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傅斯年先生，始终琢磨不透。先说学问，他的专项是史学，我对这个向来有兴趣，最佩服研究历史的学者。父亲生前常说文史不分家，这也是嘴上说说，术业有专攻，外行终是外行。傅斯年学术水平究竟如何，门外汉说不清楚，我毕竟是玩文学，隔行犹如隔山，还是老老实实藏拙为好。

我眼中的历史，常常是些没有意义的碎片。譬如婚姻关系，与傅斯年岁数相仿的留学生，太多停妻再娶，老一些的鲁迅，年轻一些的徐志摩和郁达夫，动静都闹得很大。傅斯年的发妻姓丁，是他同乡，结婚二十多年，夫妻生活严重不和谐。离婚前守活寡，离婚后活守寡，除了名分也没太大区别。他硬是熬到一九三四年才离婚，基本上没引起什么反响，离了也就离了，与前面提到的几位磕磕绊绊截然不同。这显然与时代风气有关，十年前后，舆论环境完全不一样，见多了，习以为常。

有反响的是他有幸娶了一位名门闺秀，叫俞大彩，是俞大维和俞大纲的妹妹。她是俞家最小的千金，出嫁时已三十岁，绝对老姑娘。俞家姐妹都以英语见长，俞大彩也是英文教授，台湾作家白先勇和陈若曦都曾是她的学生。据说婚事是俞大维这位长兄促成的，人们似乎很愿意接受这桩门当户对的婚姻。傅斯年同样大家出身，在山东聊城也算数得上。

与俞大彩结婚，意味着傅斯年有机会与陈寅恪，与俞大维，与曾昭抡，与这一连串的精英成为亲戚。这是个举足轻重，又非常有文化的组合，十分给力，考察中国大历史，官场上政治联姻常见，如此有分量的文化人这么聚合在一起，还真是不太多见。

傅斯年最辉煌的一笔，是五四运动期间成了学生领袖，这是个很露脸很吃重的角色，一辈子的本钱。那时候，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对他打心底里佩服。几十年后在延安，傅与毛相见，毛旧事重提，略表昔日羡慕之情，傅斯年很知趣，笑着说他们只是陈胜吴广，不过捣捣乱，成不了大事，蒋介石和毛泽东，才是争夺天下的项羽刘邦。

真羡慕当年的留学生，出去混几年，从此吃香喝辣。傅斯年并没有一直当学生领袖，很快去英国留学。先在爱丁堡大学，然后伦敦大学，最后去柏林大学，学的课程很多，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高等数学，还有比较语言学。俗话说，贪多嚼不烂，我并不觉得他学到多少东西，或许就是些皮毛，但在那年头，皮毛便足够蒙人。

傅斯年国外七年，学了多少东西，真很难说。对那一代留洋学生，我们习惯说“学成归国”，其实也是大概，只能糊弄外行。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无论做什么学问，七年时间都太短了。

很显然在一开始，傅斯年的学问方向，未必选定了历史研究。他回国后，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和历史两个系的主任。再后来，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他是第一任所长，基本上是终身。一般人弄不明白，这个所究竟什么机构，往白里说，就是学术大衙门，管得很宽，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都要过问，比今天的社会科学院更厉害。

毫无疑问，称傅斯年为学阀一点都不过分，学阀者，学霸也。他把持了重要部门，掌握着非常好的资源，有志于做学术的人，还真不能不把他当回事。曾昭燏女士在英国留学，曾给傅写过一封长信，仔细询问她在国外应该学什么，国内最迫切需要哪方面人才，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日后能够得到他的照应，给她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傅斯年是曾昭燏的表姐夫，也是她哥哥曾昭抡的联襟。

曾昭燏留学的年份，是一九三六年，十年前，傅斯年那拨人衣锦还乡，风光十足，天上掉馅饼，到处都是好位置等待。转眼间行情大变，好头衔瓜分一空，椅子已经坐满。先前回来的精英，平心而论，不是在国外学得好，而是因为身居要位，有种种便利，又能够进一步努力，于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个修得正果，渐渐有了成绩，在学术界的地位也更加牢靠，成为各领域的真正行家。轮到曾昭燏这一拨，前途虽然也无量，然而今非昔比，已不得不看菜吃饭，不得不仰人鼻息。

傅斯年被称为学术界的曹操，是一代枭雄，很会玩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他是山东人，有着山东汉子的爽快，自己有才，也很爱才，凡属看中的人，必欲收入手下为快。按照李敖的说法，国民党去台湾，一二流学者大都留在大陆，只有历史语言所的精英追随者最多，譬如李济，譬如董作宾，由此也可看出他的领导手腕。

傅斯年疾恶如仇，人称傅大炮。他的学问，本质上属于新派，没有留洋经历，完全执迷于旧学，往往不入他的法眼。著名学者容庚，论年龄还大几岁，抗战胜利，傅当了北大的代校长，以在伪北大任职为由，坚决将其扫地出门。容庚不服辩白，竟然被他招呼手下，扔到了大街上。

对于一个文人来说，显然没有比这更大的羞辱了。

蔡元培：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辛亥革命那年，武昌的起义很突然，星星之火立刻燎原，不到两个月，除了南京，南方诸省已宣告光复。革命党人知道，要想推翻大清朝，必须尽快成立新的革命政府，于是各路好汉纷纷动身，赶往处在危急之中的武汉。这时候，袁世凯的北洋大军将武昌团团围住，置身于自己炮火之下，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拿下武汉。

也正是在这节骨眼儿上，南京光复了，前往武汉的革命党人赶紧转向，直奔南京，显然这里更适合建立新政权。于是乎，南京成了一个大官场，远在四川的同盟会会员吴玉章，代表蜀军政府风尘仆仆赶到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像点样子的官衔早就被瓜分一空，部长位置没了，次长位置也没了，以至于老朋友只能抱歉，让他任选一个司局长干干。

当时选出来的教育总长是蔡元培，以资历看，他无疑是合适人选。若以名望看，另一位老革命章太炎更有资格，因为学问更好，而且不是一般的好。按照我的傻想法，若要选一个人掌管教育，当然应该选学问好的，当然应该选章太炎。不过，这想法是不对的，很幼稚，好比最好的运动员未必适合当教练，未必适合当体育总局的最高长官。

蔡元培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位教育总长，这个总长是平衡的产物，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内外交困，为组阁吵得不可开交，几大总长职位，教育相对最不重要。章太炎“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他的特点是能吵能闹，动不动就要骂人，因此教育总长的位置虽然不重要，但平衡下来，还是选中了性格平和的蔡元培。

傅斯年先生评价蔡元培，说他有两大优点，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西方自由博爱之理想。这两个优点让蔡成了教育界的不倒翁，只要愿意，只要不玩辞职，教育部长或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所有这些学界的最高领袖，都是禁鼎一脔，非他莫属。

一九四○年，正值抗战相持阶段，蔡元培在香港逝世，享年七十二岁。国难期间丧事从简，当时的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可谓极尽哀荣。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用了一大堆好词，“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亲自撰写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还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也特发唁电，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极尽哀荣可以玩味，哀荣这两个字，并不是说一个人死得热闹，丧礼隆重，规格非常高。孔子的学生子贡赞扬恩师，说他“其生也荣，其死也哀”，意思是说像孔子这样伟大的人物，活得光荣，死了让人感到悲伤。因此哀荣是并列关系，说明一个人的生和死，对社会都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蔡元培是学而优则仕的典型，看清朝遗老笔记，不乏溢美之词，好歹人家也是有过功名，正经八百的科举出身。十七岁考上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三岁中贡士，第一次参加殿试未取，二十五岁中进士，名列二甲三十四名。他的策论内容是“西藏的地理位置”，我很吃惊当年殿试，皇上的眼皮底下，居然会这么考。

同科进士有些名声的还有张元济和唐文治，以最后官阶论，恐怕要数蔡元培最高，虽然他在清朝的官不算大。说白了，就是考场得意，会做官，能当好官。章太炎说自己善于搞政治，做学问玩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这句话用在蔡元培身上才更合适。考察他一生，从来没有真正地离开过官场，他的学问并不惊人。在晚清，弃官从教，创立光复会排满，玩的是政治。到了民国，在教育的最高权力位置上下，玩的还是政治。

蔡元培这样的人不可能离开政治，他的辞职本身就很政治。他的辞职书最见性格，最值得品味。袁世凯挽留他，他说我不是为你辞职，而是为四亿中国人。他不当北大校长的理由，是屁大的事都要向上面汇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当然不能。理由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中国非要和别人不一样，这鸟校长不做也罢。理由三，“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人物，无论何等高尚事业，一到这里便染了臭虫的气味。

蔡元培有其特立独行的一面，他反对过孙中山，孙中山要北伐，要和北方开战，他坚决反对。反对过共产党，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清共，他是民国元老中投赞成票的人。著名的五四运动中，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他坚定不移地站在学生一边。十多年后的“一二·九”运动，学生要求抗战，到南京示威，他出来跟学生对话，结果被打得头破血流。

作为一名教育家，他把学业看得非常重，认为“因爱国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显然，教育和政治分不开，然而教育不仅仅是政治，教育家绝对不能只是政客。

罗家伦：当官第三，学问第二，

最好的大学校长材料

罗家伦先生比傅斯年小一岁，迟一年入学，迟一年出国留学，本行专业也是历史学。他们是五四运动的两大学生领袖，当时出足了风头，傅斯年扬扬得意地认领陈胜，那个吴广，无疑应该是罗家伦。

罗家伦考上大学时二十一岁，有点晚，很多人在这个年纪大学已毕业。据说他的数学是零分，因为作文被胡适看中，得了满分，最后被北京大学破格录取。十二年后，罗家伦踌躇满志当上了清华大学校长，有个考生数学成绩也是一塌糊涂，英文和国文非常优秀，最后由罗家伦亲自拍板，由外语系录取，这家伙就是大名鼎鼎的钱钟书。

我对罗家伦的数学成绩是否零分，一直持怀疑态度，这本是聊天的话题，不能太当真。还有人说钱钟书也是零分，其实是考了十五分，为了叙述方便，鸭蛋更能吸引人眼球。类似的高考佳话，很容易误人子弟，让一根筋的孩子上当，文理偏科肯定不是好事，天下没几个罗家伦和钱钟书，没那么多的伯乐。

罗家伦在国外留学，跑了诸多国家。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上过课，又去过英国伦敦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前后一共六年时间，听过的课五花八门，正经八百的学位，就算是有，估计也不太靠谱。好在那时候的中国，讲究学历，不在乎文凭，更无所谓学位。譬如饱学之士陈寅恪就没学位，钱钟书也只是一个副博士，相当于硕士研究生。

朱东润先生对罗家伦没什么太好评价，他自传中的有关文字，读了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一九三○年，罗家伦在武汉大学做历史系教授，慑于五四领袖的名声，又是刚从清华校长位置上下来，听他课的人很多，窗台上都挤满了。罗家伦不谈历史，开口先英文如何，法文如何，德文和意大利文又如何，说不弄通几门外语，没资格研究历史，吓得学生都不敢吭气。

这情景很像钱钟书的小说《围城》，钱给罗写信，自称门人，口气十分恭敬，恭敬归恭敬，该挖苦的忍不住还得说几句。几乎不用比较，读者就会想到是谁。罗家伦当教授，说白了就是来头大，一下子先把学生给吓住，然而静下心来，正经八百谈学问，给学生认真上课，恐怕也是勉为其难。学问学问，首先要学会问，如果光会一个问，也还不能算真学问。

罗家伦与诗人徐志摩同年，都是浙江老乡，都有差不多的欧美游学经历。不过，他们似乎没太多交往，性格上，显然也不是一路人。五四后那一代留学生，有贪多嚼不烂的毛病，所谓志存高远，有时就是好高骛远。譬如徐志摩，刚出国学的是银行，一心想当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那样的杰出人物，但很快改了主意，开始痛恨资本主义，博士头衔也不要了，干脆去英国追随哲学家罗素，结识作家高尔斯华绥，死皮赖脸地追求林徽因，与发妻张幼仪离婚。

根据张幼仪回忆，与徐离婚后，罗家伦追求过她，那时候她才二十三岁，虽然是被遗弃的少妇，却楚楚可怜，很招人疼爱。罗家伦回忆说，当年为了促成离婚，曾在一家餐馆帮徐志摩出过主意，准备为张幼仪寻找个下家，并且当堂拍板敲定，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是哲学家金岳霖。没想到金也正好在这家餐馆吃饭，听到有人在背后议论自己，立刻跑出来，当场谢绝了这番好意。

罗家伦是否真的追求过张幼仪，毕竟一面之词，说不准。张出身名门，后来又靠自己打拼，成为大富婆，就算有过一段感情的小插曲，也不能算辱没了谁。不管怎么说，以合格的老公而论，罗要比徐靠谱得多。更何况当年的学生仿佛刚出炉的烧饼，个个都很抢手，国内很多大佬乐意择为东床，商务印书馆的大老板张元济就很看好罗，曾委托蔡元培做媒。

与傅斯年相比，罗家伦更像政客。傅是无党派人士，向来以名流身份厮混，罗跟国民党关系很深，是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参议，和国民党一起打过天下，年纪轻轻就获得了少将军衔。为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出过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坚定不移地站在蒋介石一边。除了担当过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校长之外，他还当过首任驻印度大使（一九四七年），晚年定居台北，任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委员，任“国史馆”馆长。

罗家伦一生中的最大贡献，是对南京大学的建设。说起南大校史，掰开手指数校长，说来说去，最不应该忘记的，还是这位抗战前后主政校务十一年的老校长。罗家伦当校长的那段日子，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利用国民政府定都的大好机会，占天时得地利，获得了非常良好的发展。

与傅斯年一样，罗家伦的真正强项，是当研究学问的领导，是很不错的学术官僚、最好的大学校长材料。那几年的中央大学，因为罗的尽职尽力，一心想成为德国的柏林大学，成为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为伦敦的剑桥和牛津，当仁不让地升为中国第一大学。

俞大维：天才横溢，触手成春

俞大维先生对我来说，始终是个传奇。天下之人居中者多，真聪明的少，真愚笨的也少。俞大维是聪明的代表，印象中，凡属人精者，都该学习理工科。学文科的难免大脑有问题。我女儿高中分文理班，选择了文科，闷闷不乐好多天，为什么，因为大家意识中，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才去学文科。

过去年代，出国留学很不容易，通常是富家子弟才能享受。曾见过这样的记载，袁世凯死后，优待条件中有一条，袁氏子弟每年可以保证有两个出国名额。事实上，出国的富家子弟未必肯用功读书，公子哥有父母罩着，在国内是玩，出了国还是玩。所以傅斯年先生曾发出过感叹，说留学欧美的学生中，只有陈寅恪和俞大维是真正的读书种子。

陈寅恪的博学众所周知，会太多外语，记忆力像电脑。多少年来，我一直很留心，想弄明白与他齐名的俞大维，究竟是位什么样的人物。知道得越多，越想不明白，想找到原因，结果更加糊涂。据说俞大维九十岁，摔了一跤，为检验自己脑袋有没有变坏，便找了本微积分出来做题目，很快答案出来，完全正确。

在学理工科的人眼里，能做几道微积分，算不上多大能耐。俞大维是名副其实的弹道专家，这是非常专业的学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如今那些吃香喝辣的工程院院士，顶着专家头衔，拿着政府津贴。俞大维最不满意的，就是人家称他为弹道专家。他一生有太多强项，故事一个接一个，区区弹道小事，何足挂齿。

俞大维生于一八九七年，比陈寅恪小七岁，两人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是表兄弟，陈的母亲是俞的姑妈，唯一的嫡亲姑妈。在国外很多年，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后来又在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这期间，年轻一些的俞大维把持不住，抵挡不了西方的美色诱惑，与一位德国小姐相恋，珠胎暗结，弄得不堪收拾。最后是陈寅恪帮着出主意，将私生子交给自己妹妹陈新午抚养。未婚的陈新午是俞大维表姐，后来成了白头偕老的妻子。

俞大维的本行不是理科，是文科，这让我很意外。出国前，古文庭训家学，学过德文，学过英文，学过逻辑学。十九岁考入交通大学，学了半年电机，因肺病休学，跟着表哥曾昭权学习微积分，这位表哥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学了不久，又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直升三年级，学习哲学。

俞大维的本行，竟是很深奥的哲学，那年头，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哲学为何物。

俞大维在哈佛攻读的还是哲学，他又一次表现出聪明人的特质，十二门功课全优，到哈佛两个月，已尽通数理逻辑学，吴宓眼里的“当时哲学最新颖而为时趋之部门”，在俞大维手上完全小菜一碟。只花了三年时间，他便拿到了博士学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成就，当时哈佛的哲学处于黄金时期，学界的地位非常高。

这以后因为成绩优秀，俞大维拿到了哈佛的奖学金，又去柏林大学深造。他继续学习哲学，学习数学，学习梵文，学习物理，还旁听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罗家伦对他十分佩服，用“天才横溢，触手成春”来形容，意思是说，像俞大维这么绝顶聪明的人，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俞大维当年的志向是想当个通才，西方显然并不缺乏这样的大师，譬如达·芬奇，譬如莱布尼茨，譬如罗素，既通文，又通理，哲学、历史、数学、物理，无所不能，没有一样不精。在德国期间，俞大维还研究过音乐，学制乐谱，存心要让别人惊叹他的不可思议。

不过，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俞大维身逢乱世，在一个战乱不断的年代，他的发展注定要受到种种限制。为了报效祖国，他成了一名弹道专家，成为国民政府制造兵器方面的领军人物。一九三三年，担任了兵工署署长兼任兵器教官，是陆军中将。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军队中，最高军衔也只是上将。

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书呆子，一个无党派人士，一个与黄埔军人毫无瓜葛的俞大维，会一直被国民党政府所重用，被蒋委员长视为不可多得的心腹。实际上，俞大维不只是弹道专家，他啥都能干的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除了分管兵器，他后来还当过交通部长，自民国以来，这一直是个肥差。

俞大维是国民党政权中，担任国防部长时间最长的一位，前前后后，共干了十一年。我一直为他感到可惜，明明是个天才，干的活儿却与天才并无太大关系。身陷官场的沼泽地，无论多厉害的英雄好汉，所能干的买卖，也就那么一回事。更何况，他是标准的文人书生，国民党大势已去，退守台湾，一直叫嚣要反攻大陆，他再聪明，再兢兢业业，当国防部长，总觉得有点不靠谱。

俞大维被人津津乐道的冒险故事，是在国防部长任上，曾多次身先士卒，飞入大陆领空侦察。这时候他已六十岁高龄，有一次，据大陆战机只有五公里，这是非常近的距离。此举是想为台湾军方鼓气，可万一让大陆发现，那就真“杯具”了。

（选自《陈年旧事》/叶兆言 著/中信出版社/2013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