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晗

摘要：文章以历史人类学为视阈，结合史料典籍，从明清时期昭通彝族地区“改土归流”的个案研究入手，通过对土司文明与核心文明的互动过程以及中华文明内部子文明对“多元一体”的认同变迁之分析，认为：“改土归流”的原因在于土司文明与核心文明之间日益加剧的认同冲突，其结果是将土司文明纳入“中原化”的历史进程中。

关键词：“改土归流”；土司；认同冲突；文明；昭通

中图分类号：C9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5-0051-05

一、前言

费孝通先生在1988年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P3）在此格局几千年的形成过程中，费老强调“存在着一个凝聚的核心”，即“汉人大量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同时，费老也指出，它是个“多元的结构”，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多元大一统”格局。[1]（P31～35）受前辈之启，笔者试图以历史人类学为视域，对费老之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用“认同冲突与文明互动”之观点对明清时期我国西南地区发生的“改土归流”及其影响做一个浅显的解释与再分析。

笔者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可视为“中原文明”与“少数民族文明”及“少数民族文明”之间长时期的互动发展过程，多“文明”长时期的并立共存，维系着此格局的“多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