也不至于做到从一个本科生一跃成为被杨澜采访的国际建筑业精英；而此时，同学张开沦落为街头为人作传的混混，而且低三下四地甘愿成为陈孝正的跟班。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不是刻意为之，三年时间内同学之间怎能产生如此之大的差距？即使要营造这种差距，起码要尊重常识，不能违背常理。还有，郑微说她认识林静已经十七年，又说从小的愿望就是嫁给林静，不知道这十七年究竟是从何算起，也不知道“从小”是从何时开始。无论怎么算，至少有一个是无法解释的。更让人费解的是，电影在刻意描绘各人境遇的巨大差异时，却没有注意到每个人的情感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痴情者更加疯狂（施洁、阮莞等），功利者（陈孝正、黎维娟等）更为变本加厉。

其实，电影《致青春》的种种缺陷，其根本原因是缺乏对九十年代、青春时代的真正理解，宏观上没有看到九十年代在中国当代的文化意义，微观上没有挖掘出人物心灵深处的变化，更无法抓住青春年代最宝贵的东西——精神、思想和激情。我们更遗憾地看到，即使这样一部没有激情、精神和思想的影片，居然卖出超过五亿的票房。我们甚至分不清，这是中国电影的悲哀，还是中国观众的悲哀。

注释：

①王冬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再出发》，《学术论坛》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