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恒兵

（南京政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3）

一、“伪具体世界”与人的主体性的丧失

在马克思看来，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实践沦落为“异化劳动”，本来能够体现人的本质的对象性世界却同人相异化，“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4页。而科西克基于“拜物教化实践”对“伪具体世界”的揭露无疑承继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就其内涵而言，“伪具体世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本来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的世界“幻化”为外在于人的自主运转的过程，以致人在自己所创造的环境中却感到陌生。科西克说道：“社会环境的代理人在现象形态的世界里如鱼得水，但这个世界与他们的内在联系是异化的，而且在这种隔离状态下是绝对无意义的。他们对彻头彻尾矛盾的东西决不会感到不可思议。而且他们在沉思中也不会对合理与不合理的颠倒提出任何异议。”②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274页。在伪具体世界中，人的主体性地位丧失殆尽，蜕变为一个被操控、被决定的“消极对象”。

科西克从多个角度具体探讨了 “伪具体世界”对人的本真性生存的遮蔽。首先是“操持”的世界以及人之“烦”的在世方式。就其本质而言，科西克所说的“操持”描述的实际上是技术“座架”下人的处于破碎状态的特定劳动形态，即“是历史地决定了的片面的和残缺不全的个人实践，是以劳动分工、社会阶级差别和社会地位等级制为基础的”劳动样态。在此种劳动状态下，作为操控者的人只能被固定在已经被社会分裂了的整体劳动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片段，而整体的劳作却成为神秘的对象为它们所不知。而如果说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于实践，那么此种状况造成的结果则是，作为劳动过程之结果或体现的社会整体过程质变为外在于人的并决定人的纯粹客观性的存在，并反过来“操控”着人。而其更深层次的结果就是，人彻底丧失了其能动性的外观，而成为“物性”的装具系统的一个构成要素。

在科西克看来，人受“操控”的现象体现了人之“烦”的存在方式，即体现了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烦不是一种心理状态，而是孤立社会个体的纯粹能动性。“人之生存是能动的，尽管它可以表现为绝对被动性和逃避。人在其全部生存中总是业已陷入境况与关系的恢恢之网。这张网作为实践—功利世界呈现在人的面前，烦就是这关系之网缠绕人的重重牵挂。”①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46页。而“总是业已陷入境况与关系”的世界则表明：“这个世界呈现在人面前时不是他所构造的实在，而是一个现成的不可透视的世界”②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49页。，从而体现为一个物象化了的“静态”世界。与之相伴随，则是人的本真性的时间维度的丧失。人的生存时间本然性地体现为过去—现在—未来三者共属一体的生存架构，但由于“在烦之中的个人不是生活在他的现在，而是生活在他的未来。由于他否定存在之所是，而期待它之所不是，所以他生活在虚无中，即生活在不可靠性中，而他自身则在盲目的‘果敢性’和放弃了的‘等待’之间徜徉。”③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2页。而就其现实根源来看，乃是由于人在“静态”世界中找寻不到面向未来的切实可行的道路，以致只能纯粹地思想上期待未来。

其次是日常生活的世界与人的可替换性。在科西克看来，日常生活或“平日”是人类的普遍性存在方式，它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内容上的改变。例如，工业和资本主义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平日生活方式，引入了一种与先前时代根本不同的平日。”④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3页。从功能上来看，“平日”起着组织人的生活的作用，但却由于其常规性、重复性而消弭了人的生存意义。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人在“平日生活”中忘却了对生存意义的追问，从而深陷“沉沦”状态。就此而言，“平日生活方式”实际上体现为一个异化了的领域，其集中表现就是人在其中丧失了追问生存意义和价值的能力，即生活在“平日”之中的人 “从未停下来问一下平日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平日表现为平淡冷淡的黑夜、机械和本能的黑恶，表现为熟知的世界”。

就此而言，“平日世界”是作为现成给予物呈现在个人面前的，而由于生活在其中的个人丧失了思想和行动上的能动性，以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对待生活，人所直面的“平日世界”由此体现为丧失了“历史性”的可重复的世界。而与“平日世界”的可重复性伴随的，则是平日的主体的可替换性，“任一平日的主体，都可以任意换为别的主体，平日的主体是可以互换的。对他们可以用数字来描述，用印章来标记，毫无不便之处。”④在科西克看来，这种可替换性体现了人的“受操控”的生存境遇和主体性的丧失。对此，科西克用“无名”这一概念作了概述，即“平日的无名代表为其主体的无名，即表现在‘某人/非任何人’这一名称中。这种无名的副本是被称做‘历史创造者’的历史演员们的无名。”⑤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5页。

最后是固定客体的世界与“经济人”。科西克这里所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本来作为人的劳动产品的“经济”物化为外在于人的客体性世界。正如科西克所说：“个别、任意性和偶然行动获得了规律般的必然性；社会运动的总体产生于‘个人的自觉意愿和特殊目的’,随后又变得独立于这些目的”⑥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7页。。社会系统及其运动由此呈现出如马克思所指认的“似自然性”的特征，即成为与人无关的，有着自身运行规律的纯粹客体性实在。而由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采取一种非批判的态度对待这个客体性实在，即其预先假定了一个主观性变为客观性的基本转折点，不作进一步研究便把它当作出发点。至于这个转折点如何可能和在这个转折点上实际发生了什么变化的问题，他们不感兴趣，它实际上默认了这个“客体性实在”，即“把它描述为自然的人类实在”，而由此造成的结果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这个物像化的世界及其规律”完全等同于“真实的人类世界”。

与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实在转变为 “客体性实在”相伴随的，则是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彻底丧失，即“被一体化到一个超个体的规律似的总体中成为一个组成部分”⑦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62-63页。，这种人实际上就是“经济人”。 在科西克看来，人转化为“经济人”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结果，他说道：“一旦进入经济的王国，人就被改变了”，“经济是把人变成经济人的生活氛围”⑧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62页。。在此基础上，科西克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即其只有作为经济系统的功能性因素，才能获得自己的实在，从而丧失了自己规定自己的能力。

综上所述，科西克对“伪具体世界”的批判和揭露始终体现着对人的关切。无论是“操持的世界”、“平日世界”还是“固定客体的世界”，都体现为一个异化的世界，或拜物教的世界。它们都由原本作为人的能动性实践的产物而颠倒为统治和控制人的“自主性”实在，而人则由此彻底丧失了主体性，蜕变为被操控的“物性”存在。就此而言，科西克的“伪具体批判”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理论，而通过革命的实践批判消除异化，复归人的本真性生存的“真实世界”则是其进行“伪具体批判”的根本目标所在。

二、实践批判与“真实世界”的复归

与“伪具体世界”遮蔽人的本真性生存方式根本不同，“真实世界”作为人基于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方式构造的产物，既是其向人展示的途径，同时又是展现人的能动性、开放性本质的界域，它体现了人的真正的主体性。对此，科西克强调指出：“在真实的世界中，事物、意义和关系被设定为社会的人的产物，而人本身则表现为社会世界的真正主体。”①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8-9页。在科西克看来，这种展现人的真正的主体性的过程乃是掩藏在表面世界底下的真实世界的过程，或者说是掩藏在现象世界、现象的规律背后的本质的过程。而为了展露它的本来面目，就必须彻底摧毁“伪具体世界”，使革命的批判的实践真正成为人的存在方式。而就如何摧毁 “伪具体世界”而言，科西克具体提出了三种方式：

首先，以辩证思维摧毁伪具体。科西克首先批判了与辩证思维相对立的 “非批判的反映思维”的根本缺陷，即其始终“在固定的观念和同样固定的环境之间寻找因果联系，并且把这种‘原始思维’方式当作对观念的唯物主义分析”②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7页。，而其结果则是将“固定的人造物、造型和客体、物质事物的世界的整个综合体和观念在日常思维的整个综合体等等”变成了某种 “基始的和独立自在的东西”。就此而言，科西克的批判矛头直指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中的“经济决定论”。此种理论的要害在于，当其将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的一切现象唯一地归结于“经济”因素时，实际上使资本主义条件下本来颠倒的“物像化存在”合法化了。与此根本不同，辩证思维“不是在现成形式上接受它们，而是对它们进行研究。在研究中，“它溶解物的世界和观念世界中的拜物教化人工制品，以透视它们的实在”，即它们本来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沉淀物和人工制品”的真实面目。也就是说，辩证思维通过溶解物像化世界，扬弃其表面的自主性，可以透视其中的真实的本质世界。

其次，以人类的革命-批判实践来摧毁伪具体。在科西克看来，这是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一种方式。一方面，它是辩证思维得以摧毁伪具体的基础，正如科西克所言：“这种摧毁伪具体的辩证思维方法不过是改造实在的革命辩证法的另一面。为要批判地理解世界，本身必须根植于革命的实践。”③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8页。理论上的批判必须以实践为基础还体现在，特定理论形式的超越同样需要依赖于实践上的超越，对此，科西克以经济范畴为例指出：“经济范畴是人类对象化的历史形式，作为历史实践的产物，它们只能由实践活动来超越，证明了这一点才真正指出了哲学的局限性和革命活动取代哲学的交接点。”④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42页。另一方面，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只有通过革命的批判的实践，人类才能建构起体现其能动性本质的真实世界，并与此同时彻底摧毁伪具体世界。就此而言，科西克所说的真实世界并非是外在于人的实践的抽象世界，而是人类实践构造的产物，它大致上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人化自然”。对此，科西克还分别用 “具体世界”、“具体总体”、“社会—人类实在”等不同概念予以指称。就此而言，科西克无疑继承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明确指出，通过对象化实践所生成的世界展现了人的本质，“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6页。

最后，通过真理的实现和个体发生过程中人类实在的形成来摧毁伪具体。科西克这里所指的实际上是个体解放的问题，它实际上构成了科西克“伪具体世界”批判的最终目标。如果说在伪具体世界中，“个人”丧失了与其构造的实在世界的自觉性关联，实在世界由此获得了自主性存在的外观，而个人则成为被自主进展的实在世界操控的存在，那么，通过将个人从功利主义实践向创造性实践的提升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实践对象的占有，则能实现个人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解放。科西克说道：“唯物主义地捣毁伪具体带来了‘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解放。因为人们的社会实在将自身构造为主-客体的辩证统一。这里的‘主体’解放指对实在做具体的观察，反对拜物教式的‘直觉’；‘客体’解放指形成一个在人看来透明的人类环境和合理状态。”①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在科西克的视野中，革命的实践的批判是摧毁“伪具体世界”或克服异化的关键。就此而言，科西克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建立在青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上的，或者说，它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有着内在一致的逻辑架构，即通过预设理想性的人的实践本质对异化的现实进行激烈的批判。这就决定了其批判理论从根本上隶属于人本主义批判理论，并不可避免地带有该理论固有的缺陷。

三、人本主义批判理论及其限制

我们知道，青年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认识到了工人在异化劳动中深受经济压迫和奴役的悲惨生活状态。对此，马克思指出：“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对象化竟然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8页。但是，由于经济学知识的缺乏，此时的马克思尚不能科学揭示造成工人非人生活状态的根源，而是将其看作是人之本真性的实践本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丧失的结果，并由此选择了一种外在于社会现实的人本主义路径，即通过预设理想性价值出发，对现实社会的“非人性”进行激烈批判，以求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正因为如此，当马克思声称要通过“实践”改造现实时，其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强烈的理想性诉求，“实践”未能被注入丰富的历史性的内涵，而是体现为对人在未受“现代性”迫害之前的一种“应然性”状态的价值悬设。

毫无疑问，科西克所着力诉求的实践批判路径直接承接了青年马克思上述思想。深层次来看，形成此种理论关联的关键点在于，科西克与青年马克思一样，将实践视作为彰显人的本质的本真性存在方式。在科西克看来，实践不是产生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实际关系的某一历史形式，从根本上而言，它乃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③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70页。，并从总体上决定着“人类存在的本质”。就人是谁而言，“它是人类存在的决定因素”④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71页。，就社会人类实在什么而言，实践“不仅‘丰富’了实在，实际上，它是实在的特殊的显身之所。劳作打开了通向实在之门。”就这个实在是怎样形成的而言，它体现为一个基于实践拓展的不断开放的过程。“虽然在实践进程中形成的是一种独特的人类实在，但独立于人的实在仍以某种方式存在于人类实在之中。人在实践中形成了于一般实在的开放性。”⑤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73页。

很显然，实践在科西克的理论视野中体现为一个本体论的规定。正是在实践活动中，人不断地重建着与外部世界的统一，并由此展现为人的本质不断实现和丰富的本真历史进程。对此，科西克指出：“既然社会-人类实在是实践造成的，历史就成了把属人的东西与非人的东区别开的实践性进程。什么是属人的，什么是非人的，并非事先注定，要通过实践的辨别过程在历史中确定。”⑥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71页。不能否认，科西克立足于实践的根基来理解人的本质有其可取的地方，但由于其撇开了具体的历史形式来谈论实践，以致实践概念本身打上了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在科西克看来，本真性的实践“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显现自身，同时又以这种方式遮蔽自身”⑦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69页。，也就是说，它隐藏在特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的特定实践方式（例如“拜物教实践”）的背后。科西克对实践的此种理解无疑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相去甚远。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页。，也即总是处于特定生产关系中的生产，相反，那种脱离了特定生产关系的劳动或生产却“只是一个幽灵”，“一个抽象”，“只是指人借以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人类一般的生产活动，它不仅已脱掉一切社会形式和性质规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单纯的自然存在上，不以社会为转移，超越一切社会之上，并且作为生命的表现和证实，是尚属非社会的人和已经有某种社会规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3页。

从理论后果上来看，科西克由于从脱离了一定社会关系的“实践”出发理解社会，以致无法科学解释各种社会现象由于发生的原因。就具体的本文主题而言，主要体现在他无法科学揭示“伪具体世界”以及人的受操持或操控的物性存在由以发生的真实根源。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不应该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页。这段话告诉我们，要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状态的根源，必须到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的生产方式即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关系中去寻找。但是，由于科西克的实践概念脱离了任何特定的生产关系，所以其最终只能选择“实践异化”的逻辑来予以说明。正如他明确指出的：“在异化的颠倒中，对象化、客观化的人类实践变成了神秘的主体，人在这个主体中寻求保障，用以抵御偶然性、非理性和他自己个人生存的机遇性。”④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83页。

与异化论的解释相一致，科西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本主义实践批判只能是一种外在的批判。基于特定生产关系的分析路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颠倒绝非人性丧失的结果，而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生产力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同时，这一矛盾的不断发展则构成了瓦解这种社会形式以及其中存在的人的物役性生存状态的根源。马克思明确指出：“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惟一的历史道路。”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2页。而科西克异化论理解的前提决定了他只能选择了“复归于”真实世界的批判路径，即从“拜物教实践”复归于本真实践，并以此为基础重建体现人的本质的世界。就作为一种历史理解模式而言，它实际上是以对人类未来美好的生活状态的设想为前提，极力强调对人类生存现状的实践批判和超越。但此种批判充其量只是承认了现状的可改变性，而具体到其“怎样地事实上是必然的，以及在当为上是必然的，实际上没有得到说明。”⑥广松涉：《物像化论的构图》，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