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巧 儿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1 问题的提出

《太宰褚彥回碑文》见于《艺文类聚》卷四十五以及严可均辑的《全齐文》卷十一，同时《文选》“碑文”一体中亦选录了该篇文章，题名则为《褚渊碑文》。关于这篇碑文，历来疵议不少，主要涉及褚渊为人的评价，作者王俭撰写这篇碑文的立场以及这篇碑文的文学性等相关问题的讨论。

褚渊，字彦回，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人，历仕宋、齐两朝，尚宋文帝之女南郡献公主,拜附马都尉，任著作佐郎、秘书承等职。宋明帝时，褚渊颇得明帝倚重，不仅主管东宫各事物，且还两度外出监督军事，乃至“选将帅以下勋阶皆得自专决”[1]425。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刘宋朝廷的重臣却又恰恰是宋齐易代推波助澜的关键人物之一，故而当世“颇以名节讥之”[1]429，且有歌谣曰:“可怜石头城，宁为袁荣死，不为褚渊生。” 然据《南齐书·褚渊传论》载，褚渊为人不仅“性和雅有器度，不妄举动”[1]426，同时又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孝子，遭庶母郭氏丁忧，“有至性，数日中，毁顿不可复识”[1]425。王俭《太宰褚彥回碑文》中描写褚渊时也称其：“仁经义纬，敦穆於闺庭，金声玉振，寥亮於区寓，孝敬淳深，率由斯至。尽欢朝夕，人无间言。”[2]109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生性淳厚仁孝的人物是否真该落得个晚节不保的骂名呢？我们又该如何公允地来评价褚渊的为人呢？梁萧子显在《南齐书》卷二十三《褚渊传论》中是这样评价褚渊的：

褚渊、袁粲，俱受宋明帝顾托，粲既死节于宋氏，而渊逢兴运，世之非责渊者众矣。臣请论之：夫汤、武之迹，异乎尧、舜，伊、吕之心，亦非稷、契。降此风规，未足为证也。自金、张世族，袁、杨鼎贵，委质服义，皆由汉氏，膏腴见重，事起于斯。魏氏君临，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后朝。晋氏登庸，与之从事，名虽魏臣，实为晋有，故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中行、智伯，未有异遇。褚渊当泰始初运，清途已显。数年之间，不患无位，既以民望而见引，亦随民望而去之。夫爵禄既轻，有国常选，恩非已独，责人以死，斯故人主之所同谬，世情之过差也[1]438。

显然，萧子显不仅肯定褚渊的为人和声望，同时也为褚渊助齐篡宋之事多方辩护，故而这样的评价相较其他嘲讽褚渊晚节不保的言论来说便显得尤为宽容。何以如此？后人以为萧齐篡宋之举到了梁代又再次上演，如若萧子显直接批判褚渊的不忠之行便无异于也是在批判萧梁的篡齐之举，由此观之，萧子显其实是从维护萧梁政权合法性的立场出发来评价褚渊的为人的。那么萧子显这样的评价是否真的有失公允呢？事实上，在政权如走马灯般频频更迭的六朝时代，像褚渊这样的士大夫并不少见，近代学者余嘉锡先生就曾指出：

盖魏晋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国。故奉亲思孝，或有其人；杀身成仁，徒闻其语。王祥、何曾之流，皆不免党篡。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竟成虚言。六代相沿，如出一辙，而国家亦几胥而为夷[3]。

由此可见，在褚渊之前的几代政权争夺中，九锡禅让幌子下进行的党篡把戏早已上演过好多遍，而只要门阀世族本身的利益能够继续维持，那么改朝换代之事自然也能够被这些门阀世族出生的士大夫们所接纳，更有甚者不惜名节积极去促成新政权的产生，这便是当时混乱的政治环境下，士大夫们“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1]429的真实情况。因此，同为世族出生的褚渊虽深受刘宋几代皇帝的倚重，然出于“保家之念”的驱使亦不免也要从维护门阀世族门户利益的立场出发去参与到早已被士大夫所接受的党篡政治活动中。况且，刘宋的末代皇帝(即苍梧王)又是一暴虐无道之徒，故而政权的丢失亦是大势所趋，更何况朝代的更替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向，并非个人之力所能左右得了的。故从这一点来看，宋齐易代之事并非褚渊一人之过，讥其晚节不保未免有失公允。因此笔者认为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及其为人时，当将其置于相应的社会政治背景中多方位考察，这样才能得出更为合理的评价。

2 《太宰褚彥回碑文》的立场

那么作者王俭撰写这篇碑文的立场又是如何呢？清乾隆皇帝在《御制诗集二集》卷四十九《题王俭撰(褚渊碑)》一诗中曾对王俭撰此碑文以及《文选》选录该碑文都持批评的态度，他认为：

资父以事君，本天经地义。彦回以孝称，胡甘二姓事?可怜石头城，口碑有公议。仲宝树绰楔，乃复腾文字。光辅五君同，寅亮二代逮。将为直笔书，抑为同恶济。昭明但选文，取裁失节制[4]。

很明显乾隆皇帝主要站在君主的立场指责褚渊孝而不忠，有失人臣之本分，更认为王俭为褚渊立碑撰文无异于同流合污，而《文选》选录该篇碑文则实属“取裁失节制”。而事实上若从王俭本人的立场来看，褚渊碑是当立不当立呢？答案是很明显的，从《太宰褚彥回碑文》中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王俭对褚渊为人的肯定与赞扬，整篇碑文洋洋洒洒两千多字，几近把褚渊刻画成一个仁爱孝敬而又公正不阿的儒家君子。此外，如果对王俭的生平稍作考察我们又能够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那就是王俭与褚渊同出生于门阀世族之家，又同尚宋室(按：王俭于宋明帝时，尚阳羡公主，拜驸马都尉)，共仕宋齐两朝，二人不仅在家世背景和生平仕历上极其相似，更为巧合的是王俭本人不只是宋齐易代政治活动的参与者之一，同时还是萧道成夺位真正的主力。据《南齐书·王俭传》载：“俭察太祖雄异，先于领府衣裾，太祖为太尉，引为右长史，恩礼隆密，专见任用。转左长史。及太傅之授，俭所唱也。少有宰相之志，物议咸相推许。时大典将行，俭为佐命，礼仪诏策，皆出于俭，褚渊唯为禅诏文，使俭参治之。”[1]434可见，从王俭本人的立场来看，显然其对褚渊晚节不保之讥是不以为然的，甚至他还对褚渊助萧道成篡宋之举十分理解和赞同，故而碑文中只字未提党篡之事，而是极力褒奖褚渊为人之淳厚、心地之通亮，把他刻画成一个忠孝两全的正人君子。同时由于当时社会舆论批判的矛头很多都指向褚渊，而实权当轴的人却是王俭本人，故王俭索性站出来为褚渊立碑颂美，或许也有替年长僚友抱不平之意。总之，无论从王俭本人的生平经历或是政治立场来看，其对褚渊的处事和立场都较其他人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故而《太宰褚彥回碑文》的撰写对王俭而言自然是水到渠成之事。至于王俭在碑文中对褚渊为人的颂扬溢美之词是否有失公允，前面关于褚渊为人评价的讨论中已有论述，在此毋须赘言。

3 《太宰褚彥回碑文》的文学价值

关于这篇碑文文学价值的评价，近来学者大多持肯定的态度。文中最为学者所称道的是关于褚渊年轻时的描写，文中道：

公禀川岳之灵晖，含璋而挺曜，和顺内凝，英华外发，神茂初学，业隆弱冠。是以仁经义纬，敦穆於闺庭，金声玉振，寥亮於区寓，孝敬淳深，率由斯至。尽欢朝夕，人无间言。逍遥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礼乐之场。风仪与秋月齐明，音徽与春云等润。韵宇弘深，喜愠莫见其际，心明通亮，用言必由於己。汪汪焉，洋洋焉，可谓澄之不清，挠之不浊[2]109。

其中“和顺内凝”一词是形容褚渊温文尔雅的个性特征，而“英华外发”一词则把这位面目姣好的美男子形象一语道出，真是恰到好处。与此同时，“孝敬淳深”一词则连续引用了《毛诗序》中“成孝敬”之语以及袁宏《竹林名士传》中山涛淳深孝慎之典故，以此来赞誉褚渊的至孝之行。“逍遥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礼乐之场”一句道出了褚渊喜交游好文辞的性格，与前文描写褚渊温文尔雅的个性特征相辅相成。紧接着“风仪与秋月齐明，音徽与春云等润”一句则历来被看做是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蓝本。王煦在讨论这句时说道:“就其文章而言，此碑是典型的南朝骈体，典赡雅丽，秀美可观，其中‘风仪与秋月齐明，音徽与春云等润’二句琢句清劲，既是南朝骈文的典型句调，又是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序》‘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王勃《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句调所本。”[5]56末尾对褚渊为人处事的描写，作者以 “韵宇弘深”“心明通亮”等语来颂扬褚渊为人心地通明，待人接物真诚可靠，很恰当地展现了褚渊的儒家风范。

总之，撇开对褚渊政治道德的评价以及王俭撰写此文的立场，就这篇碑文的文学性而言，《褚渊碑文》无疑是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文章除了以整齐的骈体写成之外，隶事用典也常常是信手拈来，颇见作者功力，无怪乎王煦赞赏该碑文 “典赡雅丽，秀美可观”[5]56。甚至连斥责“渊俭同为宋婿，同作齐臣，语关废兴，曾无赧怍，异已”[6]332的黄侃先生也不得不承认：“若论其文，洵堪大手笔也。”[6]332

参考文献：

[1][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清]严可均辑.全齐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46.

[4][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卷四十九[EB/OL].

[5][清]王煦撰,李之亮校点.昭明文选李善注拾遗[G]∥清代文选学珍本丛刊:第1辑(卷2).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6]黄侃平点,黄悼编次.文选平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