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岁的刘伯勤，退休前任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日前，这位当年的“红卫兵”在媒体上刊登广告，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广告称“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红卫兵道歉”，此非第一例。2010年6月，申小珂等8名红卫兵学生写道歉信，向当年北京外国语学校教师程璧“请罪”。当时程璧在回信中说：“你们带了个好头。”回头看这句话，令人唏嘘，因为后面并未出现更多的追随者。

“文革”是许多亲历者终生难以逾越的心坎，也是中国必须直面的历史心结。“红卫兵道歉”，促使人们反思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的责任。在当时的环境下，参与作恶的红卫兵不在少数，但迄今为止，公开道歉的却只有寥寥数人，因此人们更加珍视这些道歉的样本意义。

刘伯勤能意识到，个人作的恶不能全推给大环境，殊为可贵。这种反思不仅具有个体救赎的意义，亦是整个社会需要的。刘伯勤还说“不对的事，就应该道歉”。朴素的话包含着普适的道理。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文化大革命”性质已有定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整体否定之下，个体的反思也是不可或缺的。更关键的是，只有足够多个体的清醒、自觉、担当，才能保证我们不再误入歧途。

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众多曾经参与破坏、批斗的红卫兵，与稀寥的道歉者形成强烈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