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纲

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期上，毛泽东亲手推出《再批判》特辑，把反右的火力煽得更旺。他不但改写标题，而且对原按语大动干戈，批评道：“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的注目。”同时批评《文艺报》正副主编们的文风：“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

主编张光年慌了手脚，出版《再批判》特辑并大肆宣传的同时，不得不把改进文风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编辑部大会上，张光年极度兴奋，继而紧张、沉重，说他对自己的文风很不满意，肚子里的货色少，写出来的文章空，一片衷忱，满纸呆相，相当苦闷。又说，我们《文艺报》说空话、发空论的文章不少，洋八股、党八股积重难返，问题相当普遍，现在毛泽东批评我们“文也不足”，我再也坐不住了。

张光年决定召开大型座谈会，广泛邀集知名作家，为改造文风大造声势。

会前，张光年不知怎么弄到一份内部资料《毛主席论文风》（供学习打印稿，不外传，阅后收回），其中除了摘录毛泽东《反对党八股》里批评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种种现象的生动言论之外，重点收入了他有关文风的最新批示和讲话，很觉新鲜，编辑部如获至宝。

据我的回忆，《毛主席论文风》主要的内容是两部分。一部分选自1956年初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部分选自1958年1月最新的党内文件《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编选《高潮》一书，毛泽东非常满意。编书时，毛泽东写了104条按语，并对其中大部分文章的题目作了精心的修改，密密麻麻，像老师改作文一样，例如：把《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子！》；《今年互助组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黑龙江省讷河县平房、双泉、五福三个村互助组情况调查》改为《新情况和新问题》；《锦县晓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克服困难搞好生产的经验》改为《一个被人讥笑的穷合作社》；《昆山县西宿乡的党支部是怎样领导全乡走向合作化的》改为《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安阳县南崔庄的党支部依靠贫农带头办社，实现了全村合作化》改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萍乡县年丰乡易瑞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扩大》改为《一个模范合作社》等。

难怪，毛泽东把张光年起草的长长的题目一斧子砍下去，只留下最后“再批判”三个字，仅仅三个字，成为文人头上的紧箍咒，一切言者望而生畏的文字狱的符号。

毛泽东为《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写了以下的按语：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没有党八股气。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本书所收到的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有不少篇是带有浓厚的党八股气的。经过几次修改，才使它们较为好读。虽然如此，还有少数作品仍然有些晦涩难懂。仅仅因为它们的内容重要，所以选录了。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

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成稿于1958年初，目的是反击“右派”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直接针对周恩来等的“反冒进”，为其策划的“大跃进运动”造势。《毛主席论文风》收录了以下的条目：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者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三十三）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三十八）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三十九）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四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四十一）学点历史和法学。

（四十二）学点文学。

（四十三）学点文法和逻辑。

毛泽东主席不愧为文章大家。

毛泽东关于文风的言论，生动幽默，但绵里藏针，特别是对于操八股腔上瘾的官员，说好听些，醍醐灌顶、甘露洒心，说厉害些，当头一棒、心惊胆战。

“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观点和材料的统一”这两条，映入我的脑海，五十四年了，于今不忘。

张光年让我们带上《毛主席论文风》等有关资料，分头邀请他点名的“名师”与会。拜望老舍，是我终生的幸事。

文联大楼中国作家协会的对面，是灯市西口，再往里，是丰富胡同19号，老舍的寓所。老舍家离文联大楼很近，安步当车，来来往往，开会或看演出，我常遇见。在礼堂看演出，他靠在舞台对面的后墙上，双手固定在拐棍上，聚精会神，面带微笑，问他对我们秦腔的印象，“是鲁迅题写的‘古调独弹吗？”说他喜欢，他对地方戏很熟悉。老舍非常随和，微笑永远挂在脸上，是个能让你亲近的小老头。

进得家门，满院子的花儿，像是要迎上来包围客人似的，进到客厅，仍然是花的世界。老舍就便谈起花儿来，说报纸的副刊就是一束花，是正席之前的拼盘，正餐上来之前先上拼盘，什样锦，一菜一个样儿，边吃边喝边聊，引人入胜。副刊以杂文为主，杂文也是花儿，五颜六色。（言下之意，神态各异的文学艺术何尝不是如此？此刻我想起，难怪老舍正面墙上悬挂着他自己诗句做的对联：“一代文章千古事，余后心愿半庭花。”）

文风问题使他兴奋起来，滔滔不绝。我说，《茶馆》彩排，聚讼纷纭，包括领导人之间，褒贬相去甚远，也有主张禁演的，理由是《茶馆》为封建社会唱挽歌，遗老遗少满台飞，没有什么进步意义。我们《文艺报》可喜欢《茶馆》了，张光年说：“《茶馆》，好剧本啊！”单看《茶馆》语言文风，就很绝，声声入耳，全身舒坦，什么“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不小吗？”“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看多么邪门，好容易有了花生米，可全嚼不动！”难怪李健吾说：“老舍真厉害，用最简练的语言，最简练的动作！”陈白尘说：“全剧3万字，写了50年，70多个人物，精炼的程度真是惊人！”

老舍冲着我微笑，耐心地听着，然后说了句：《茶馆》这会儿正排练，准备上演。

我转达编辑部的意见，请老舍出面主持会议，他满口答应。他问还有谁参加，我介绍一位他点一下头，当听到侯宝林也在邀请之列时，老舍笑了，连说“好！好！好！”接着说：侯宝林的相声倡导普通话，主张说话简练，不嗦，他说：“说话嗦，这是个最大的问题。”他的《北京话》，说的就是文风，称赞普通话干脆、流利，是这个味儿……说着说着，学将起来：

“三轮！”“去哪？”“东单！”“五毛！”“三毛！”“四毛，多了不要！”“站住，拉了！”

又举侯宝林相声的例子说：河南话更简练、更干脆：

“谁？”“我！”“嘛？”“尿！”

老舍只在脸上绽开花朵，我却笑得不亦乐乎。

侯宝林，家住北海后门东官房一带，我登门求见。提起文风，侯宝林饶有兴趣，每举一例，我笑一阵，有时失相，前仰后合，他却正襟危坐、一本正经。他表示极愿意到会。后来下乡，没有来成。

虽然《再批判》狼烟再起，作家们对文风问题依然饶有兴味，猜想此举是上面的意思，也许领导的兴趣逐渐要向创作方面倾斜。开会讨论文风，作家没有不热烈拥护的，都说文风早应该好好改造一番了。

会议地点设在文联大楼地下室的文艺茶座（“文艺茶座”在1957年时是《文艺报》杂文专栏的栏目名），开会时间：1958年2月15日下午。

座谈会的起因虽然是毛泽东修改《再批判·按语》时对文风问题提出严厉的批评：“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又补充写道：“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但是，在会上，这些话不便公开，只能由张光年在会上发言时，迂回地引述了一下信的内容，公开发表时另写了一稿，注明“书面发言”。张光年的“书面发言”十分巧妙：“评论文章，首先要求判断准确，言之有理，有说服力。文章写得生动些，群众化些，才能在群众中产生应有的效果。可是返躬自省，很惭愧。我们写文章，政治性不足。我们是搞文学的，文也不足。我们的文章平淡无味，不足以引起读者注目。我们拿起笔来打敌人的时候，往往用语太直，用字太硬，形容词太凶，离开‘恶毒的诽谤、‘猖狂的进攻之类的词句，似乎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字面上尖锐，实际上没有力量。这说明我们的头脑僵得很，我们还没有从教条主义、党八股的束缚中完全解放出来。因此，需要整风。今天的会，请了好些名师来，帮助我们这些文风上毛病很重的人来一次整风。”经过巧妙的渗透，忠实地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风的警告。

出席会议的“名师”是：老舍、臧克家、赵树理、叶圣陶、谢冰心、方令孺、宗白华、林庚、吴组缃、陈白尘、朱光潜、王瑶、郭小川、胡可、陈冰夷、李希凡、戴不凡、张真、凤子、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

老舍说：“要为人民服务，就得说人民的话，写出来人民看得懂，爱看。”臧克家说：“毛主席写文章、说话都不落常套。他不说‘社会主义一定胜利，而说‘东风压倒西风。他不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说‘我们社会主义阵营也应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这样说法生动新鲜而又活泼。‘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些话情意俱到，多么富有文学意味！”赵树理说：群众把“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唱成“自由之神在宗清阁上。”说侯宝林这样讽刺早期电影里的国语对白（学侯的腔调）：“天哪，你让我怎么办哪！”“好，好，我已经知道你的心里，可是我并没有答应你的要求！”（众大笑）老舍说：在苏联告别宴会上，一定让我讲话，我说我是家里最落后的人，拿俄语来说，孩子们全会，就我不会，他们笑我，我只好说：“我是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的副会长！”这下子才恢复了父亲的尊严，上台拥抱我。如果我上去说“为什么什么而斗争”，人家不能不鼓掌，但多少有点“鼓”不由衷吧！（众大笑，长时间的活跃）吴组缃编了几句念给大家：“四大皆空，一窍不通。装模作样，言不由衷。词句别扭，章法雷同。废话连篇，术语无穷。千山万水，雾闭云封。”朱光潜在谈话里专门批评了“洋八股”。

1958年年初，反右斗争仍在残酷地进行中，《文艺报》刚刚发表《再批判》，意味着又一次批斗高潮即将到来，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插进来一场新战斗：破除八股、解放文风。当然，党八股、八股腔，人人憎恶，该反，但目前尤其突出政治，“无穷无尽政治家，政也不足。”谨防喧宾夺主。可是，毛泽东信中点名批评《文艺报》“文也不足”，“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张光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三位主编即刻报请周扬给予配合，想学延安时期“反对党八股”以整顿学风和党风那样，对党八股进行再批判，也来它一番轰动。然而，不是时候！1958年当时，反右压倒一切，《文艺报》此次会议虽然轰动一时，结果却难以深入。反右斗争如火如荼，“八股调”式的讨伐反而吃香，大报大刊上的文章求“狠”不求“准”，不但置“准确、鲜明、生动”于不顾，而且“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来得更硬、更凶，“观点”比什么都重要，哪里顾得上什么“材料”、什么“文风”！

毛泽东借《再批判》的文风引爆，一大片作家应声倒下。

毛泽东一生反对“八股”腔，更反对“党八股”，他的口才和文风了得！貌似平常人说说笑笑，生动之极，但话里有话，叫你哭笑不得；锋芒毕露，语多诙谐，却像重锤击脑，吓得人半天抬不起头来。

毛泽东在紧急“反反冒进”的会议期间，拿丁玲等开刀，借“再批判”加码，借毛氏文风推波助澜，霸气十足，令人丧胆，成心把火烧得更旺，事情闹得更大，以期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扩大反右斗争的成果，然后在全国更大的范围内顺流而下发动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大跃进”。

大跃进时期，经过全民大饥荒，进入历史的大倒退。

（选自《炎黄春秋》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