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平

那年麦后，公社文宣队来村里放映了一部电影《闪闪的红星》。伙伴们都看疯了。我心里也被电影里潘冬子的那颗红五星搅得痒痒的。

几日后，一支解放军队伍唱着嘹亮的军歌，驻扎在村东的柳林里，一会儿工夫就搭起数个草绿色的帐篷。村里顿时热闹起来，伙伴们更是高兴得跟雨后的蛤蟆一样。

部队野营拉练，大概要驻扎一个月。其中炊事班离我家最近，七八个战士时常来我家打水扫院子。其中有个苏北口音的高个子最勤快，还会编柳筐，柳条到了他手中不出半晌，就成了一个结实耐看的背筐，连平日轻易不夸人的父亲都翘着大拇指说好手艺。

战士们都喊他杨班长。杨班长个头长相跟《渡江侦察记》里的李连长一样。这是我大姐先端详出来，偷偷对我说的。随后，一帮伙伴也都说，像，太像了！

我发现杨班长见了我大姐，总是个关公脸。我大姐是村小学的代课老师，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甩着两条乌黑油亮的麻花长辫，人们都夸她跟《红灯记》里的李铁梅是一个模子刻出来一样，有好多人家上门提亲，可大姐都不应。

那天，我跟几个伙伴偷了几个甜瓜，留给大姐一个。大姐没有责备我，也没舍得吃，而是将那个甜瓜洗得干干净净，包在了白手绢里。不过，到了夜里，我发现大姐偷偷将那个甜瓜塞给了杨班长。可杨班长红着脸硬说部队有纪律，不能拿。最后，惹得大姐变起脸。杨班长这才四处张望了一下，将那甜瓜一掰两半，递给大姐一块。两人边吃边聊，好像去了河边。大姐很晚才幸福地哼着歌回家。

我当时小，不知道男女之间的感情是个啥东西。一天，我偷偷翻弄大姐的书桌时，发现一本书里夹藏着一枚闪闪发光的红五星。我啥也没想就窃为已有。大姐很快发现了，气冲冲地追问我，我便掏出杀手锏，说我知道杨班长跟你好，这红五星一定是他给你的。大姐一听，脸色马上就变得紧张起来，说，臭嘴，不许胡说！大姐想拼命夺回，我急眼了，忙说，不给，不然我就说出去。大姐最终还是屈服了，将那枚红五星忍痛割舍给我。不过，她一再叮嘱我把她跟杨班长的事保密。

红五星到手，我自然不管大姐跟杨班长的事进展如何。我开始拿着那颗红五星在伙伴中四处炫耀，他们都眼馋得要命。借助红五星的威力，我身价倍增，从小兵一下子成了他们的最高长官，伙伴们个个变得俯首听令。

独有牛小壮不服气。他哥牛大壮是大队的民兵连长，平日见了我大姐，两眼总是瞪得跟牛蛋似的，死皮赖脸，大姐很反感他。牛小壮把我有红五星的事告诉了牛大壮，他随后就跟特务似的，连着盯了几夜梢，最终发现了我姐跟杨班长的那点苗头。这小子立马心怀叵测地反映给部队。

杨班长再也没踏入我家半步，而且在路上跟大姐碰个对面，也匆匆低头躲开。大姐起初跟丢了魂似的，得空就一个人躲在柳林里，朝营房呆望。后来，大姐不知是怎么知道牛大壮从中作的梗，她舞着一把镰刀，吓得他哭爹叫娘，就跟一条狼狈不堪的丧家犬一样。

雨季到来，上游水库又开始泄洪了，昔日平缓的河面顿时变得汹涌湍急。那天战士们在远处的上游举行强渡演习，大姐带着一帮孩子放学回家。往日过河的石墩都漫在河水里，大姐只好一个一个地将孩子背过河。当最后颤颤巍巍地背起牛小壮，走到河中间时，大姐体力不支，脚下发软，一下子被河水冲倒了。

杨班长刚巧挑着两只筐，给战友们送饭。他见此情景，慌忙放下挑子，疾步跑到河边，衣服也没顾得脱，就纵身跳进河中。

我至今都难以忘却杨班长舍身救人的场景。他在激流中搏斗了许久，先把牛小壮救上岸，又奋力找到大姐，艰难地游到岸边，用头将大姐顶上岸，而他已是精疲力竭。最后，我们眼睁睁看着杨班长像一片旋涡里的绿叶被无情的洪水卷走。

洪水退后，人们在十几里的下游找到了杨班长。大姐不顾一切地扑到杨班长的遗体上，一边放声悲泣，一边用那块白手绢细细地擦去他脸面上的淤泥。

据说，在杨班长的内衣口袋里有一封没有寄出的信，可惜那封信被部队里的人收走了。不过大姐后来还是知道了信的内容，是部队离开时，杨班长要好的一位战友透露给她的。

我看到大姐一个人偷偷跑到杨班长出事的河边，痛哭了整整一个晚上。最后，将那两条乌黑的麻花长辫齐根剪下，送到部队领导手里，苦求把它跟杨班长一块陪葬。

几年后，大姐才从临村找了一个对象，是个立过功的伤残退伍军人。结婚后有了个男孩，取名叫红星。

我一直将那颗红五星珍藏至今。

选自《天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