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明佳

（安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王源（1648-1710）字昆绳，号或庵，顺天府大兴（今北京市）人，是清康乾时期的古文大家之一。《左传评》十卷是其《文章练要》系列著作中的一部，侧重于对《左传》文法的探讨，也即是对文章艺术特征的评点。在中国古代，叙事行为起源甚早，杰出的叙事作品纷纭繁多，但是中国的叙事学却远远跟不上叙事活动的脚步。直到20世纪70年代，体制完备、成就突出的西方叙事理论传入我国后，我们才建立了自己的叙事学这门学科，从而在学术领域出现了一片新的开阔地。但这一切并不表示我国古代学人根本没有注意到叙事理论的相关问题。以评点之风大盛的明清为例，脂砚斋、金圣叹、毛宗岗等人在点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时，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叙事理论的相关问题，但在评点过程中时刻发抒其对叙事艺术的“直观感受”。

叙述视角即为叙述者或作品中的人物具体处在什么位置来观察某个事件的发生过程，如同将叙述事件转换成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画面呈现在他们面前，并由其观照描述。正如胡亚敏在其《叙事学》中说的那样：“视角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或者说，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①胡亚敏：《叙事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页。对事件观察的角度不同，最后叙写出来的文篇结构、故事内涵必定会有所差异。《左传》作为先秦叙事文学的典范，其在叙述视角的问题上必定有所呈现，可是由于我国叙事理论研究起步较晚，明清两代的评点学人并不能对叙述视角问题进行全面深刻的剖析，只能零星地对其有所感悟。但理论体系的缺失无法掩盖这些学人对叙述视角的初步窥探，王源在其点评的语句中就体现了这些问题。

一、视角承担者的转换

视角承担者即为从谁的角度观察、感知事件的发展过程，用胡亚敏的话说：“视角的承担者即作品中感知焦点的位置，换句话说就是由谁感知。”②胡亚敏：《叙事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页。在我国古典作品中，受全知叙述视角发达的影响，视角承担者一般都是叙述者本人，甚至可以说是作者本人，但这并不能表明完全没有视角承担者转换的现象发生，作品中的某些人物有时也会单独或共同承担起叙述视角的责任，叙述者则暂时退居到幕后。以《左传》为例，左氏并不是将每个故事都以自己的眼界叙出，有时也会借助文中人物之口以议论、赋诗等方式对事件发表看法，使读者似乎又站在了文中人物的角度去观察故事的发展变化。王源虽然没有用“视角承担者”一类的叙事理论概念将其表述出来，但阅读其批注时确实能够感觉到他已经隐约注意到其中的机杼。

如闵公元年《齐人救邢》一文，左氏只在一头一尾以“狄人伐邢”、“齐人救邢”两句介绍事件的大致内容，而在中间的正文部分其将自己叙述者的身份隐去，全部以大臣管仲的话语来说明“救邢”的必要性：

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

管仲认为“救邢”有三点必要：第一，狄国乃是虎狼之国，贪得无厌，征伐邢国并不能使其满足；第二，华夏诸国都建立了同盟的关系，兄弟之国有难，不可坐视不管；第三，安逸等于毒药，不能因为自己国家暂时无忧就放松警惕。这三方面结归于一点即为：国家之间应当“同忧同恶”。可见全篇大体“救邢”一事的讨论都是从管仲的眼界出发叙写，抒发他对于此事件的看法，篇章视角转换流程即为“叙述者（左氏）——管仲——叙述者（左氏）”。王源在文篇夹注中用 “宜救一”、“宜救二”、“宜救三”、“结归简书”的点评同样以管仲的角度总结 “救邢”之要，虽然缺乏明确的话语表述，但叙述视角问题已经隐隐涵盖在内。

同样情况还出现在文公七年 《郤缺请归卫地》一文中，篇章“主事”为郤缺劝说赵宣子将日前占领的卫国土地归还其君。左氏只在开篇指出“郤缺言于赵宣子”，直到篇末才以“宣子说之”一句作结，此外便退居叙事幕后，中间正文皆由郤缺的视角出发，向赵宣子反复诉说为何要归还卫地。同样遵循着“叙述者（左氏）——郤缺——叙述者（左氏）”的视角承担者转换流程。王源在文中“郤缺言于赵宣子曰：‘日卫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归之。’”一句后的夹注中叙道：“大意止此，下皆曲折反复以尽其义。”也即“主事”已毕，下皆郤缺从“威”、“怀”、“德”、“礼”等各个方面向宣子展开论述“归还卫地”之利。王源同样发现此皆为郤缺的观点想法，并在文后总评中概括出“归还卫地”的“示德”之意，其自然是从郤缺的视角出之，从而在评点的侧面隐约涵盖了对叙述视角的把握。

上述两例的叙述视角转换次数相对来说并不频繁，《左传》中还有一些以人物之间议论为主体的篇章，仿佛后世的戏曲剧本一般，甚至以对话代替了叙述者的整体叙事，叙述视角完全在作品中的人物之间来回流动，从而呈现出较高的视角转换频率。如闵公二年《晋侯使太子帅师》一文，晋侯想要废黜太子申生之位，于是让其征讨东山皋落氏，以便远离国都。临行之前，晋侯使太子身着“偏衣”、佩戴“金玦”，这一举动引起随军出征的臣子们广泛议论，如文本所叙：

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无慝，兵要远灾，亲以无灾，又何患焉？”狐突叹曰：“时，事之征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则命以始，服其身，则衣之纯；用期衷，则佩之度。今命以时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远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远之，时以閟之；尨，凉；冬，杀；金，寒；玦，离；胡可恃也？虽欲勉之，狄可尽乎？”梁余子养曰：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有常服矣。不获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无常，金玦不复。虽复何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尽敌而反’，敌可尽乎？虽尽敌，犹有内谗，不如违之。”

其中只有先友一人认为这一举动乃是晋侯对太子的器重，太子只需打败强敌、建功立业，无需担心遭受祸患。狐突、梁余子养、罕夷、先丹木四人则从不同角度持有反对观点，认为晋侯并无好心、蓄有杀太子之意。可见引文展现的场景如同戏曲剧本中的言语对话一般，几乎没有 “旁白”（叙述者）叙述，众多人物从自己的眼界、角度出发，对“晋侯使太子帅师”一事发表看法。王源在文后总评中以“议论为章法，又一结构”一句概括上文内容，即全文以众人之间的议论、对话代替了叙述者的文本叙事，也即左氏退居到叙事的幕后，叙述视角在文中人物之间不断的流动、转换，从而继续事件的情节发展。就引文而言，其视角承担者转换流程大致为 “先友——狐突——梁余子养——罕夷——先丹木”，评者可谓在“无意”之中发掘出重要的叙事理论问题。

二、全知视角的普遍运用

全知视角在西方叙事学中被称为“非聚焦型视角”，是叙述视角的基本类型之一，也是运用最为普遍的视角类型，尤其存在于古典叙事文学中。正如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在 《叙事话语研究》中所说：“……第一类相当于盎格鲁·萨克逊批评流派所称的‘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的叙述’，普庸所说的‘从后部来的视点’，托多罗夫则用叙述者〉人物象征（叙述者知道的事比人物多，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说出来的比任何一个人物所知道的要多）……古典叙事文一般都采用第一类，我们称为无焦点或零度焦点叙事文。”热奈特所说的“零度焦点”即为我们这里的全知视角，指一种“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的叙述”。我国古代叙事文学大多都是采用这一视角，作者犹如悬空架起一台高精度摄像仪器，将人物事件的全部发展过程及场景布置摄入镜头，无论是人物的行为、对话，还是难以揣测的心理活动，全部都处于其掌握之中，他将阅读活动引到最为简便的途径上，也增加了读者的阅读惰性。《左传》叙事以全知视角为主，作者总是以一个“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事”的全能叙述者姿态出现，他处于历史事件之外，以冷静而又客观的口吻将波澜壮阔的春秋时期历史传述给读者知晓。诚然如此，“作者不仅要多方搜集材料，尽可能全面地载录历史，而且要探究其成败兴亡的来龙去脉、因果原委，不采取全知性视角，是难以全方位地表现历史事件之间的复杂情状、发展变化和因果关系的”。①丁琴海：《中国史传叙事研究》，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106页。

王源自然也注意到《左传》中的此类全知视角问题，虽然其无法运用现代叙事学的专用术语将这些问题表述清晰，但他还是拥有自己的一套探究途径——在篇章 “写真”问题中透露全知视角理论。《左传》“写真”艺术与画家“写生”艺术属于一类范畴，不是强调叙述内容真实与否，而是重在实际具体、不偏不倚的将人物事件展现在读者面前。试想一下，如果只从作品个别人物的视角出发叙写故事，如何能做到“不偏不倚”呢？其他人物的心理世界该怎样展现呢？要想“穷形尽相”地叙写《左传》故事之“真”，就必然要使用全知视角。正如王源所说：

人情变诈、事机转移、物态迁徙，皆天地自然奇文，人不能从此处体认，直写其真……岂不愚乎？②王源：《左传评·晋杀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总评》，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人物之间的“情势诡诈”、事件的“转变发展”、事物态势的变迁等都应当真实全面地进行再现，但是如果不运用全知视角，又如何能做到“真实全面”呢？因此，评者在推崇左氏这种“写真”、“写生”文法的同时就已经涵盖了全知视角的探讨。

这一类写“真”或写“生”文例在《左传评》中俯拾皆是，在此举昭公元年《郑伯享晋赵武》一文以示读者。郑伯摆宴款待赵武、叔孙豹等人，全文详细描绘了当时的宴饮场景，子皮与赵武等人的赋诗、对话，赵武与子产私下的议论，宴会结束后赵武发出的感慨等等，可谓描摹得惟妙惟肖、穷形尽相，如同旁有一位画工即时绘出此天然图景。而这位画工不正是处于全知视角状态的叙述者吗？不然其如何能得知赵武与子产私下的议论及其宴会结束后发出的感慨呢？恰似总评所云：

小乌龟就上当了。按照大黑猫的要求，晚上他等周围小朋友都睡着以后，偷偷地溜到操场边。大黑猫已经在等他了。大黑猫吩咐他爬上一个临时搭的台子，固定好小乌龟的壳。他对小乌龟说，等一会你只要拼命地往外爬，你就会从壳里挣脱出来，从此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活着啦，再也不是缩头缩脑地胆小鬼了。

一幅郑宴赵孟图，人人声音笑貌俱绘出，写生妙手。

对宴会的全景有一个悬空式的俯瞰，对各个人物的“声音”、“笑貌”甚至心理活动又都存在一个细致的把握，这样的“写生”手法是其他视角类型永远也无法企及的，王源对此当然心领神会。

上文曾提到写“真”并不在于内容的真实性，而在于完整描绘出其原本应有的面目，甚至于梦中之境，也可以将其如真实存在一般刻画出来。如成公十年《晋侯獳卒》一文，其篇章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叙写晋侯的梦境，而恰恰此梦境让人无法感到其“幻”，其中的对话、场景如同实际发生一般，生动形象、亦真亦幻，并且在叙写梦境时还插入真实人物事件发展，更让读者摸不清其是真是假，文章霎时变得绝妙无穷。在此我们不去讨论晋侯梦境的真假虚实，只就左氏叙写此事件的视角出发，其如何能够得知晋侯梦境之事？而且将梦中的厉鬼外貌及其与晋侯的对话、行为描绘得如此形象生动，仿佛自己躲在梦境中的一角，静观梦境发生的全过程，之后晋侯再次发梦，其叙写手法并无变化，全知视角的运用不言自明。王源在文后总评赞叹道：

叙其一梦再梦……如生耳，或曰梦幻境也，安得如生？

他人梦境之事如何能像亲身经历一般叙写出来，只有全知视角可以给出答案，这个答案早已涵盖在王源的认知当中。

再举一例，僖公四年《盟于召陵》，这一篇章中，齐侯率领诸侯大军击溃蔡军之后，接着征伐楚地，楚王使人向齐师责问来犯之故，管仲与使者据理争辩。二人之间的激烈对话以及全军行进、停歇的步伐被左氏描绘得惟妙惟肖，仿佛其就站在当时场景的一角，全知视角的运用昭然若揭。后来楚王又使屈完前往齐师履行结盟事宜，当时齐侯陈列诸侯军旅并邀请屈完同车观赏，企图向其炫耀浩大的军势，屈完不为所动，以“德胜于力”做出回应，蔑视齐侯“武力唯尚”的思想。我们不禁又要产生疑问：左氏如何能知晓齐侯与屈完在战车上的对话内容？难道他是驾车之人吗？当然这纯属臆语，可想而知他无非就是运用了全知视角来叙述故事，读者在此可以更加鲜明地感受到这一全知现象。评者在文后总评中叹道：“雍容不迫，当年情景如生！”这里并不是讨论左氏叙写地历史事件虚实与否，而是强调其人其事如同真实的发生在作者眼前一般，对全知视角的察觉毫无疑问也涵盖在内。

《左传》说到底还是属于史传散文，讲究作史之法，即“详实传真”，这就更加强调其文章叙写要穷形尽相、广泛运用全知叙述视角，从而突出“春秋书法”：

左氏一一详其实以传其真，而春秋书法，无容辩矣。①王源：《左传评·齐陈乞弑其君荼·总评》，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三、语词变化体现出视角转移

这种情况在《左传》中出现较少，只属于特殊现象，但同样引起了评者的注意。左氏在为《春秋》“经文”作传述时对原来的语词进行了修改，使“传文”叙写人物事件的角度发生转移，形成了全新的叙述视角。在此我们略举一例即可知晓，如宣公十二年《楚子灭萧》这一篇章的第一段：

冬，楚子伐萧，宋华椒以蔡人救萧。萧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杀，吾退。”萧人杀之。王怒，遂围萧。萧溃。

楚王率领大军入侵萧国，宋国华椒以蔡军援救萧人，最终这场战争还是以楚军大胜、萧国溃败结束。我们研究的重点不在于事件的发展过程，而在于引文的最后一个语词——“萧溃”。《春秋》“经文”在记录此事件时叙道：“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灭萧。”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17页。可见左氏在叙写此事件时与“经文”的用词出现了差异，那么这个差异是否暗示着某种叙事问题呢？我们试看王源在文后总评中的论述：

经曰：“灭萧”，传曰：“萧溃”。民逃其上曰“溃”，“溃”者，民无固志也。

左氏在“传文”中叙为“萧溃”，可见其将萧国溃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民心相背”，人民缺乏与楚军抵抗到底之“志”，更无保家卫国之念。同时，我们也隐约可以窥见左氏揭示萧国战败原因的着眼点在于萧人自身，并不在强楚，其叙述视角自然是从萧国自身出发。反之，“经文”称之“灭萧”，可见其将萧国的败灭主要归因于楚国“之强之众”，③王源：《左传评·楚子灭萧·总评》，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叙述着眼点自然在于强楚。综上所述，从“经文”之“灭萧”到“传文”之“萧溃”，叙述视角发生了“楚国——萧国”的转移，也即左氏拥有了自己的视角出发点，像王源这样的评点大家当然不会遗漏此种细微而又关键的叙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