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先海

中国新文学学会第29届年会暨“和平文化与战争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7月20-23日在湖南怀化召开。会议由中国新文学学会、湖南省文联和怀化学院联合主办。来自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和全国16个省份以及台湾地区近180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和平文化理论与战争文学叙事、战争文学整体研究、抗战文学评价、战争与人性、战争题材作家作品（影视）研究、战争诗歌研究、战争文学的历史真实性、战争文学中的国民性以及日本的战争文学、台湾的战争文学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一

在和平年代，战争文学何以能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和平文化与战争文学主题研讨又如何能推动理论与创作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这是本次会议研讨的出发点。与会代表一致认为20世纪是一个战争的世纪。战争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心灵，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不仅在战乱时期涌现了许多战争文学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后，战争文学创作一度构成了我国当代文学的主旋律。进入新时期以来，除了“军旅”文学的繁荣外，重写革命史或重述战争史的文学思潮已然构成了当代文学整体创作中的前沿课题。与会代表们充分肯定了中国新文学战争文学的实绩，尽管相比世界文学而言，中国经典战争文学的代表性不够突出，但进一步拓宽战争文学理论与创作的研究视域，相信能不断推动战争文学的不断繁荣和发展。湖南省文联主席谭仲池在贺信中充分肯定了本次会议主题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经历了战争，也见证了和平，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中华民族需要和平发展的思想理念，本次会议的召开显然对于拓展和平文化与战争文学研究视域，构建良好学风交流平台，增强人们的和平理念，推动我国和平事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王庆生（华中师范大学）强调，战争既是一个古老和永恒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和实际意义的话题，贯穿于整个人类发展史。铭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弘扬珍爱和平的传统，让战争远离人类，让和平永驻人间是每个人的期望与责任。张炯（中国作家协会）则从新文学整体研究的视角出发，将中国新文学战争书写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从北伐战争开始，谢冰莹《从军日志》，蒋光慈《少年漂泊者》《短裤党》等拉开了新文学战争书写的序幕；第二个时期为新中国成立到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期；第三个时期为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认为战争与和平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悲欢交响曲。刘绍峰（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出，我们既需要透过战争文学思考战争的根源，倡导和平，也需要通过探讨文化与国家的关系探究具有现代品质和精神的和平文化。熊元义（《文艺报》）则站在当代学术批评的前沿，认为反思战争文学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反思中华民族应有的世界地位。那种“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观点某种程度上也拘囿了学术思维，我们讲的是对世界作出贡献，而事实上一个民族也不能外置于世界，所以，应该是推动文明发展的优秀作品才是世界的。只有通过树立正确的民族文化观来反思战争文学，反思当代文学，推动文学的发展，这样中国的文学才是更有希望的。

二

和平文化与战争文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基点又在哪里？从和平文化的新视角研究战争文学又如何展开？这是本次会议研讨的核心问题。谭伟平院长（怀化学院）介绍了本次研讨会召开的缘起，怀化学院将其独一无二的地方特色——芷江和平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重点建设学科平台对接，借助于湖南省和平文化研究会，顺应由芷江抗战文化转化而来的和平文化研究趋势，搭建起历史、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桥梁。和平文化与战争文学进行对接是怀化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重点建设学科与湖南省和平文化研究基地多年来努力的方向，从不同学科、不同视野、不同维度来审视近百年中国新文学尤其是战争文学创作必将带来新启发、新突破。就和平文化与战争文学关联性而言，至少存在创作和研究两个层面的关系。和平文化与战争文学的研究属于最纠结、最复杂的研究课题。虽然和平文化特质的含义与战争文学特指的意义对于研究和创作的影响、价值到底有多大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把和解、和睦、和合、和缓等文化价值理念与人性、人情、人道、人文等文学关键词结合探讨，无疑可以把这一文化研究具象化。王智新（日本早稻田大学）《关于日本文学如何反思侵略战争》的主题发言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们的高度关注。他认为，在战后的日本社会，虽然和平意识已经紧紧地在国民之间广泛地扎根，但这里的和平意识在他看来却是有一定局限性的。纵观日本战后文坛，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大浪裹挟，泥沙俱下，反战文学和歌颂、美化侵略战争的文学同行并存；二是战后日本反战文学的反战观所具有的局限性和暧昧性。由于日本战后不同时期“反战文学”缺乏对战争和平性质的认识，所以，他们不可能达到人类对和平理想境界追求的高度。他期待着日本作家能从加害者的角度，从整体上，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探讨和剖析战争的内在原因；如能对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给予必要的批判，将具有更加发人深省的影响和巨大推动力量。倘若如此，这必将是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福音。董正宇（怀化学院）充分肯定，进入新世纪以后，世界范围内由战争文化向和平文化的转向，为我们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状况提供了新的视角。张益伟（武汉大学）则从和平文化理念出发，具体展开对新世纪日华文学灾难叙事的研究，认为日华灾难文学在和平理念的观照下打破意识形态的重重壁垒，在生命认知和人与自然关系处理等多种层面都有价值的彰显和意义的开拓。贺玉庆（怀化学院）从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战争的血腥描绘中反观生命的珍贵与美好以及对稳定和平社会的渴望，从而彰显出当代战争叙事的新变。从域外的视角，其他一些专家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曾铭（加拿大诗人）以加拿大把和平提高到国家第一要务来抓为例，谈论华人对加拿大文学、历史学方面的贡献，在会上提出了希望加大“和平文化与战争文史学研究”的期望。华纯（日本华文文学笔会）则以日本当下战争文学创作为例，着重分析了日本战争文学中所体现出来的生态意识。通过浅析日本战争文学中过度的“被害”意识，揭示当下日本社会为何存在战争认识的误区。他用司马辽太郎的长篇历史小说《坂上之云》和日本战后派作家本多胜一作了对比分析，认为“司马史观”（司马辽太郎关于战争和历史的观点）是以过度的“被害”意识失去了客观公正的立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人对历史战争的暧昧认识与模糊不清，甚至会为右翼分子利用，借以篡改历史教科书，这种倾向值得注意。同时，华纯还认为中国和日本之间，两国文化知识分子要做的工作，就是珍惜和平时代，珍惜来之不易的友好关系。林宛莹（马来西亚）以马来西亚华裔作家小黑（原名陈奇杰）为例，通过其创作轨迹探讨马来西亚华人在抗战时期为了坚持理想的追求而作出的身份选择，他们为了政治理想不惜走入森林而放弃正常的生活方式，于是“森林”便成了“伦理身份”的分水岭，而身份的追求正是与他们的政治理想结合在一起的，政治理想也正是他们的“家园意识”。

三

怎样梳理和厘清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战争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学理特征？是与会专家们研讨的又一共识性的问题。樊星（武汉大学）梳理了新时期以来从《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到《大国之魂》等作品所展示的当代国军战史叙事面貌，认为这些作品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肖向东（江南大学）指出中国当代战争文学创作经历了从“十七年”“政治性”主题审美规范下“人性”的遮蔽，到“文革”“神魔斗争”模式荒谬演绎中“人性”的扭曲，再到新时期“民间化”写作取向对“人性”深度发现的过程。林凌（华东政法大学）通过分析文化话语与中国当代战争文学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了中国当代战争文学的集体性创作选择。刘安海（华中师范大学）认为战争文学中的规避性表现为规避战争中的流血牺牲死亡，规避战争中的战场场面，规避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规避拼搏冲杀，添加文化生活元素，甚至规避文学的特性与艺术手法等。李奇志（武汉工业学院）考察了40年代以丁玲、草明等为代表的满溢民族精神、国家观念的战争书写，以陈敬容、郑敏等为标志的注重对硝烟现实凝思玄想的战争书写，还有以张爱玲、苏青等为主的专注战乱日常生活的战争书写形态。王泉（湖南城市学院）则着重谈了中国当代战争题材长篇小说中的西藏书写，认为当代战争题材西藏长篇小说自觉地把民俗的朴实与藏传佛教的神秘，底层人民的心声与历史的进步性结合起来。房福贤（海南师范大学）在总结发言中提出，从中国抗战文学大国到抗战文学强国，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打破传统思维方式，正确处理好正义战争与战争正义的关系；其次是要打破传统历史观念，在历史的情势与结构中寻找战争之外的意义；再次，还要打破单一的人的观念，在战争与人的广阔空间中突显人的命运。从文学大国到文学强国的路有多长？这取决于当代中国作家的使命感、责任心、创造力。陈思广（四川大学）则从1942-1944年间《国民杂志》两次长篇小说征文谈起，他对既往的历史素材融入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认为第一次征文获奖的两部小说《生之回归线》与《新生》虽在局部上有一定的生活气息，但总体上主题虚假先行，思想媚日反动，是典型的“汉奸文学”；第二次长篇小说征文的获奖之作《牛》寓意虽可取，但作家对这一寓意的艺术表现并不到位，使得《牛》的艺术成就并不高，由之也可见华北沦陷区长篇小说创作的贫乏与荒芜，平庸与苍白。谭桂林（南京师范大学）认为：对于战争文学的研究，从50年代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发掘并且有所研究，也确实体现出了当下的一个思想高度。相比建国初期对于战争研究的思维模式和批评模式，现在的确进步了很多，他认为这不是批评的问题，而是作家写作的问题。在近代创作方面，由于作家本人的体验和经历有所欠缺，对于战争问题的思考或者说是思想背景有所欠缺。客观地说创作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若再上升到一个更加多元多角度的思考层面，相信会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

四

怎样看待当下战争题材网络、影视作品的发展趋势，有何特色以及存在问题？也是与会专家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周志雄（山东师范大学）认为，新世纪以来《亮剑》《雪亮军刀》《遍地狼烟》《抗战狙击手》等抗战题材小说的生产与网络媒体密不可分，带有鲜明的“网络特色”，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和艺术旨趣。曾耀农（湖南商学院）从西方电影《战马》的解读入手，透析导演斯皮尔伯格的反战情绪，并通过战争电影的演变和它们出现的意义分析，揭示西方战争题材影片的和平主题。徐肖楠（华南理工大学）以影视剧《出关》为例，分析其沿着激情的主题立场与沉静的表现风格追寻“走出战争”的主题追求。曾庆江（海南师范大学）则认为新世纪前后诸多国产战争片中的“他者”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体现为人性化的国民党人形象、英雄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立化的异国人形象等。李丽（怀化学院）基于和平文化视角提出了“被战争的人”新说法，认为和平文化视阈下抗战题材电视剧的人物形象塑造体现出回归本色、不同而和、走近人性的特点。江腊生（九江学院）先是肯定近年来包括《亮剑》在内的战争题材剧往往与现实人生之间具有会心的息息相通之处，同时，指出这些电视剧在一系列战争文化与英雄情结的表现中，呈现出明显的粗鄙化倾向。潘桂林（怀化学院）则以具体电视文本《壶道》为例，着重谈论“和”文化在文本中的构成及转化。可以说战争题材网络、影视作品的研讨，成了本次会议上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

五

与会专家学者们对战争文学中有代表性的文本和典型的文学样式进行了相应的深入解读与分析。张钧（中山大学）对红色经典小说《保卫延安》进行了细致的史实考释，他通过史料考证，认为《保卫延安》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值得商榷。王再兴（怀化学院）则对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文学讲述进行了文本细读分析，认为这部小说真正要讲述的其实是顾涌的故事，而并不是钱文贵的故事，故事背后隐藏着关于当年“阶级”划分、暴力土改、以及农民解放等复杂话题的深层纠结和相关的文学问题。龙长吟（湖南省作协）认为《艽野尘梦》出版于1937年2月，早丘东平的《第七连》将近一年，是一部充分的、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小说，引起了热烈的争议。张建安（怀化学院）认为湘西作家屈国新的《古道西风》和《夕阳黑田铺》生动再现了历史上大湘西土匪的血性、兽性以及人性等活动，通过对人类匪事现象的文化解读与批判从而实现了蛮地文化的传奇重现。吴道毅（中南民族大学）认为《武昌城》的作者试图站在不同方位，变换不同角度，从世界文化的视野，从不同文化的交汇或碰撞中来认识革命，看待战争，使小说思想上达到了当下革命历史叙述的新高度。郭剑卿（山西大同大学）以张爱玲作品为例分析了女性视野中的现代战争书写，认为张爱玲创作均涉及现代（20世纪40年代）都市（沪港）中的个体，展现的是现代战争中以都市个体为代表的普通人的“常”与“变”。郭景华（怀化学院）则拾起了新文学史上的一个失踪者向培良，以向的《民族战》和《彪炳千秋》为例，认为他的抗战剧和“戡乱”剧弥补了现代主流文学的一个不足。

本次学术研讨会由学会常务副会长张永健教授主持。夏义生副会长最后用“大会师、大视野、大丰收”三个关键词，来概括总结本次学术研讨会的胜利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