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伟

1947年11月5日，在当时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面对慕名而来的众多中国法律界人士，应邀来华访问的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先生用诚恳的口吻说道：“我要对诸位说，你们应当信任你们自己。中国现在有干练的法学家，他们有充分的能力根据现有的法典来发展中国法。抄袭借鉴外国法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正是在你们现有的法律法典上树立起一座中国法的坚实建筑物的时候了。”当东吴法学院院长杨兆龙教授用精准流利的语言将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时，听众席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后来人们注意到，类似的话语，庞德先生在其他法治后发国家也说起过。不过，大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如此美妙的预言并没有如期而至。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庞德教授当年说这句话时是否带有在别人家里做客时随性而发的恭谦。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客人上门，总要说两句“过年话”。

不过，庞德先生在演讲中反复提到的“你们的现有的法典”，应当指的是当时民国政府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颁布的《六法全书》（宪法、刑法、民法、商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六法全书》的立法框架，主要借鉴和复制了来自德国、瑞士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成文法典。不过，这些从西方照抄照搬过来的法律舶来品，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 形同“船虽大但池水浅”，一直处于搁浅状态。有趣的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这套民国法统基本被带到台湾，并成为台湾在全球化潮流中经贸快速发展的重要砥柱。我曾和台湾法律界朋友开玩笑说，台湾后来经济起飞并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得益于老蒋带到台湾岛上的三件宝贝：一批人才、一船黄金和一本《六法全书》。

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便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了“废除伪法统”的说法。此后，学习和借鉴苏联的法律经验成为主要潮流。后来的实践证明，苏联的法律体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人类法治文明的轨道。用江平先生的话说，当年试图跟随苏联的中国法律界，似乎偏离得更远。

台湾著名法学家王泽鉴先生在若干次演讲中提到，多年来，台湾法律界曾多次试图摆脱西方国家法律体系的束缚——创新出具有中国人自身特色的法律法规。但是效果都很不理想。最后，改来改去，还是觉得德国人发明的一些规则更好用一些。

两年前，在烟台大学召开的一次中日民商法会上，一位日本民商法学者也诉说了类似的苦恼。在起草和修改日本现有的公司法律法规时，有些日本法律学者也信誓旦旦地要摆脱来自欧美的法律影响，创造出“具有日本特色”的新规则。结果，最后绞尽脑汁还是难以有所创新，到头来还是觉得欧盟制定的法规最精准到位。

如果可能，谁不愿意创造出拥有自己“特色”的法律法规呢？谁又愿意去抄袭和借鉴其他国家的东西呢？可是，尽管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存在着种种差异，但一般而言，人类的共性总是大于差异。不必讳言，我们这里所指的“人类法治文明”，主要指的是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毫不奇怪，自从工业革命发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作为走在人类社会进步最前沿的“先头部队”，他们最早在路途上遇到各类最新的问题，几乎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行各业里，最先为地球上的人类找到了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

今天，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中国正在使用的一整套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职业群体的分类，几乎全部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借鉴和移植过来的。我们今天使用的法院、检察院、律师、法学院、治安警察、诉讼程序、禁止酷刑、无罪推定、非法证据排除、小额诉讼、控辩交易、物权、侵权责任、知识产权、公司、保险、信托、证券、破产、反垄断、公平竞争、环境保护等等制度以及相关的技术手段，几乎无一例外来自近现代欧美发达国家现成的法治概念和经验，其中蕴含了全世界人类文明进步的诸多核心主流价值。诚然，西方国家的经验并非完美无缺，甚至也有一些糟粕和缺陷，他们自身也不乏反思和批判，但是，对于很多基本成功定型的制度和技术手段，无疑值得我们后发国家充分学习和借鉴。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少人开始产生自大自满的情绪，他们开始大谈“中国式的法治创新”。在有些人看来，只要能把中国的事情搞定，就可以代表“国际领先水平”了。问题在于，一个在法治文明上长期落后的民族，何来领先和创新？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后削足适履或删繁就简的过程，能算得上创新吗？

其实，如果我们真的爱中国，真的想“振兴中华”，眼下最佳的表现无非是加大力度“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谦虚认真地补足这个国家近百年里遗漏的功课，争取早日在法律科学领域与欧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

惟其如此，才谈得上在法律文化上对人类有所贡献和创新。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