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远征

(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马尔库塞是西方马克主义思潮和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国内学界，其技术批判理论和所谓“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一直以来颇受重视。但相对而言，对其学说理论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却较少研究，从而忽略了马尔库塞在从海德格尔到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历程。值得指出的是，马尔库塞本人对这一重要思想转变历程有着充分的自觉，这突出表现在他的重要著述《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从1927—1932年，马尔库塞的思想经历了从海德格尔到马克思的转变。对此转变的连续性和一贯性的把握不仅可使他对海德格尔与马克思思想的融合得以显明，更能看到他对两者认识的发展轨迹。

一、马尔库塞与早期海德格尔

哈贝马斯在1968年曾这样说:“对马尔库塞著作的相对晚到而又非常快的接纳，使对于马尔库塞的一种不明确的印象呈显出来:他的发展的较早期层面仍没有被认清。马尔库塞1932年的著作《黑格尔的本体论》，仍基本上不为人知。我设想，人们甚少会在马尔库塞的当代读者中发现一些人，会不完全诧异于它前言中这样一句总结性的话:‘此一著作对于问题的发展和澄清所可能做出的任何贡献都要归于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我不知道今天马尔库塞是如何看待这句话的;这我们从没有谈及。但我认为，他的那个发展阶段的说法并非仅是一时的突发奇想。甚至，我相信，缺失了这一前期的马尔库塞作为参照，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今天的马尔库塞。”［1］

自哈贝马斯写下这些话以来，青年马尔库塞的思想愈加受到关注。回看马尔库塞，他早年所经历的一系列大事件对其思想和政治世界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塑造作用，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经历的精神痛苦、德国1918—1919年革命的失败。马尔库塞在年仅20岁时就被选为在一战时期遍布德国的一个士兵和工人议会的社会民主代表，后来因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于1919年遭新建社会民主政府的暗杀，他毅然决然地告别了社会民主政治。在魏玛共和国早期，马尔库塞经历了一种“内在的移民”。他深感到，马克思当初所预言的“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已经落空，而这使得他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更本质的基础的找寻。不过在此之前尤为重要的是，马尔库塞经历了海德格尔哲学的洗礼。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对马尔库塞的吸引部分的原因在于其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困境”。马尔库塞那一代人希冀着一种对现存政治秩序的激进的重构，但这样的希冀伴随着一次世界大战后巴伐利亚和匈牙利短命的共和议会的倒崩而受到重创。在马尔库塞眼里，通过对德国革命的残酷镇压，社会民主仅仅升级了其在1914年8月抛弃国际共产主义而投奔沙文军国主义的罪恶。而且，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危机，还存在着一种认识论危机。马尔库塞认为，这两种危机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因为在恩格斯和卡尔·考茨基的引导下，第二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哲学性的、机械式的解读。这种解读方式由一种非反省性的科学主义(如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所表现出的)和一种陈旧的关于资本主义会自动垮台的理论所预示［2］。与此相符的是，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们表现出对工人阶级意识中的“主观”因素的有意的冷漠。

1927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出现让马尔库塞重新回到大学，那时德国哲学的讲坛仍被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和实证主义等学说所占据。而对马尔库塞来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带来了传统学院派哲学所没有的“关乎具体的哲学”(philosophy of the concrete)。大约50年后，马尔库塞回想起由《存在与时间》的出版带来的激动时，这样说道:“对于我和我的朋友来说，海德格尔的著作是作为一个新起点出现的:我们把他的书(和他的讲座，我们有其抄本)终究亲历为一种具体的哲学:那里有对于存在、对于我们的存在、对惧怕、关照和无聊等等的言说。我们同样亲历了一种‘学院的’解放:海德格尔对希腊哲学和德国唯心主义的阐解，给予了我们对古旧和陈腐化文本的新的洞见。”［3］时间性和历史性是《存在与时间》中的两个核心范畴。对海德格尔来说，“时间”或“历史”本身就系于存在的本真。“‘历史’这个词有时既不意指关于历史的科学也不意指历史学的对象，而是意指并非对象化了的这个存在者本身。”［4］在海德格尔看来，“本真的”存在于世是一种在本质的未来可能性的光照下去实现过往的一种潜力。相反地，非本真的此在(即“常人”)表现出一种对于庸常环境的被动的适应和屈从的意志。

马尔库塞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代表了一支与发达工业社会物化了的社会统一体相抗衡的潜在力量。他猜想，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哲学拥有抵制颠倒的社会世界所需的概念工具。在这样的一种世界里，马克思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臆设了……物与物之间关系的那种荒诞的形式”［5］。在某种程度上，马尔库塞将海德格尔的哲学解读为一种有着存在论掩饰的对物化的批判。在马尔库塞看来，在《存在与时间》第一部分对日常性的批判中，海德格尔通由“沉沦”、“闲谈”、“常人”等概念有力地谴责了非本真的存在于世。而这确是对于《资本论》和《历史与阶级意识》之于物化问题讨论的存在论式的补充。正如马尔库塞在“论具体的哲学”中所阐述的:

“此在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同样在向着前所未有的更大程度上的‘商业’演进。在此世界中遭遇的物一开始就被视为‘商品’，视为人们必须使用的东西，而不是在满足此在需求的意义上去使用它们。相反，它们被用来占据或填充一种非此就漫无目的的存在，直到它们真的成了‘必需品’。这样，愈来愈多的存在被消费仅仅就是为了保持‘商业’的运作。所有阶级的存在形式只得以这样的方式将自身挖空，以至于将存在置于一种新的基础之上已成必要。”［1］

当代社会科学在其实证主义式的进程中，表现出对于“对象”和“事物”的崇拜。从方法论上讲，它把人作为物，作为政治操纵和控制的对象来对待。海德格尔关于存在哲学的突破之点在于，以此在为立足点把人类的现实而非所谓“客观性”或“物性”放在它现象学视野的中心。对于此，马尔库塞这样说道:

“此在的形而上学的历史性必须……承担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来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社会的结构、经济秩序和政治的构成一起建构了此在的生成，而且必须从这种存在的视野来看待。如果它们一开始就被作为‘物’来探究，仅关注它们的结构、关系和发展的规律，那么这种观察(最可能是以自然科学作为其错误的理想模型来进行的)结果将会是:这些结构的意义甚至不会呈显出来。”［1］

1928年的马尔库塞，作为一个在弗莱堡追随海德格尔的29岁的年轻人，秉有这样一种“赌注”，即有着似乎是被一种类似于对科学的抵触而促动的存在形而上学的海德格尔，可被视为黑格尔马克主义事业的同路人。那时，马尔库塞这样积极评价海德格尔1927年著作(《存在与时间》)的潜力:“《存在与时间》似是代表了一个哲学史上的转折点:一个资产阶级哲学将自身从内部毁撤并为新的‘具体的’科学清理道路的转折点。”［1］

二、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融合

1930年，马尔库塞在海德格尔的指导下发表论文《黑格尔的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此论文可被视为他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一种解构性的解读。更早些的时候马尔库塞就被海德格尔著作中“历史性”的概念所吸引，但存在的历史性在海德格尔那里的确立却是以赋予“时间性”优先性为前提的。“此在历史性的分析想要显示的是:这一存在者并非因为‘处在历史中’而是‘时间性的’，相反，只是因为它在其存在的根据处是时间性的，所以它才历史地生存着并能够历史性地生存。”［4］且“对此在的历史性的阐释归根结底表明为只不过是对时间性的更具体的研究”［4］。

海德格尔将其存在论意义上的时间与黑格尔和狄尔泰的时间做了对比，并批评道:“黑格尔的时间解释完全沿着流俗的时间领悟的方向进行。黑格尔从现在出发来标画时间，而这一标画设为前提的是:现在的总体结构一直被遮蔽着、敉平着，以便能把现在作为现成事物加以直观，尽管这里现在只是‘观念上的’现成事物。”［4］马尔库塞认为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时间阐释并非基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而这就忽视黑格尔的历史性的本真内涵。

同样，这种误读在海德格尔阐释狄尔泰的历史性时也表现出来。《存在与时间》第一部分的范畴框架颇受到狄尔泰的影响，使用了诸如“命运”、“发生”、“人们的历史性生活”等概念。但海德格尔批评狄尔泰“太少注重存在状态上的东西与历史学上的东西之间的发生上的差别”，并借此把狄尔泰的历史性从历史—社会的总体性中抽离出来，置于其存在论的、非历史性的总体性中。这样一来，马尔库塞认为，海德格尔就没有能够把握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与狄尔泰的历史性之间的关联。在他看来，“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是狄尔泰历史性理论的基础，也是一切历史性理论的基础”［6］。《黑格尔的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一书的核心就在于对黑格尔历史本体论和狄尔泰历史性理论的阐释，尝试通过把被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化的黑格尔和狄尔泰重新还原于历史—社会的历史性中。而这样就解构了海德格尔的时间性，并从而在根本上背离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

可以说，即使在马尔库塞深受海德格尔影响的时期，他对海氏的观点也有很大的保留。对于这一点，美国学者马丁·杰有着深刻而全面的论述:在马尔库塞看来，“《存在与时间》的社会环境太抽象了。海德格尔的历史性概念也太一般了，不能解释人类活动的真实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则以激进的行动来回答海德格尔关于本真存在的可能性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处境’，是其自我显示、自我创造的关键。而且，为马克思所认识而为海德格尔所忽视的是社会可划分成阶级，在当前的情况下，只有一个阶级能真正从事激进行为并成为历史主体，‘历史行动在当代只有作为无产阶级的行动才是可能的，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拥有与其实存一道必然给出这一行为的在世之中的存在’。仅仅由于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无产阶级才有采取激进行动的潜力，只有通过革命，历史世界才能改变，超越工人阶级本真存在的普遍可能性才能实现”［7］。

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主义试图诊断资本主义垮台的“客观的”、经济的先决条件，而似乎忽略了同等重要的作为“主观的”条件的工人阶级意识。相反，虽然海德格尔的哲学在描述在世的现象学结构方面胜出，却似乎不能够处理当代社会的和历史的危机。

在《费尔巴哈提纲》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人类思想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必须在其实践中证明真理，证明他思想的现实性和力量以及此岸性。对于思想的现实性和非现实性的争执是一个脱于实践的学院式的问题。”［6］同样的，《存在与时间》的存在论分析也是以沉浸于一系列实践事务——日常生活、工具、共在等——的此在为出发点的。鉴于此，马尔库塞不无理由设想，这两种方法论都朝向一种世界的和实践的方向而寻求对德国唯心主义的超越，故可以是互补的。在他1929年所写的“论具体的哲学”一文中，明确地相信存在论哲学对于人类所面临的实践的危机是有意义的:

“如果哲学活动的意义是使得真理可见，且这种真理根本地具有存在的特性，那么哲学本身根据它的意义就是关乎存在的……本真的哲学活动拒绝停留在知识的层面;相反，通过将知识引向真理，它在人类此在那里力求达到对此真理的实际的据为己有。对人类存在和其真理的关切使哲学在最深的层面上成为‘实践的科学’，并引领哲学——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通向人类存在的实际的烦恼。”［1］

但马尔库塞对海德格尔的有保留之点在于，后者是否能脱于基础存在论的精奥高度，以致力于当代社会和历史问题。换句话说，《存在与时间》的基本概念能否推动作为具体任务的社会分析，或它们仅是存在论的遁词。海德格尔的哲学在马尔库塞那里引起怀疑的原因还在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之后所定设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指向。在海德格尔后期的著作《什么是形而上学——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以及《根据的本质》中，他不再关注生存体验的问题，其思想变得愈加虚幻和不务世界。在1974年的一个访谈中，马尔库塞这样说道他不再对海德格尔抱有幻想的原因:

“我起初像所有其他人一样，相信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能够有一定的结合，而这恰好是因为它们都坚持现实人类存在、人和他们的世界的具体分析。但我不久就意识到，海德格尔的具体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是一种错误的具体性。事实上他的哲学像那时占据德国大学讲坛的哲学，诸如枯燥的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唯心主义、甚至实证主义，一样是抽象和脱于现实的，甚至躲避现实。”［8］

在马尔库塞那里，“历史性”概念是存在论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本质连接的一个重要表现。然而他也苦于考量: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立场是否真的可以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对历史性的真正的关切和解。在海德格尔门下学习(1928—1930年)后，他认识到海德格尔的路径不能够实现由存在论向历史分析的(存在者层面的)分析。也就是说，基础存在论的原初承诺并未兑现，它提供的只是一种伪具体性(psudo－concreteness)。可以说，马尔库塞通过对历史性范畴的再认识，使得他完成了从基本存在论向历史哲学的转向。

三、回到马克思

1932年，由于德国日渐堕恶的政治环境，马尔库塞放弃了成为大学教授的想法。通过胡塞尔等人的介绍，他与当时建立在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取得了联系。其时，马克斯·霍克海默作为研究所所长已经制定计划将研究所的行政机构迁至日内瓦。马尔库塞在1933年间就负责此日内瓦分支机构的运作，而后又于翌年随其他机构成员一起迁至纽约。

同样在1932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在马尔库塞的思想历程中划出了一道分水岭。他认为，马克思此手稿的出版是马克思研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说马尔库塞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了他一直在海德格尔处苦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当不为过。如马尔库塞回想时所说:“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现了。这可能就是转折点。在特定意义上，这是一种新的、实践的和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自此，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对峙对于我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8］此手稿使马尔库塞认识到，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确是建立在和德国古典哲学对话之上的。而在他早年通过卢卡奇而阅读马克思早期思想文本，诸如《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及《费尔巴哈提纲》的时候，对此还抱有疑问。马尔库塞到此时才发现作为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而此前对于他来说，马克思只是《资本论》的马克思。现在，对马尔库塞愈见清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始源对于自身所谓社会和政治的变革事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远非是不成熟的累赘。“一个可作为出发点的大致原则是，对政治经济的革命批判本身就有其哲学基础，就如，反过来说，这种基于其下的哲学已经包含有革命的实践。”［8］

而后，《巴黎手稿》又证实了，第二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科学的理解是基于一个潜在的对社会主义经济体的重大误读。马尔库塞认识到，马克思主义首要地关乎人类自我实现的问题，关乎人的“类存在”。这一问题领域也被德国唯心主义颇多地涉及，但与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存在着重要的差别:马克思更致力于对这些问题的“实践的”而非“理论的”解决。此外，通过对这一手稿的阅读，马尔库塞发现，四年前把他带到海德格尔处的那种对于存在的关切，同样根本地为马克思所有。海德格尔和马克思都关注“异化”问题。只是，马克思的讨论执着于对异化的根源和发展的生动的、社会历史性的描述，而且恰好给出了在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描述那里所缺的真正的具体性维度。

1932年以及之前的马尔库塞不曾放弃对马克思主义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进行融合的尝试，而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则使他放弃了对此融合的尝试，因为他发现马克思的著作本身就指出了走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困境”的道路。

［1］ 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M］.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5.

［2］ Russell Hacoby.The Critique of Automatic Marxism:The Politics of Philosophy from Lukás to the Frankfurt School［J］.Telos，1971，(10):119 －146.

［3］ Herbert Marcuse.Erinnerungen an Martin Heidegger［M］.Pfullingen:Neske，1977.

［4］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5］ Marx.Capital，volⅠ，in the Marx － Engels Reader［M］.New York:Norton，1978.

［6］ Herbert Marcuse.Hegel’s Ontology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icity［M］.Cambridge MA:MIT Press，1987.

［7］［美］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8］ Herbert Marcuse.“Heidegger’s Politics”，in Marcuse:Critical Theory and the Promise of Utopia［M］.South Hadley MA:Bergin and Garvey，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