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倍增、消费变革与流通体制改革

2013-04-12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首席研究员北京100045

商业经济研究 2013年13期

■宋则（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首席研究员北京 100045）

收入倍增、消费变革与流通体制改革

■宋则（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首席研究员北京 100045）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创新项目“服务业深度参与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研究”专题成果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不确定因素较多，我国经济增长、稳定物价、促进就业和平衡对外贸易都存在一系列突出问题。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共十八大之后，鼓舞人心的收入倍增计划和新一轮高强度改革呼之欲出。其中，城市化进程将加快，收入分配实质性改革将出台，全面改革举措也将相继推出，结构调整力度将不断加大，这些都将预示着未来十年，中国将进入“消费主导型”的发展阶段。文章指出，“收入倍增”政策至关重要，但又不能简单化地直接取代、等同于消费政策。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是总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最后指出深化流通体制改革的战略性思路，并列举在流通领域深化改革的十二个战略要点。

收入倍增消费变革流通体制改革

收入倍增与消费大变革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不确定因素较多，我国经济增长、稳定物价、促进就业和平衡对外贸易都存在一系列突出问题，种种结构性矛盾也很难再久拖不决，经济增长动力已别无选择，只能更多依赖国内、依赖消费。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共十八大之后，鼓舞人心的收入倍增计划和新一轮高强度改革呼之欲出。其中，城市化进程将加快，收入分配实质性改革将出台，全面改革举措也将相继推出，结构调整力度将不断加大，再加上国外需求弱化等重大因素的影响，这些都将预示着未来十年，中国将进入“消费主导型”（而不再是投资主导型）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应当为迎接消费大变革时代的到来做好各种准备。

（一）收入倍增对消费变革的重大意义

收入倍增是中国气派、中国特色消费大变革的充分必要条件。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遭遇重重阻力，特别是有利于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改革举步维艰。出现了空谈争议过多，而行动落实太少的尴尬局面。提出收入倍增和新一轮高强度改革，有希望从根本上扭转这一态势。为此，必须汲取以往教训，使得这项计划一定要“雪中送炭”而不可以“锦上添花”。这就是一要切实保障农民群体的收入倍增，二要切实保障农民转变为市民群体的收入倍增，三要切实保障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倍增。而对高收入群体，则要依法提高透明度、增强规范化。另外，收入倍增也不仅仅是名义货币收入的增加，更包括较为隐蔽的社会公共福利的平等分享，例如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再者，收入倍增必须是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之后的真实倍增，而不是虚假倍增。

如果切实体现而不是偏离这一战略意图，那么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消费大变革时代定将迅速到来，城乡居民蕴藏的巨大购买力将得到充分释放。

第一，收入倍增将促进农村经济和农民消费总量和结构的巨大变化。这就意味着，既使“不离土不离乡”的世代农民，也将更多分享现代物质和精神文明，生活更有保障，质量更有提高，衣食住行等消费方式将会发生跨越式变革。

第二，收入倍增将会使“农民变市民”的历史进程更加名副其实。城市化若伴以收入倍增，将如虎添翼，中国两亿多“农民变市民”的身份转换将激发出巨大的消费潜力。中国特色“农民变市民”群体的消费能量和消费特点，是目前最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但至今常被忽视。这个消费群体，处于半市民的社会身份转换阶段，消费水平较低、消费不稳定，但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数量巨大。一项有利的新政出台，就有可能改变他们的消费预期、行为和方式。例如，允许随迁子女在城市入学，就会立刻改变成千上万“半城市人”的生活选择，把子女带到身边，并将消费重心从“乡下”转到“城里”。这不仅仅是不用再跑邮局“往家寄钱”了，更意味着他们的衣食住行各项需求，将更加依赖所在的城市，消费数量、质量和结构也将随之改变和提升。可惜的是，时至今日，如此巨大的消费群体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如何接纳、适应、满足他们的消费特点和消费需求，实现他们廉价、安全、实惠的消费愿望，依然是值得专门研究的现实问题。

第三，收入倍增将进一步促进和提升城市居民的“消费倍增”。如果城市低收入群体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公共福利方面有所保障，加上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那么中国在总体上实现“消费倍增”是完全可能的，也就是从201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万亿元，翻倍到40万亿元。其中，不仅是消费数量的简单堆积，还将伴以质量的跨越式提升，消费水平将进一步国际化、现代化、科学化，中国人口大国而“消费小国”（人均消费水平较低）的面貌将彻底改观。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结构也将发生根本性的积极变化，消费主导型的经济新格局将基本确立。

（二）基于收入倍增的消费变革

“收入倍增”政策至关重要，但又不能简单化地直接取代、等同于消费政策。为迎接消费大变革的到来，除了落实收入倍增的各项政策之外，还需要在直接刺激消费方面制定配套措施。例如，要调整优化消费品供给结构，积极引导、增进城乡居民新的消费内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促进在品种、质量、价格、服务、信誉等方面的公平竞争。要点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培育文化市场,促进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积极开发、规范旅游消费和餐饮业；注重满足儿童群体、青少年群体、中老年群体、女性群体、残疾人群体等各具特点、潜力巨大的消费需求；对商品房，除了降低虚高房价之外，还要尽快改变“重建房、售房，轻居住环境条件、卫生条件”的倾向；发展家庭轿车要适度，在鼓励私人购车的同时，一定要切实解决交通拥堵、停车无位、手续繁杂、养护麻烦、车辆失窃等尖锐问题；在中西部农村，要切实解决供电质量不高、不稳定、电价贵、电视信号不强、清洁水源匮乏、运输路途遥远、售后服务无保障等具体困难，为普及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创造基础条件。这些方面都需要发挥服务业在促进消费方面转化剂、催化剂的综合服务功能。

实现“收入倍增”和“消费倍增”贵在出实招、办实事。鉴于中国即将进入高度依赖国内居民消费的时代，促消费必须理清思路、寻求战略突破。坦率而言，虽然促消费已谈论多年，但仍可发现这种谈论“跑题的多，扣题的少；虚的多，实的少；权宜之计多，长效机制少”。由于无论收入增长是高是低，总是个既定的量。因此，在增收措施既定和收入增长既定条件下还能做什么？这才是出实招、出奇招、可操作的关键思路。实际上，这些年中国确实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该做的似乎都做了，再煞费苦心也想不出更多更好的“招数”了。但调研发现，我国促消费还有潜力，甚至还有“死角”。在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促进收入倍增的同时，着眼于服务业影响力，特别是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对促消费长期战略还可以具体细化为有针对性的很多“实际招数”。例如，针对城乡诸多购物不便而抑制的消费潜力，实行“消费便利进万家”举措；针对几亿农民变市民的消费新特点、新动向，实行“新市民实惠消费”活动；以及“安全诚信促消费”、“节能环保促消费”、“网购实体化促消费”、“高端产品促消费”、“关注农村留守群体促消费”、“反垄断促消费”、“库存（积压）家电产品半价促消费”等。这些举措不仅将会收到立竿见影的近期实效，而且也是带有战略性的长效机制。

深化流通体制改革的战略要点

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是总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即将进入“消费主导型”全新的发展阶段，而与居民消费联系最紧密、最直接的商贸流通服务业，必须针对欠缺和不足推出全新的改革举措，通过改革大力提升其多向性影响力，为消费时代的到来做好各种准备，并为推动结构调整、促进这一大格局的形成做出独到贡献。

为此，深化流通体制改革的战略性思路是：按照中央决策，在即将到来的高强度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以我国流通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面对例如流通成本高昂、流通效能低下、企业负担过重、市场行政壁垒、商业欺诈盛行等，已经危害到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提出有针对性的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思路、内容和政策措施。

这些年在流通领域改什么以及怎么改的问题上一直含糊其辞、模糊不清，甚至被忽视、淡化。实际上，围绕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流通领域深化改革的实质内容是非常丰富而广泛的。这里简要列举十二个战略要点，并且注重改革与发展相结合，以改革促发展：

第一，深化国有和非国有商贸物流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通过企业兼并重组，自下而上地做实、做强、做大、做优，走出长期徘徊的企业中等规模陷阱。同时，促进中小微企业管理体制改革。

第二，深化零售商贸企业运行机制改革，促进买方市场条件下的机制创新，提高企业自营和自主品牌所占比例。

第三，深化批发体制改革，夯实现代批发市场的微观基础，促进摊位制个体商贩向现代企业法人转变。

第四，深化商贸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商贸物流企业在电子商务时代的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

第五，深化物流管理机构改革，提高物流效能，剔除政出多门等导致的体制性物流成本。

第六，深化公共财政税费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营改增、租费、用地等），减轻商贸企业负担，提高商贸企业的融资能力和经商能力。

第七，深化内外贸一体化的管理体制改革，打通出口转内销的渠道，增加原出口产品的国内销售；推动商贸企业走出去，根本扭转服务贸易逆差，扩大在海外的商业存在，增加国内商品在国外的自主销售。推动原出口商品“销进来”，原国内商店“开出去”。

第八，深化城乡一体化体制改革，积极发展社区商贸物流服务业和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冷链物流等）。

第九，深化农产品信息化调控体制改革，提高驾驭农产品市场和价格波动的能力和水平，从根本上减少农产品损失，增加农民收入，增加消费者实惠。

第十，深化商贸服务业运行机制改革，营造服务业讲诚信、促消费，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十一，深化反垄断改革，取缔、剔除特供－特权等反市场化的流通渠道，铲除供给方、需求方和管理方共同形成的利益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