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刘炳路

（作者是新京报社副总编辑）

5月16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建之后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便抛出一剂猛药：“让那些为了谋财不惜害命的人倾家荡产、人头落地”，此言铿锵震耳，至少说明两层意思：一、食品犯罪猛于虎，二、治乱需用重典。中国的食品安全关系整个民族的生命健康，媒体必将义无反顾地捍卫公民“舌尖上的权益”。《新京报》操作的一些例子说明，食品安全报道需要更严谨，更专业，更讲究逻辑链的完整。

一、报道所展现的事物发展路径的每个细节都准确，不代表整篇报道传递的信息精准。

《红富士苹果 裹农药袋长成》是2012年一篇颇具争议的报道，这篇报道的核心意思是，烟台苹果主产区栖霞、招远等地，果农大量使用加药果袋，药物直接与幼果接触直至成熟。

报道刊发后，一方面，地方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到报社说明情况，承认使用药袋，政府将给果农免费更换；另一方面，也有人组织网民，甚至借助同行的力量进行攻击。一篇舆论监督报道引起的反弹和抵制超出预料。

为何这篇报道会引起如此相反的做法？我们先看报道报了些什么。简要呈现这篇6000字稿子的小标题：1.“苹果套上药袋卖相好” （果农讲述），2.百公里果园都用药袋 （记者抽样调查的304省道两侧 ），3.苹果之都小镇“谈药色变”（栖霞查处药物果袋200多万只），4.农合社理事长开药袋厂 （有照片、视频），5.药量放多少“自己把握” （采访多个生产药袋厂家，讲述调药、兑水过程，另有某地农业技术员证言，药袋在栖霞、招远等地流行）6.苹果药袋的风险和危害 （福美胂和福美甲胂两种农药，被建议撤销登记，虽目前尚无农业部正式通知，但业内普遍认为，两药已禁用），7.北京苹果园禁用药袋 （福美胂在北京已明令禁用多年）。

几个标题看似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在当地有果农使用药袋，地方政府曾查处过，但现在还有偷偷生产、销售、使用，药袋上的福美胂、退菌特可能会造成农药残留和超标，两药被建议撤销 ，北京已禁用，烟台苹果销往各地。

应当说，每个段落所呈现的都是事实，不但有采访录音、还有照片和视频。这可能也是当地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到报社当面承认苹果种植存在问题的原因。但在这个逻辑组装下，稿子会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整体感觉呢？“烟台苹果不能吃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个预期，也应该是对报道的抵制和反弹的主要原因所在。

实际上，网民和读者的争论也主要集中在：烟台苹果还能不能吃？事实上，这个问题和报道没有直接关联，报道并没有给出这方面的结论，只是讲述了苹果生长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希望能提前干预，不要因为个别人的行为而损害整个烟台苹果的形象，但是在食品安全备受关注和信任脆弱的今天，读者会去揣测稿子的“暗示”，由此形成的潜在问题会更容易形成舆论焦点和导向，会更容易作用到社会行为中。

反思之，一篇报道，局部真实不代表整体真实，细节失实不代表主体没问题；除了要有对每个细节、数据的研判，还要有对整体导向和影响力的评估，有时，虽然核心事实没什么问题，但是细节不严谨产生的影响可能会比主体失实的影响更大。

二、科学和专业的解释，严谨的逻辑链条呈现是食品安全报道的生命线。

对食品安全报道，只有科学和专业的解释，才不会误导公众，才不会产生恐慌情绪。日本大地震导致核泄漏危机，引发我国公民抢购食盐，也是语焉不详的消息所致，所谓碘盐防辐射根本无依据，对此，《新京报》立即刊发评论予以澄清，帮助盐荒解围。

对上述烟台苹果报道，至少有几个方面没有给出更专业的解释，首先没解决套药袋的比重有多大？即使记者调查的100平方公里全部套有药袋，100平方公里/250万亩=6%，而查处的200多万袋子/80亿=1/4000，这两个数据说明套药袋的量并不大，由此在报道中多处使用“大量”是不妥当的，另外除展现套药袋之外，更要说明没套药袋或者套正常袋子的面积，以及当地的套袋历史和演变过程，动机是什么。

其次，对于两种药的科学解释缺失。农药毒性分高中低三档，中低可使用到蔬菜和果树，高毒有部分禁止或者限制使用，文中两种药便属前者，可使用，那么问题出在哪儿，报道刊发后农业部给出的答复是，两药施用方法均为喷雾，但当地将药物涂在果袋上了，这种做法与农业部批准登记的使用方法不符。这一点没有在报道中体现，紧接着的问题就是，由喷雾改为药袋式，有何不同和危害，同样没有涉及。

再次，报道提到的两种药已经被建议撤销，原因是什么，如果国家没有明令禁止，当地农民使用此药就没问题，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我们意图推动此药被禁止使用，就应该找到此药带来危害的大量案例；如果想讲清楚药袋为什么不能使用，同样要采访农业部专家或者当地政府，说明使用药袋的危害，当地政府部门为何要禁止此药药袋，并一再查处的初衷背景是什么。

再比如，该杀菌药有着不可替代性和重金属砷可能残留的矛盾，而报道的缺陷恰恰是，无法界定福美胂的真正毒性，在提出一些专业术语的同时，不能给出一个明晰的解释，很容易放大影响，引起百姓恐慌 。

两种农药残留检测不出来吗？报道没有深究。经查询农药残留检测目录，里面有福美双和福美锌，也有具体标准规定，但没有查询到福美甲胂和福美胂。可能是中国检测的项目太少，而日本欧盟检测的科目比我们多，比如还检测除草剂等。农业部曾提出未来3年，我国农药残留标准检测将达7000项左右，但与欧盟的14.5万项仍有很大差距，这不但意味着，当前我国的蔬菜水果等安全在把关标准上尚有不足，也昭示报道的一个方向：提高国标《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的覆盖面。

另外，我们常常在一些食品安全报道中看到“毒”这个词，毒是指“有害的性质或有害的东西”，有害是一个概括式的、泛指的，没有明确程度的，而食品安全报道恰恰要的是精准，不能给所有有害的食品都冠以“毒”的称呼，这样做不但不能准确呈现物质的危害程度，反而容易搅动大家的情绪，扰乱认知。比如防腐剂，一些食品中适量添加，可防止微生物引起腐败变质、延长食品保藏期，但量过了，却容易致癌。万物皆有度，以度、数据去衡量食品会更精确。

由此可见，食品安全报道不是现象类、概括式报道，而是科学报道，如果以偏概全，或者仅是摆出表面现象，不求深解，不求专攻，很难呈现客观真实的报道，也很容易误导消费者，甚至误伤好的产品。

三、感官的、经验式的、臆想的、揣测的素材不能成为新闻报道的直接证据，尤其食品安全类报道更需要数据、实验、案例和事实支撑。

再以《新京报》的苹果报道为例，列举几个细节：

1.一些白色粉末从纸袋飘出，粘在刘国强手指上，散发出一股刺鼻气味。“纸袋里有药，也叫药袋，是禁止使用的。”刘国强有些腼腆地说，当地不少果农套袋时戴口罩和手套，有的甚至将头包裹严实，“像戴上防毒面具”。

2.初夏时节，红富士苹果已有杏般大小，满树青色幼果将被药袋包裹5个多月，直至成熟上市。

3.而且贯穿果实的整个生长期，很难想象这种果实的药物残留会不超标？”

4.对于这种套药袋的苹果，安记德表示，“外地苹果进京时再想抽检恐怕不易，你看看新发地这些批发市场，每天拉来成百上千车果子，抽检也检不过来”。

5.此时，与北京相距六七百公里的栖霞和招远，孙绍迁和刘国强的苹果园已完成套袋。这两名种了一辈子苹果的农民坦言，“这药肯定有毒，跟苹果接触那么久，吃的时候最好削了皮。”

第一个，“像戴上防毒面具”，在此语境下，给读者呈现的是什么，而哪个喷洒农药的又不是全副武装？ 第三四五，都属于臆想，药物残留不是靠想象的，产品进入市场本身就是抽检，何来抽检不过来，没有交代抽检率的情况下，抽检一个也是检了嘛！“这药肯定有毒”，是废话，没有毒能是药吗，但放在这是暗示什么意思呢？

类似生动的、形象的描述，在食品安全报道中比比皆是，尽管能使读者更易理解，但也更容易被诟病，瑕疵和隐患也更大。

有记者、媒体为了行文需要，会纵容或者鼓励记者对事实展开合理想象，这种无中生有的“创造”，偷换概念、转移论题，不但解决不了报道的核心问题，反而制造新的不真实。基于此，我们提出，任何感官的、经验式的、臆想的、揣测的素材都不能成为新闻报道的直接证据，只要事实、数据、案例。

所谓求真务实，就是靠脚去采访，靠案例去分析，小心求解事物客观规律，认真把握事物本质。

尤其现在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在食品安全报道领域，结论将日益基于数据、事实和分析而做出，而并非基于经验和直觉。

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加里·金说：“庞大的数据资源使得各个领域开始了量化进程”，在食品安全报道领域亦是如此，每个环节上的指标范围都能找到数据标准加以框定，每个感官描述都能转化为数据参标加以界定。

四、全面评估个体案例和普遍影响之间的关系，全面评估个体影响和社会反响之间的差别。

如前文所述，《新京报》刊发的苹果报道引起如此大的反弹，正是在研判上忽视了一点，苹果是当地的“支柱产业”，甚至已渗透到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

央视报道的“毒生姜”，也是山东的案例，但其反弹相对较小，究其原因，一是和央视的品牌抗压能力强有关，二是，生姜没有成为一个地方的命脉产业，三是，只将范围圈在了某市街道下辖的10多个村庄，只突出了典型性，没有试图论证普遍性，自然更冷静客观。

《新京报》也有颇多类似案例，前段时间，假羊肉屡见不鲜，《新京报》记者在北京新发地调查发现，有摊主承认批发两种羊肉，一种是纯羊肉，一种是掺有鸭肉和羊油搅拌在一起的羊肉，并自称将这些羊肉批发到了一些中小超市。记者也掌握有假羊肉产品、包装和摊主的录音等，应该说能说明北京出现了假羊肉，但这样发布会不会带来社会生活震动，或者摊主消失或反悔，否认讲过此类话如何办？我们做了两个准备：一是对其自称的假羊肉进行检测，确实证明有鸭肉，二是在报道时候只圈定在新发地的部分摊位上，没有扩大到流通渠道下游的超市和饭店。效果也不错，当日北京有关部门就对其进行了整改，也遏制了假羊肉在京城的泛滥。

还有一则案例是，我们曾调查出北京的牛羊肉中混有猪肉，这个涉及的问题更敏感，《新京报》没有选择报道，而是直接举报给了工商部门，工商很重视，予以查处，还给报社和记者以举报奖励。

列举这些案例，想说明在报道个案的同时，要注重考量带来影响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会影响到社会秩序，是否有普遍的规律可循，是否会影响到宗教、民族信仰等方面。有时候，分而攻之不如取其一点，更有针对性和典型性，效果会更好。

也就是说，食品安全报道，必须要处理好个案和普遍性的关系，而区分依然是依据掌握的素材和数据的定量分析而定。民以食为天，新闻当以真实为根本准责，而媒体理应以专业谋求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