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平，蔡治舟，黄嘉慧

（湖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一、文献回顾

企业高管薪酬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当前国内外持续关注的两个热点。一方面“天价高薪”事件不断冲击公众道德底线，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分工日益社会化，社会成员之间的依赖性逐步增强，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生关系愈加凸显，使企业社会绩效受到广泛关注。企业社会绩效战略导向的推进和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管的价值观和决策，如何通过高管薪酬激励的完善，促使国企高管将企业社会绩效目标纳入公司的核心战略层面，促进企业社会绩效，将受到理论界和学术界更多的关注。

国内外学者对企业高管薪酬与企业社会绩效的互动关系的研究非常有限，相关文献总计不到10篇。McGuire等（2003）的实证研究率先运用11个维度定义了企业强社会绩效（企业对社会和环境决策的积极方面，如良好的社会回报、联盟关系和环境规划等）与弱社会绩效（企业对社会和环境决策的消极方面，如人权侵犯、安全问题、环境污染等）的概念及评价标准［1］。Kochan等（2002）认为企业高管具有广泛的决策权力和能力，能显著影响企业的社会绩效，因此，企业高管薪酬和结构水平（包括年薪在内的短期激励薪酬和长期激励薪酬）与企业的社会绩效存在相关性［2］。然而，大多数国外公司治理理论与实证研究得出高管的年薪与企业社会绩效呈负相 关 关 系 的 结 论［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