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不得已与不无困惑的情况下远赴新疆，另辟蹊径的。然而，作为个人的人生经验，我在新疆农村与当地农民特别是维吾尔族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亲密无间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一般文艺工作者的“下生活”。我相当彻底地做到了与各族农民打成一片。生活面的拓宽，沉潜到边疆大地上的所观所知所感，性格的锤炼，遭遇的积淀，对于一个写作人来说，堪称难能可贵，刻骨铭心。我爱这里的天山、伊犁河、绿洲、人、生活、歌曲与食品。即使在政策偏颇、民生艰难的岁月，生活仍然是强健的、丰富多彩的、美妙非凡的。我的体会是，不妥的政策会扭曲生活，而劳动人民的真实与热烈的生活，却完全可能消解假、大、空“左”的荒唐，生活与文学仍然不可摧毁，仍然多彩多姿，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当时光进入70年代，快40岁了，我开始考虑写作的事。1971年我离开公社去“五七干校”，1973年我回到城市担任自治区文化局创作研究室的维吾尔文翻译，1974年，在诗人铁衣甫江的帮助下，我开始了长篇小说《这边风景》的写作，得到了创作研究室领导阿不拉尤夫同志的支持。

我无意挑战“左”的意识形态，但是我必须、本来就是爱生活、爱人民、爱兄弟民族、爱边疆、爱祖国的。我尽量适应当时难于完全接受的某些宣传口径，努力使之圆融于我汲取与消化了的生活细节、生活故事，日常的善恶逆顺、喜怒哀乐、爱怨情仇；历史的风云雷电、沧桑巨变、激荡沉浮，边陲的异域风情、民族特色与别有新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