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峰屹

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下简称“严书”），作为一部体量巨大的全先唐文总集，厥功至伟，说它“极学海之大观，为艺林之宝笈”（王毓藻序），实不为过。但也毋庸讳言，因为此书卷帙太大，虽严氏殚其一生学力，而留憾尚多，疏漏舛误在所难免。光绪年间书出不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二即举其缺漏数事。后有平步青《樵隐昔寱》卷四《与汪荔墙书》，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四、卷一○，杨守敬《晦明轩稿》之《补严氏古文存序》等，各为拾遗正误。近人章炳麟、余嘉锡、陈垣以及刘盼遂、钱钟书等，也为之做过一些补遗订误工作。王利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证误》一文，具体揭出其二十五项失误；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归纳为“漏辑”、“失考”、“误编”、“重出”四类问题；赵逵夫《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之失与〈全先秦文〉的编辑体例》一文，又指出其九类阙误。这种种误漏，既有各种编校的技术性问题，也有史实不明、典故缺考、文体错乱、典章制度不清等错谬。此外，尚多有“单文只字之讹误，不及毛举细故者”（王利器语）甚多。

笔者在主持重新辑校《全西汉文》时，也陆续发现其种种误漏，难以逐一细说。其中比较严重的误漏，除前人已经指出者外，还有如：

（1）误把史书的叙述文字窜入正文，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文字漏误；

（2）一篇文字数见于同一类书，而辑录其文略者，遗漏其文详者；

（3）依据多个出处自行编辑甚至改写文字。

以上所述，都是宏观指谬。下面以扬雄《蜀王本纪》之辑校为例，大略检讨严书误漏之具体情形，会更有实感。

一 严辑《蜀王本纪》功绩空前

严书《全汉文》的第五十三卷，辑校了扬雄《蜀王本纪》，计有二十六条。内容大抵包括蜀先王的来历、望帝杜宇及开明帝的故事、蜀王定都成都、蜀王好色、秦伐蜀以及李冰治水等。

关于扬雄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述《扬雄集》云：

《扬子云集》六卷，汉扬雄撰。雄集，《汉艺文志》、《隋经籍志》、《唐艺文志》皆著录五卷，其本久佚。宋谭愈始取《汉书》及《古文苑》所载四十余篇，仍辑为五卷，已非旧本。明万历中，遂州郑朴又取所撰《太玄》、《法言》、《方言》三书及类书所引《蜀王本纪》、《琴清英》诸条，与诸文赋合编之，厘为六卷，而以逸篇之目附卷末，即此本也。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六云：“《扬子云集》五卷，汉黄门侍郎扬雄子云撰。大抵皆录《汉书》及《古文苑》所载。案宋玉而下五家，皆见唐以前艺文志，而三朝志俱不著录，《崇文总目》仅有《董集》一卷而已。盖古本多已不存，好事者于史传、类书中钞录，以备一家之作，充藏书之数而已。”所述盖即谭愈辑本。据《四库全书总目》所说，谭辑本不录《蜀王本纪》。

至明万历中，郑朴再辑《扬子云集》，始辑录《蜀王本纪》，共有二条文字：

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折灌、鱼易、俾明。是时，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凡四千岁。次曰伯雍，又次曰鱼尾。尾田于湔山，得仙。后有王曰杜宇，出天堕山。又有朱提氏女，名曰利，自江源而出，为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移居郫邑。

禹本没山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禹母吞珠孕禹，坼堛而生。于县涂山娶妻，生子启。纪年曰禹，立四十五年。

又辑录《蜀王记》一条：

秦王石牛，置金于后。蜀人以为牛便金。蜀王发卒开道，令五丁拖牛，置成都。蜀道乃通。郑氏不注佚文出处，实则均辑自《太平御览》。此外，明人张燮《七十二家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均有《扬侍郎集》（前者五卷，后者不分卷），均未辑录《蜀王本纪》。

概而言之，严氏之前，只有郑朴曾蒐辑《蜀王本纪》而极粗略；至严氏乃竟辑出二十六条，厥功实空前巨大。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扬雄曾著《蜀王本纪》之事，《汉书》无载。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记录，出于唐人著作。如：

《蜀王本记》一卷，扬雄撰。（《隋书·经籍志二》）

雄哂子长爱奇多杂，又曰不依仲尼之笔非书也，《自序》又云不读非圣之书。然其撰《甘泉赋》则云“鞭宓妃”云云，刘勰《文心》已讥之矣。然则文章小道，无足致嗤。观其《蜀王本纪》，称“杜魄化而为鹃”，“荆尸变而为鳖”，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谓非言之难，而行之难也。（刘知几《史通》卷一八）

此后，扬雄撰《蜀王本纪》事，往往见于诸书，如：

《蜀王本记》一卷，扬雄撰。（《旧唐书·经籍志上》）

扬雄《蜀王本记》一卷。（《新唐书·艺文志》）

雄在蜀时尝著《蜀王本纪》、《蜀郡赋》，以极其山川地里人物之实。（北宋晁说之《景迂生集》卷一九《扬雄别传》）

扬雄《蜀王本纪》曰：“荆人鳖令死，其尸流亡，随江水上至成都。”（北宋杨侃《两汉博闻》卷一二）

按《世本》、《山海经》、扬雄《蜀王本纪》、来敏《本蜀论》、《华阳国志》、《十二州志》诸言蜀事者，虽不悉同，参伍其说，皆言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二）

扬雄《蜀王本纪》云：“望帝禅位鳖灵。”（北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一）

《志》有扬雄《蜀王本纪》一卷。（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五）

扬雄著《蜀王本纪》、《蜀都赋》。（同上）

扬雄《蜀王本纪》言：“秦相张公子筑成都城，屡有颓坏，时有龟周旋行走，巫言依龟行迹筑之，既而城果就。”（明陶宗仪《说郛》卷四六下）

因此，扬雄曾撰写过《蜀王本纪》，当无可疑。

二 严辑《蜀王本纪》之误漏例说

严辑《蜀王本纪》之误漏，择其显要者，大抵有如下诸种情形：

其一，体例不严谨，用作底本的出处（即出处第一个注），却仍在正文夹注中用以作考校案语。如：

（1）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案《文选·蜀都赋》刘注引，下有“蒲泽”二字）、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文选·蜀都赋》刘注。《魏都赋》刘注。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注。《御览》一百六十六。案《御览》引作“凡四千岁”）

（2）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案《初学记》八、《艺文类聚》六、《御览》一百六十六引作“次曰伯雍，又次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御览》一百六十六，又九百一十三）

（3）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案《后汉书》注、《文选》注引作“鳖令”）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后汉书·张衡传》注。《文选·思玄赋》注。《御览》八百八十八，又九百二十三。《事类赋注》六）

以上文字，其他讹误情形尚多——这里仅指出其体例不严谨的问题。第（1）段文字首据《文选·蜀都赋》刘渊林注，第（2）段文字首据《太平御览》卷一六六，第（3）段文字首据《后汉书·张衡传》注，而严氏在正文的案语中却又分别据此三个出处指明异文，令人莫名所以。此种情形的出现，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思虑不周，自乱体例；二是严氏同等看待多个出处，并且依照多个出处自作文字编辑。从严书整体情况看，当主要是第二个原因（详下）。今天看来，此种做法，非但是处理方法不合学理，妄自改编或以意连缀出处的文字，更是文献整理之大忌。

其二，严氏往往参酌多个出处，以意删减甚至妄改原文，缀合多条佚文以成文段。此类情形甚夥，例证极多。如：

（4）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案《史记·三代世表·索隐》引作“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案《御览》一百六十六引，下有“移居邦邑”四字）。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文选·思玄赋》注。《御览》一百六十六，又八百八十八）

这段文字，《文选》卷一五《思玄赋》李善注原文为：“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积百余岁，荆地有一死人，名鳖令，其尸亡，随江水上至郫，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令为相，以德薄，不及鳖令，乃委国授之而去。”严书之辑文，以《文选·思玄赋》注为底本，实则根本不是同一段文字。严氏辑录此条，实是以《太平御览》卷八八八所录（原文较长，见下文引录）为主要出处，参以《太平御览》卷一六六，纂辑多个出处删减连缀而成。

（5）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案《后汉书》注、《文选》注引作“鳖令”）。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媿，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后汉书·张衡传》注。《文选·思玄赋》注。《御览》八百八十八，又九百二十三。《事类赋注》六）

严氏所列五个出处，原文分别为：

《后汉书·张衡传》李善注：“荆人鳖令死，其尸流亡，随江水上至成都，见蜀王杜宇，杜宇立以为相。杜宇号望帝，自以德不如鳖令，以其国禅之，号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

《文选·思玄赋》注：“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积百余岁，荆地有一死人，名鳖令，其尸亡，随江水上至郫，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令为相，以德薄，不及鳖令，乃委国授之而去。”

《太平御览》卷八八八（见下文引）。

《太平御览》卷九二三：“望帝使臣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且以德薄，不及鳖灵，乃委国授之，去。望帝去时，子圭鳥鸣。故蜀人悲子圭鳥鸣而思望帝。望帝，杜宇也，从天堕。”

《事类赋注》卷六：“望帝治汶山下郫，百余岁。荆州有一死人，名鳖令，其尸亡去，随江水上至郫，遂活。望帝以为相，又以德薄，不及鳖令，乃委国授之。”

不难见出，严氏辑录此条，也是以《太平御览》卷八八八为主要出处，纂辑诸书，并删减、改写、连缀而成。

（6）于是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献美女五人于蜀王。蜀王爱之，遣五丁迎女，还至梓潼，见一大虵入山穴中。一丁引其尾，不出；五丁共引虵，山乃崩，压五丁。五丁踏地大呼。秦王五女及迎送者皆上山，化为石。蜀王登台，望之不来，因名五妇侯台。蜀王亲埋作冢，皆致万石，以志其墓。（《初学记》五。《艺文类聚》七，又九十六。《白帖》五。《御览》五十二，又三百八十六，又八百八十八，又九百三十四。《事类赋注》二十八）

严氏所列九个出处，其原文分别为：

《初学记》卷五：“扬雄《蜀本纪》曰：秦王献美女于蜀王，蜀王遣五丁迎五女，见大虵入山穴中。五丁引虵，山崩，五女上山，化为石。”

《艺文类聚》卷七：“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献山。秦王献美女与蜀王，蜀王遣五丁迎女，见一大虵入山穴中。五丁并引虵，山崩。秦五女皆上山，化为石。”

《艺文类聚》卷九六：“《蜀王本纪》曰：秦惠王欲伐蜀，蜀王好色，乃献美女五人。蜀王遣五丁迎女，还至梓潼，见一大虵入山穴中。一丁引其尾，不能出；五丁共引虵，山崩，压五丁。五丁踏虵而大呼。”

《白帖》卷五：“《蜀王本纪》曰：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秦王献美女与蜀王，王遣五丁迎女，见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蛇，山崩，压杀五丁，化为石也。”

《太平御览》卷五二：“杨雄《蜀本纪》曰：秦王献五美女于蜀王。蜀王遣五丁迎五女，见大虵入山空中。五丁引虵，山崩。五女上山，化为石。”

《太平御览》卷三八六：“《蜀王本纪》曰：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献女五人。蜀王遣五丁迎女，还梓潼，见大虵入山穴。一丁引其尾，不出；五丁共引虵，山乃崩。”

《太平御览》卷八八八（见下文引）。

《太平御览》卷九三四：“《蜀王本纪》曰：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献美女五人。蜀王遣五丁迎女，还梓潼，见一大虵入山穴中。一丁引其尾，不能出；五丁共引虵，山崩，压五丁。”

《事类赋注》卷二八：“《蜀王本记》曰：秦王献蜀王以美女五人。蜀王遣五丁迎女，还梓潼，见一大蛇入山。一丁引其尾，不能出；五丁共引蛇，山崩，压五丁。”

可见，严氏辑录此条，仍是以《太平御览》卷八八八为主要出处，以纂辑诸书，并删减连缀而成。

（7）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蜀山。王夭，五丁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号曰石牛，千人不能动，万人不能移。（《艺文类聚》七，《御览》八百八十八）

严氏所列两个出处，《艺文类聚》卷七之原文已见上引，《太平御览》卷八八八见下文引。严氏作为第一出处的原文，与其所录文字差别巨大。这段文字，实是摘抄自《太平御览》卷八八八，而文字稍异。

（8）秦惠王时，蜀王不降秦，秦亦无道出于蜀。蜀王从万余人，东猎襃谷，卒见秦惠王。秦王以金一笥遗蜀王，蜀王报以礼物，礼物尽化为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贺曰：“土者，地也。秦当得蜀矣。”（《御览》三十七，又四百七十八，又八百十一，又八百七十二，又八百八十八，《事类赋注》九）

严氏所列六个出处，其原文分别为：

《太平御览》卷三七：“《蜀王本纪》曰：蜀王猎于褒谷，见秦王，以金一笥遗蜀王，蜀王报以礼物，尽化为土。秦王大怒，臣下拜贺曰：‘土，地也。今秦当得蜀矣。’”

《太平御览》卷四七八：“《蜀王本纪》曰：蜀王猎于褒谷，见秦王，以金一笥遗蜀王，报以礼物，尽化为士。秦王大怒，臣下拜贺曰：‘土者，地也。’”

《太平御览》卷八一一：“《蜀王本纪》曰：秦王以金一笥遗蜀王，蜀以礼物荅，而尽化为土。秦王怒，群臣拜贺曰：‘土者，地也。秦当得蜀矣。’”

《太平御览》卷八七三：“《蜀王本纪》曰：蜀王猎于褒谷，秦王以金一笥遗蜀，报以礼物，尽化为土。秦王大怒，臣下拜贺曰：‘土者，地也。今秦当有蜀矣。’”

《太平御览》卷八八八（见下文引）。

《事类赋注》卷九：“《蜀王本纪》曰：秦王以金一笥遗蜀王，蜀以礼物荅，而尽化为土。秦王怒，群臣拜贺曰：‘土者，地也。秦当得蜀矣。’”

以上六个出处，均大同小异。唯“秦惠王时，蜀王不降秦，秦亦无道出于蜀”数句，仅见于《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可知严氏又是以《太平御览》八八八为主，而纂集诸书。

（9）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禹母吞珠孕禹，坼副而生。于县涂山娶妻生子，名启。于今涂山有禹庙，亦为其母立庙。（《史记·夏本纪·正义》。《初学记》九。《御览》八十三，又五百三十一）

这里所列四个出处，其原文分别为：

《史记·夏本纪·正义》：“扬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

《初学记》卷九：“《蜀王本纪》曰：禹母含珠孕禹，坼痏而生于涂山。”

《御览》卷八二：“杨雄《蜀王本纪》曰：禹本没山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禹母吞珠孕禹，坼堛而生。于县涂山娶妻，生子启。”

《御览》卷五三一：“《蜀王本纪》曰：禹生于石纽，禹母天珠孕禹，坼副而生。禹于涂山娶妻，生子名启。于今涂山有禹庙，亦为其母立庙。”

这一段文字，严氏仍是以《太平御览》两处录文为主，缀合诸书而成。

总之，严氏总是根据若干文献纂辑、改写、缀合原文，并且往往是以《太平御览》为主，纂编诸书文字。此种做法，严书《凡例》有交代：“宋、齐、梁、陈、隋文，多完篇。东汉、三国、晋文散见群书者，各自删节，往往有文同此篇；从数处采获，或从数十处采获，合而订之，可成完篇。”应当说，严氏此种做法并非肆意妄为，理由盖有二端：其一，《蜀王本纪》佚文多出自唐宋类书（当然还有其他出处），而唐宋类书（及他书）本身，引录文字时即往往有所改编——这从同一段文字而诸类书（及他书）所录往往有所异同即可知；其二，出自诸书的佚文太过散乱，若连缀成篇，观之则有整体感，避免不摸头脑。

但是，古人随意删改、编辑所引录的文字，那是他们的做法；今天辑校文献，却不能这样做——那会使文献越传越失真。今天的任务，不仅不能任意改编文献中的文字，还需要捋清“文献失真”的轨迹，尽最大可能恢复其原貌。今天重新辑校《蜀王本纪》，同样会遇到严可均所遇到的“散见群书者各自删节”的状况，但是不能像严氏那样“合而订之”以“成完篇”，而应该采取两种办法：第一，把全部佚文钩稽出来，内容相同者集中在一起，以其中一个文段作为底本（选取底本的原则，一是文献可靠，二是时间较早，三是相对完善），以其他内容相同但文字有差异的文段作为校本，撰写校记；第二，若同一内容的文段，文字差异过甚，则并行列出，作校记予以说明。写校记，应不仅能够体现文字异同、勘误补苴等，还应见出文字差异或衍误之轨迹，以求其真。

其三，佚文互见于诸书，严书有录文略者而遗文详者之情形。以《蜀王本纪》而言，《太平御览》卷八八八有一段很长很完整的录文：

（10）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栢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地井中出，为杜宇妻。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化民往往复出。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至蜀复生，蜀王以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帝自以薄德，不如鳖灵，委国援鳖灵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奇帝，生卢保，亦号开明。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蜀山。王死，五丁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号曰石井，千人不能动，万人不能移。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后徙治成都。秦惠王时，蜀王不降秦，秦亦无道出于蜀。蜀王从万余人，东猎褒谷，卒见秦惠王。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蜀王报以礼物，物尽化为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贺曰：“土者，土地。秦当得蜀矣。”秦王恐亡相见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王以为金便，令五丁拖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秦道乃得通，石牛之力也。武都人有善知蜀王者，将其妻女适蜀王。居蜀之后，不习水土，欲归。蜀王爱其女，留之，乃作《伊鸣之声》六曲，以乐之。或曰：前是，武都丈夫化为女子，颜色美好，盖山之精也。蜀王取以为妻。不习水土，疾病，欲归，蜀王留之。无几物故。蜀王发卒，于武都檐土，于成都郭中葬之。盖地数亩，高七丈，号曰武担。以石作镜一枚，表其墓。于是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献美女五人与蜀。王爱之，遣五丁迎女。还至梓潼，见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蛇，山崩，压五丁，五丁大呼。秦王五女及送迎者上，化为石。蜀王登台，望之不来，因名五妇候台。蜀王亲理作冢，皆致方石，以志其墓。

严书不录此段完整文字，而著录其他零散文字（其中多有见于《太平御览》别卷者）。并且，著录其他零散文字时，虽出处注明取自他处，实际上又往往以这一段文字为底本，因而与所注出处之文字不符。此一情形殊可怪，不明何故。

其四，出处标注不完备、有错误，甚至失据。严氏《凡例》称：“各篇之末，皆注明见某书某卷。或再见数十见，亦备细注明，以待覆检。”然严书失注之处尚多，仅举关乎《蜀王本纪》者一个显例：

关于“秦王造石牛，尾后置金，蜀人以为牛便金，遂拖运石牛归蜀，蜀道乃通”之记载，除严书录注者外，其他出处尚有三：

《太平御览》卷二八五：“扬雄《蜀王记》云：秦王石牛，置金于后。蜀人以为牛便金，蜀王发卒开道，令五丁拖牛置成都，蜀道乃通。”

《太平御览》卷九箹箹：“《蜀王本纪》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 （字形：把“鄳”的“衤”换成“木”）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秦道得，石牛力也。后遣丞相张仪等，随石牛道伐蜀也。”

《事类赋注》卷七：“《蜀王本纪》曰：秦惠王欲伐蜀，以路不通，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蜀王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于是秦遂伐蜀。”这些出处，严书均失注。

严书所注出处之错误，如前引之（8）（9）两段，出处所注《太平御览》卷“八百七十二”，应为“八百七十三”；卷“八十三”，应为“八十二”。如果说这是鲁鱼亥豕之误，尚有可说，则下面的出处错误，就难以理解：

（11）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御览》一百六十六，又九百一十三）

这段文字，按照严氏所注第一个出处（《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对校，则严氏之录文有太多舛误，甚至根本就不是同一段文字。实际上，这段文字乃是出自《太平御览》卷八八八，文字大抵相同，而严氏却偏偏不注作出处。还有更重要的错误，就是他标注的第二个出处（《太平御览》卷九一三）中，根本就没有此条文字。《太平御览》除一六六、八八八两卷外，他卷均无此条文字。并且，《太平御览》之外的其他唐宋类书中，亦无此条文字。

（12）蜀王有鹦鹉舟。（《初学记》二十五。《御览》一百三十七）

严氏标注的第二个出处“《御览》一百三十七”中，并没有这条文字。并且，《太平御览》全书也没有这条文字。

此外，严书出处之标注，有时比较混乱、不合理。一般地说，除非有特殊理由（如某段文字前代文献不载而后代文献有载，或是前代文献文字不完备而后代文献较完备等），隋唐类书及《文选》注，应以“《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选》注→《初学记》”为序；宋代应以“《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事类赋注》→《册府元龟》→《玉海》”为序。严可均出注，有时顺序比较混乱。

其五，原书不误，而严书刻错。例如：

（13）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成都在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始造府县寺舍，今与长安同制。（《御览》八百八十八。《寰宇记》七十二）

这段文字，《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只有“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后徙治成都”三句，余皆不载（见上引），不当作为本段文字的出处。这段文字实出自《太平寰宇记》卷七二。而严氏据以辑刻，又新生了错误：“成都在赤里街”句，衍“成”字。另外，“今与长安同制”句，“今”字明显不辞，当据他本（如四库本）校订为“令”，而严氏仍沿袭了底本的错误。

（14）武都人有善知蜀王者，将其妻女适蜀。居蜀之后，不习水土，欲归。蜀王心爱其女，留之，乃作《伊鸣之声》六曲以舞之。（《北堂书钞》一百六。《御览》八百八十八。案：《北堂书钞》引作“乃《东平之歌》以乐也”）

这段文字，与《北堂书钞》卷一箹六原文有较大差异，严氏实际又是以《太平御览》卷八八八为依据辑录，而文字有所增删：“将其妻女适蜀”句，《御览》“蜀”后有“王”字；“蜀王心爱其女”句，《御览》无“心”字。最重要的是，“以舞之”的“舞”，《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均作“乐”，严书实为无据妄改。

（15）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伐蜀。王开明拒战不利，退走武阳，获之。（《寰宇记》七十二）

“王开明拒战不利”句，《太平寰宇记》卷七二“王”上有“蜀”字，严辑盖因上句末有“蜀”字而脱漏。

（16）张仪伐蜀，蜀王开明战不胜，为仪所灭。（《史记·秦本纪·索隐》）

“蜀王开明战不胜”句，《史记·索隐》“开战”之间无“明”字，为严书误衍。

其六，妄增字句。仅举一例：

（17）《秦惠王本纪》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案《御览》八百八十八引作“秦王恐无利见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养卒，以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秦道得通，石牛之力也。后遣丞相张仪等，随石牛道伐蜀焉。（《北堂书钞》一百十六。《艺文类聚》九十四。《白帖》九十六。《御览》三百五，又八百八十八）

这段文字前面所冠“秦惠王本纪曰”六字，不仅不见于严氏所标注的五个出处，遍查相关的各种典籍也没有此六字，未知严氏所录此语从哪里得来？

其七，佚文遗漏未收。例如：

望帝禅位鳖灵，灵称丛帝，号方通。（出自高承《事物纪原》卷一“年号”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鳖灵死，其尸逆江而流，至蜀，王杜宇以为相。宇自以德不及灵，传位而去。其魄化为鸟，因名此亦曰杜鹃，即望帝也。（出自高承《事物纪原》卷一箹“杜宇”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上两条，严书都没有辑录。

严书辑校之《蜀王本纪》共计二十六条，以上说明其各种误漏，举出的例证即有十七条（这还不是全部）。由此可见，严书虽功劳甚大，但各种错误也很多，亟需重新辑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