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链钰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 《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中的明诗简述

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禛于康熙二年（1663）九月间作《论诗绝句》。《渔洋诗话》卷上载曰：“余往如皋，马上成《论诗绝句》四十首，从子净名作注，人谓不减向秀之注《庄》。”尔后，《渔洋精华录》选录其中的三十二首传世。其中，论及唐诗者有九首，自“青莲才笔九州横起”至“獭祭曾惊博奥殚”止，所涉诗人有李白、王维、杜甫、元结、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刘长卿、元稹、张籍、王建、钱起、白居易、李商隐等。论及宋诗者有四首，仅论及黄庭坚、王安石、欧阳修三人，两首谈论山谷。王士禛论元代诗歌者，仅一首，即颂扬元代杨维桢与吴莱二诗人之作，谓其诗为元代杰作，能与开、宝之诗媲美，这显示出王士禛不喜拾人牙慧，独具慧眼，推崇宋元之诗，不满当时诗人但只知开元、天宝诗人而不屑宋元各家。

王士禛在这三十二首绝句中，论及明代诗人者竟有十三首，数量为冠，自“藐姑神人何大复”起至“澹云微雨小姑祠”止，所论多颂扬而少讥讽。至如明人何大复、李梦阳、郑继之、王子衡、皇甫昆仲、刑侗兄妹、李沧溟、边贡、边习、邝露、虞伯生、赵次之、卢德水，乃至朝鲜使臣金尚宪等，均为颂扬褒奖之词。王士禛对明人明诗所贬者仅三首，一为贬严嵩之作，一为讥谢榛改谢脁之诗句，还有一首乃是批评李沧溟选皇甫兄弟诗之失公。很明显，王士禛论诗并不拾人牙慧，每每独具慧眼，论述精到，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常用王氏之诗引论。明人之诗放置清代，自然应需经过清人之淘洗，而清人对明人之诗以及学术，每每颇有微词，不以为然，这当中不能以简单的“文人好古”为理由加以解释。王士禛在论诗绝句中对明代之诗歌诗人做了简单的评论，但不知同时之世人对明诗有何看法？与王氏之看法有何异同呢？这将在下一部分做出精细的阐述。

二 清初诗人看明诗与王氏看明诗

在将清代诗人对明诗看法陈述之前，有必要简单梳理明代诗歌发展的大致脉络。明初诗文总的看来有些萎靡不振，缺乏刚健的风骨和鲜明的朝气。自明宪宗始，文坛拟古运动逐渐兴起，无论是前七子、后七子还是唐宋派，即使他们有很多细微的差别，但是还是难逃复古的藩篱。若以复古之名以达通变，想必明代诗坛还尚有可待繁荣之机，但是，明人固守复古，一味追求古人之意旨，那这样带来的后果自然就是固步自封、作茧自缚，以至于衰竭而亡。明后期，以袁氏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的主张虽有进步的意义，但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巨大惰性，诗人们喑于现实而缺乏突破的魄力和勇气，只是一味的陶醉于山水田园，因此诗歌内容较为单薄，题材狭窄，无甚深切动人的感染力。“这种追求才调性灵的吟唱，由于缺乏高亢激昂的内在精神，其末流更滑肤浅粗率的泥沼。”[1]P14于是，又有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主张用“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追求一种“幽深孤峭”的境界，自此，明代诗歌已然堕落至极。

我国诗歌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后世之学者总会对前朝之诗文做出总结，汲取其发展的教训然后，达而通其变。唐代诗歌一反六朝淫靡之风，开创了盛唐气象；宋代诗歌一反唐代风情神韵而主张筋骨思理之胜；元代虽然整体诗文成就不高，但一反宋代诗歌议论之风，尤喜空灵蕴藉之诗；明代因为元代诗歌成就不高，故而“不屑”与之计较，一反宋代诗歌好发议论，用典过多之弊，追求唐代诗歌风貌，将求神韵悠然、风雅性灵之作。

直到清代。清代诗运比较特殊。因为清代属于异族统治，其诗文理论力量本身不强。然晚明之诗人已然对明朝诗歌之流弊了然于心，历史将诗运这副沉重的担子首先交给了晚明诗人。晚明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他们怀抱亡国之悲痛，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探究明亡的原因，反思明代士风、学风、文风的失误。[2]“他们严厉的批判了明代台阁派以来的阿谀、抄袭及无聊的应酬文字，抨击明末文学脱离社会现实的弊端。”[3]P330比如王夫之极力倡导诗歌须写“身之所历，目之所见”，并高度总结了诗歌创作中“情”于“景”、“意”与“势”、“情”与“理”等重要理论问题。钱谦益在《赖古堂文选序》直指：“世降道衰，教学偏背，烦芜之章句，熟烂之时文”导致了“近代之文章，河决鱼烂，败坏而不可救。”钱谦益主张：“萌折于灵心，蛰起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题杜苍略自评诗文》）

“纵观顺康雍三朝的各种文献，清初对明代诗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模拟之风、门户之见和应酬陋习。”[4]P79清代诗人在历经晚明遗存诗人的苦心揭示后，已然把握清代文学的发展应力避明代之疏漏流弊，再加上清初统治的变化和社会心理的转变，清代诗歌能得天独厚的走出自己的特色。今人大多认为诗歌必以唐宋为佳，殊不知，清代诗歌之成就，一点都不输于唐宋。这一方面得益于晚明诗人的苦心提点，另一方面得益于清人之集大成的心态和勇于探索开拓的魄力。就这点来讲，王士禛无愧是其中的佼佼者。

清代初期大多数人基于晚明先贤对明代诗歌的总结而对明诗鄙薄不已。既然明确厌弃明诗，而元诗无甚可取之处已成共识，因此一开始清代诗歌便出现了宗唐与宗宋两种思想倾向。宗唐一派是基于唐诗之兴象玲珑、卓然顶峰的地位以及清初社会逐渐繁荣之社会心理需要而主张，宗宋一派则主要是因为清人内在的有着宋人的个性以及明人宗唐之失败的历史教训。大体而言，清初宗唐一派出于主导地位。不过不论宗唐宗宋，事实都说明，他们对明诗是没有好感的。

王士禛于辨味之特长绝不逊于辨体之能事。对明诗，他既未全然否定，也不会全部肯定。他尤其喜爱明诗中清淡古雅一派，对格调之流不甚欣悦。“王士禛在论明代诗史时，有意识地凸显出在李、何、王、李格调派之外还存在‘古淡一派’”。[5]P7因为清淡古雅一派，尤能符合他“神韵为美”的诗学观。王氏在《池北偶谈》中明言：

明诗本有古淡一派，如徐国昌、高苏门、杨梦山、华鸿山辈。自王、李专言格调，清音中绝。

“清音中绝”四字，大有无奈惋惜之口吻。王士禛钟情“古淡一派”，很有可能受到钱谦益的启发和影响，此处不再赘述。关键是，古淡一派之诗人，学盛唐，尤其是王维、孟浩然、刘长卿、李颀的清淡古雅，这绝对异于格调派学老杜之粗犷豪放。“实际上，王士禛提出神韵说，就是要接续这一脉遭到格调派复古压制的古淡派”，[5]P9此言不虚。朝代更替，但是诗风与诗味却内在地传承下来。因此，王士禛喜爱的明诗，是唐人的明诗，是明诗中的唐音，是内含神韵的清淡古雅的“唐诗化的明诗”，而绝非一般人认为的表面的明诗。明白于此，也就明白为什么王士禛没有一竿子将明诗全部推倒，而他此次论诗三十二首之诗旨也确乎此意。

总之，王士禛作为清初诗坛的领袖，既因自身学问渊实、记忆超群，博采百家，又因曾受业于明末大儒钱谦益，他自然对明人明诗留存一份好感，加上钱谦益之教授而比同时之人诗之视野更为开阔，因此，他对明诗之看法，总能于别人看不见之处发出独具慧眼的认识。并且，王士禛之诗学思想经历了宗唐——宗宋——宗唐的转变，一开始他之宗唐的诗学观，不可避免的会让他留心于明代宗唐诸家的诗文。这大概也是时代选择之必然。

三 从对明诗的论述看王氏诗学主张

前述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中论明诗共13 首，其中十首是褒，三首作贬。众所周知，王氏一派标举“神韵”一说。王士禛主持清初诗坛，他自身虽未言明“神韵”之诗旨，但其诗自《秋柳》四章蜚声海内后，其“神韵”之说，不言自明。纵观王士禛所作五言七言绝句，或多或少，均能沾染神韵之晖。比如《南唐宫词》六首，“细雨霏霏”之语，“簟锦鸾绫”之言，“重午龙舟”之典，“御阁夜珠”之故，无不缠绵悱恻，尽得风流，颇有唐司空图之遗志。其实，王士禛之论诗诗，何尝不是神韵之倡导，朦胧之木铎呢？要而言之，王士禛此三十二首论诗绝句中，或内或外，或明或暗，都凸显出他神韵的主张。

（一）推崇神韵风雅之诗风

神韵风雅之风，应视为王士禛早年最为推崇的诗风。本组绝句第十七首：藐姑神人何大复，致兼南雅更王风。论交独直江西狱，不独文场角两雄。何大复之诗近体尤宗盛唐。何景明论诗虽然提倡复古，但是他不赞成李梦阳那种刻意去模拟古人。他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言明他不喜李梦阳“刻意古范，铸形宿镆，而独守尺寸”，他更喜欢“富于积材，领会神情，临景结构，不仿形迹。”何景明以佛法用舟筏打比喻：“舍筏则达岸矣，达岸则舍筏矣。”这样的诗论显然已经有了神韵的味道，颇有唐公“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含蓄之美。读何景明《明月篇》亦有此味道，故而王氏在第二十一首，又提及何景明，第二十三首也说何景明与李梦阳称霸弘治文坛。王士禛三提何景明，还直接高调地赞叹何景明是庄子笔下“藐姑神人”，亦说其诗虚无缥缈，神游天下，无迹无形，不可捉摸。这样的评价在王氏的笔下是不多见的。王士禛还说何景明的诗歌“南雅”兼有，南雅为《诗经》中的《周南》、《召南》、《大雅》、《小雅》也。单看王士禛对何景明之颂扬与推崇，然后细细推敲其中之缘由，则王氏之倡神韵与风雅，不言自明。

不独何景明之诗受王士禛之喜爱，还有“前七子”的另一人物徐祯卿也颇受王氏颂赞。描写徐祯卿的是第二十四首，王氏直接说受到李梦阳提点后的徐祯卿之诗作《谭艺》，真当可以做王士禛的老师，即“更怜谭艺是吾师”。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谭艺》“重情贵实”。王士禛《题迪功集》也再一次表明：“称诗如典午，谭艺似参军”。今人赵伯陶先生考证徐祯卿《谭艺》中的诗论思想，应该对王士禛的神韵说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徐祯卿诗风由原先的齐梁之风转为盛唐之音。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徐祯卿》曰：“迪功少学六朝，其所著《五集》，类靡靡之音。及见北地，初犹崛强……其诗不专学太白，而仿佛近之，七言胜于五言，绝句尤胜诸体。”朱彝尊言徐祯卿似学太白，其实太白之诗不可学，可学者唯其气象尔。而徐祯卿的七言尤胜，跟我们这位王士禛是多么的相似，可见英雄相惜，自然有一定道理。王士禛在第二十五首还提到了边贡之子边习。边贡也是“前七子”之一。王氏虽未盛赞边习之诗，但尤喜他之“野风欲落帽，林雨忽沾衣”一句。细品边习此句，的确颇有孟襄阳之功力，虽实际差之，毕竟独秀之句难能堪比襄阳群菲之强。我们只是从中可以窥视到王士禛之神韵的味道，见相似自然有感罢了。

绝句第二十八首，论及明末一个不出名的诗人邝露。王士禛称之为“畸人”，也就是庄子笔下不偶于俗的人。邝露有诗集《海雪》，其人高洁，抱琴而死。王士禛读其诗作，说他之诗有屈宋《离骚》之味。《离骚》所代表的风雅，正是王士禛比较欣赏和推崇的风格。王氏不遗余力，也独具慧眼，将这些不甚出名，但很有风雅遗志的人写入诗论中，一则体现他遵从大清盛世来临前的重儒之风气的社会心理，二则体现他不拘一格，视野广阔，善于见别人不见之细微处的博大胸怀。

（二）明确诗贵自然传神

本组绝句第二十六首：“枫落吴江妙入神，思君流水是天真。何因点窜澄江练，笑杀谈诗谢茂秦。”“枫落吴江”和“思君流水”均为典故。前面论述这首诗的时候，谈的比较仔细。这里想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妙入神”的“枫落吴江”，还是“很天真”的“思君流水”，王氏最想强调的是那种清新浑圆，自然天成，贵真传神的诗风。神韵，最终要的是以言外之旨感动读者，发挥想象，而不应堆累典故，引论入诗。早在钟嵘《诗品》中，就已然提出了这样的命题。在这里，王士禛只是进一步的强调，他之神韵，也是贵在传神、贵在天真。如果都跟谢茂秦一样，妄加窜改古人的诗句，那么“神韵”只能变成“失神无韵”。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把玩的事情。王士禛在此处批评谢茂秦点金成铁，但是谢茂秦之诗论却对王士禛神韵说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影响。谢茂秦是明“后七子”之一，诗擅长近体，以五律最优。著有《四溟山人集》（又名《诗家直说》或《四溟诗话》）。王士禛不仅熟悉谢茂秦的诗歌理论，还亲自给《四溟诗话》作序，序中有言曰：“茂秦诗有两种：其声律圆稳，持择矜慎者，弘正之遗响也；其应酬牵率，排比支缀者，嘉隆之前茅也。余录嘉隆“七子”之咏，仍以茂秦为首，使後之尚论者，得以区别其薰莸，条分其泾渭。若徐文长之论，徒以诸人倚恃绂冕，凌压韦布，为之呼愤不平，则晨余跻茂秦之本意也。”[6]其实，谢茂秦论诗，本身就是“自然妙者为上，精工者次之”。这里王士禛只是借力打力，是借谢榛自己的诗歌主张批评谢榛失真，并无其他意图。他之褒奖谢茂秦，于其序中，显而易见。谢茂秦论诗主张取法唐代十四家诗人，提倡“熟读之以会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还说“非养无以发其真，非悟无以入其妙”。这些诗论承续严羽之论，都给王士禛很大的启发。他在《渔洋诗话》和《唐贤三昧集序》中一再表明“悟”之对神韵诗之产生的影响，尤见其之爱。

（三）“出入唐宋”的诗歌主张

很多研究王士禛诗论的学者，根据王士禛晚年自述“少年操唐音，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渔洋诗话序》），判定王士禛写定论诗绝句之时，还是宗唐为准。此论本也不错，但是通过研究王士禛对明诗看法的诗论后，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王士禛此时写著的《论诗绝句三十二首》，已经不是全然总唐之主张了，而是由唐到宋的过度。关于这一点，孙纪文先生早就点拨而出：

王士禛30 岁有《论诗绝句》40 首……48-50岁，在国子监，有诗作多首。撰《五言七言古诗选》。这些经历和文学活动为王士 禛“宗宋”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和反思的土壤。

从王士禛中期的诗文创作及诗学倾向来看，这一时期诗学思想构成的变化就是“宗宋”思想的出现。“宗宋”诗学倾向的显现以《论诗绝句》40 首的创作为 标志，其中蕴涵的思想已非唐诗学所笼罩，而转入宋诗学的畛域中去了。[7]P245-246

孙纪文先生说的比较明白了，而笔者想要狗尾续貂一句，那就是，王士禛此时宗宋，是宗的唐诗学中的宋，而非简单的弃唐入宋。我们从《论诗绝句》也能找出很多蛛丝马迹。蒋寅先生也已经从论诗绝句中有关宋诗的描述里，找到了很充分的证据。这是在考论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后人没有必要再进一步诠释了。[7]P632但是，如果从对明人明诗的风格喜好上做点文章，推敲出王士禛之于宗唐宗宋之旨归，想必还有可啃之处。比如第二十七首论述明代邢侗及其妹邢慈静之诗，说他们诗作是徐陵和庾信之建安风骨而对之赞赏不已。同样的，王士禛在第二十三首又说何景明和李梦阳称雄弘治文坛时，却未能识高叔嗣的诗作。高叔嗣之诗作，王氏称为“啸台鸾凤读逌然”。高叔嗣之诗，清新婉约，淡雅古香，全无建安之苍茫气息，似近唐人山水之旨。那么很明显，王士禛在这里提出了两种风格：一个是苍茫高致，一个是清新婉约。然而，王氏所提之苍茫高致，并未摄入磅礴大气之场，而清新婉约又没堕淫靡哀怨之域。他之苍茫高致，颇有宋人遗风，而不全是建安沉郁，又有种珠圆玉润之质感；他之清新婉约，颇有唐人山水妙旨，而不全是风情神韵，又携着宋人理趣博学的神思。此种状态，作何解呢？所以，纵观王氏对明诗的论诗，我们可以说，虽然论诗绝句是在宗唐的艺苑中完成，但其转身而入宋诗之姿已豁然开朗。

四 王士禛论诗绝句对明诗考察的诗学意义

王士禛未与时人一致鄙薄明诗，而是对明诗做出了自己的见解，可谓一枝独秀。那么他之书写明诗之诗学意思何在呢？首先，王士禛将诗笔深入前人不到之处，点出了很多以前被人忽略的作家，给诗学史增加了新的内容。他把能够将那些不甚闻名，但有佳句流传的诗人拖出历史的尘埃，将之公布于众，并给以很大的赞誉，既可见王氏之博学多才，涉猎广泛，亦想见其心胸广阔，视野非为一般。其次，王士禛对明诗的叙述，改变了时人普遍认为的明诗滥泛，不若开、宝之诗的偏见，让更多人认识到明诗的可贵与可取之处。 最后，王士禛对明诗的论述，也内在的为自己的神韵诗学铺垫了更坚实的基础，也能让神韵说深入到诗学辩体的方方面面。这些大概是后人愈加值得学习的地方。

[1]李中华.明清文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2]张兵.论清初三大儒对明七子复古之风的批评[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5,(5).

[3]李壮鹰,李春青.中国古代文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蒋寅.清代诗学史·清初诗学的主流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5]周兴陆.渔洋精华录汇评[M].济南:齐鲁书社,2007.

[6]谢榛,王夫之.四溟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7]孙纪文.王士禛诗学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