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程环

（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广东 广州 510091）

金圣叹是最早全面评点《水浒》的专家，对他的评点历来有过不少的评说。由于他在评点中表现出种种矛盾现象，所以也曾引起过研究者们的争议。肯定者有之，否定者有之，既肯定又否定者也不少。看来，这些争议还将将继续下去，但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入，人们对金圣叹的认识也会越来越全面深刻，当然对他在文学批评史上的贡献，也会自有公论。在此，笔者仅就老庄哲学思想对金圣叹的影响谈一点个人看法。

一

也许有人觉得，把老庄思想和金圣叹的文学批评联系起来，似乎有点牵强附会，其实，我们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在金圣叹的思想中，真有不少道家学说的成分，这些成分并不是直接表达出来的，而是和其他的思想成分溶合在一起，形成以儒家思想理论为外表，而实质上却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修正的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既非纯儒，亦非纯道，而更像是外儒内道的儒道混合体，这正就是金圣叹思想复杂性的表现。

金圣叹生活在明末清初，他喜阅读并以批书为务，狂放不羁，轻薄功名，这一点与庄子的人生态度颇有相同之处；他推崇庄周，故把《庄子》作为他评点的“六才子书”的第一部。确实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对后世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化心理、审美兴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金圣叹对《水浒》的评点可以看出，他正是吸取了道家思想的精华，使他的文学批评独树一帜。在我国思想史上，各种学派思想互相影响而形成独特思想体系的情况并不少见，魏晋时期的玄学，就是混合儒道两家学说加以改造而形成的。当时，虽然儒学还是门面招牌，但老庄学说却占有主要的内容，如何晏、王弼、郭象等的思想就是如此。何、王注《老》、《庄》，阐其精义，却又标榜“名教”，尊崇儒家；郭象注《庄子》，力图把儒学“名教”和老庄自然观结合起来，以道解儒。在我国古代哲学思想史上，魏晋的玄学是打破了儒学独尊的僵局，吸收了道家学说和改造了儒家学说的产物。这是一次突破，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发展。南北朝时期，佛学影响很深，尽管儒学和佛学之间存在斗争，但在斗争中也不断溶合，刘勰的三教同源思想及其《文心雕龙》中的文学理论，以儒为主，但杂以佛、老，这是很明显的。唐宋以后，士大夫文人，虽多标榜儒学为正宗，但实际上，佛老思想已渗透到哲学思想领域中，而在文艺理论中影响更大。司空图在《诗品》中吸取了老、庄学说之精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却以禅喻诗，苏轼豁达通脱，兼收各家之说，李卓吾有谈佛之文，也有《解老》之作，他曾谈经说法而非孔孟，但他不是佛教徒，而是反封建礼法的进步思想家。

金圣叹所处的明末清初，在宋、明理学长期统治之后，当时反封建传统的思想又活跃起来，诸如泰州学派以及李卓吾的思想。虽然金圣叹在评价《水浒》的问题上和李卓吾大相径庭，但是，在反对传统、离经叛道这一点上则是有共同之处，而老、庄思想对金圣叹的影响则更为明显。这些影响，主要不是见于他口头上的标榜，而是从他对人、对事、对问题的看法和评价中流露出来。当然，这也不能说他的思想主要是老、庄的道家思想，但可以说，他在不少问题上是用道家思想对儒家思想作了修正。这里，我们主要透过他对《水浒》的评点考察和探讨老庄思想对金圣叹影响的一些蛛丝马迹。金的为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廖燕《金圣叹先生传》），有傲抗圣人之志，他借评点书籍去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文学思想。而从他所选评的书籍，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倾向，除《水浒》外，另一部是《庄子》，在他的遗著目录中，有《南华经钞》一种，稿虽不传，但可以看出他对《庄子》不仅喜好，且有研究，自然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其次，他还选批了《离骚》，《史记》和杜甫诗，称这五部书为“才子书”。他在一首诗中说：

鼠肝虫臂久萧疏，只惜胸前数本书。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

除《庄子》外，他喜欢的《离骚》、《史记》等，都是一些不拘于传统，有独立见解的著作，尤其是司马迁兼容儒、法、道三家思想的反传统精神，对金圣叹必定有很深的影响。从他的一些言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庄子、屈原等是如何的推崇。他说：

夫古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马迁有马迁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金圣叹批改贯华堂原本水浒传》序一）

在他看来，庄子等这些才子的文章皆至于“化境”：

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成一书者也。庄周、屈平、马迁、杜甫，其妙不复具论……（《金圣叹批改贯华堂原本水浒传》序一）

金圣叹为什么把庄子等的著作称为“才子书”呢?梁启超曾作了如下解释：“所谓才子者，谓其自成一家言，别开生面，而不傍人门户，而又别于圣贤书者也”（梁启超辑《小说丛话》）。这看法大致不差。金圣叹既以别于圣贤书而自成一家言者为才子，则他也不会依傍圣贤之门户立论，却从庄子、司马迁等处吸收营养，这是可以理解的。金圣叹不仅把《水浒》和《庄子》、《史记》等书相提并论，并主张以他读《水浒》之法去读《庄子》、《史记》，也就是说要“略其形迹，伸其神理”。从这些现象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金圣叹和道家思想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水浒》评论中，有许多独到之意，我们可从中找到和老庄思想之间有直接的内在联系。

二

在文学批评方法上，也可从金圣叹的批注、评点中看到其受老庄影响的痕迹。庄子认为读书不能停留于言意之表，而是要得其神情，他在《天道》篇中说：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金圣叹批改贯华堂原本水浒传》序三）

这就要透过言意之表去领会其“情”，所谓“不可以言传”就是要心领神会，得其神理。庄子在《秋水》篇中又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郭象注云：“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无也。故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而后至焉”。在《人问世》中又说：“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待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气止于符。气也者员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道者，心斋也。”这都是要读者得其神理而遗其文字外表，所谓“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者是也。这对文学批评来说，虽然说得太神秘了一些，但要求不停留于言意之表，要悟其神，得其情，却是对的。金圣叹评《水浒》，就是强调要“略其形迹，伸其神理”，他在论《水浒》之写作时说：

心之所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迹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夫文章于心手皆不至，则是其纸上无字无句、无局无思者也。（《金圣叹批改贯华堂原本水浒传》序一）

这“无字、无句、无局、无思”的境界，也就是庄子说的“无言、无意之域”，当然这不是不可知论，而是要“伸其神理”。金圣叹对《水浒》人物和事件的分析，就是用的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有其合理的一面，即是要透过现象而探其本质。但是，如果完全脱离言意之表去追求神理，也可能成为任意引伸，直至曲解原意，就会导致和原作精神背道而驰。这是庄子思想方法的缺点，也是金圣叹文学批评方法论存在的缺点。

三

金圣叹在批评《水浒》中表现出老庄思想的影响，除直接来自老、庄的著作之外，还和《水浒》本身有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水浒》作者的道家思想问题，这是值得重视的见解。容与堂本《忠义水浒传》中，就有一位署名怀林的人写过一篇《又论〈水浒〉文字》的文章，其文说：“《水浒》虽小说家也，实泛滥百家，贯串三教。”可见前人也已看到了这一点。《水浒》中对道教有不少描写，有不少推崇之辞。虽然道教和道家思想还不是一回事，但也有一定联系。《水浒》作者受道家思想影响，主要是表现在他对封建礼法制度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对自由、平等的赞美和追求。金圣叹在批评时，凡符合这些精神的则赞美之，凡满口仁义道德，遵奉封建礼法制度者，则揭露之，讽刺之，鞭笞之。所以，他对开口忠君、闭口招安的宋江深恶痛绝，斥之为“伪”为“假”，并腰斩《水浒》，删去后半部的招安描写，使这部作品表只现既反贪官、也反皇帝、一味造反的思想，这不能不说也和他的反传统、反礼法的思想有关。由于《水浒》作者思想中的道家思想成分和金圣叹思想中的道家思想成分的吻合，所以在金的批评中流露出道家思想倾向就是很自然的了。

四

金圣叹在评《水浒》中所表现的老庄思想，并不是用宣言的方式直接表述的，而是表现在对人、对事、对问题的看法中，特别是体现于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和评价中。而对人物评价，又主要表现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物：一种是以宋江为代表的一类；一种是以李逵为代表的一类。从对这两种类型人物的评价中，可看出金圣叹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而这两种态度都是从一个基点出发，那就是是否符合他对“人”的褒贬观点。这种观点不是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标准，而是以老庄的“天放”学说为标准。不符合此标准者则予以揭露、批判，符合者则予以歌颂赞美。下面我们先从他对宋江的态度，看看老庄思想对他的影响吧。

老庄学说尚虚无，以道为本，主张“无为而治，而否定仁、义、礼、智。老子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学无优”，并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他把他所主张的“道”和“德”，视为最高规范，认为仁、义、礼则等而下之，是失去道德的结果；儒家规定的一切礼法制度，则更被视为“乱之首”，这是对儒家学说针锋相对的否定。庄子发挥了这种思想，明确提出：“道德不废，安取仁义？”（《马蹄》)庄子认为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都是违反人的本性，是“窃国者”用以欺世益名的假面具。他在《骈拇》篇中，反复论述了仁义为“附赘悬疣”，是“削其性”、“侵其德”、“失其常”的东西，他说：“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按这样的观点去观察人和事，自然就把“仁义”不离口的人看作是伪君子。金圣叹对宋江口口声声讲仁、义、忠、孝，自然也就十分反感了。所以，我认为金圣叹对宋江的批评，且不问其政治目的如何，就老庄思想对他的影响来说，倒是很明显的。他对宋江的种种批评，集中到一点就是一个“伪”字，他认为宋江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都是虚伪的，正如庄子说的“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金圣叹对宋江，并非真正责其为“盗”，而是责其明明为“盗”而又满口忠、孝、仁、义，此其一。《水浒》中的宋江，形象较多的是概念化的描写，除个别章节外，都是“忠义”二字的化身，缺乏鲜明的个性，由于概念化，故削弱了艺术性，此其二。金圣叹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在第卅五回总评中就很尖锐地批评说：

一部书中，写一百七人最易，写宋江最难。故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盖此一书百七人处，皆直笔也，好即真好，劣即真劣；若写宋江则不然，骤读之而全好，再读之而好劣相半，又再读之而好不胜劣，又卒读之而全劣无好矣……乃今读其传，迹其言行，抑何寸寸而求之，莫不宛然忠信笃敬君子也，篇则无累于篇耳，节则无累于节耳，句则无累于句耳，字则无累于字耳。虽然诚如是者，岂将以宋江真遂为仁人孝子之徒哉?

之所以说“写宋江最难”，“读宋江传最难”，就是因为宋江形象存在着矛盾现象：即他作为概念化的艺术形象，作者通过他宣扬的忠、孝、仁、义的概念和他的实际行为是矛盾的。因此，宋江口口声声忠、孝、仁、义，反而使人觉得并非发乎情性而有虚伪之嫌，无非是笼络人心的一种权诈之术。看来，这就是金圣叹批评宋江的要害所在。可见，金批评宋江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借宋江以否定儒家的忠、孝、仁、义之说，把它看作是扼杀人的本性而成为致乱之物。另一层是揭露道学家们之伪，失却情性之纯真。金圣叹在批《宋史纲》时说：

盖盗之初，非生而为盗也。父兄失教于前，饥寒驱迫于后，而其才与其力又不堪以郁郁让人，于是无端入草，一啸群聚，始而夺货，既而称兵，皆有之也。然其实，谁致之失教，谁致之饥寒，谁致之有才与力而不得以自见?“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成汤所云，不其然乎?孰非赏之亦不窃者?而上既陷之，上又刑之；仁人在位而罔民可为，是岂称代天牧民之意哉！

金圣叹在这里婉转地表述了“乱自上作”的观点，人民起来造反，是阶级压迫的结果，那些身居上位的“仁人君子”们，不也是满口忠、孝、仁、义吗?对那些为求生存求解放而起来抗争的“盗”，却偏以忠、孝、仁、义绳之，岂不是自相矛盾吗?不从问题本身和实际去直书“盗”之为盗，而硬要给“盗”披以忠、孝、仁、义的外衣，给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披以忠、孝、仁、义的外衣，这不是忠、孝、仁、义的自我否定么?庄子说：“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为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但是圣人们却偏要人们“蹩躄为仁，踶跂为义”，于是“天下始疑矣”，又要人们“澶漫为乐，摘僻为礼”，于是“天下始分矣。”成玄英疏云：“夫谆素道消，浇伪斯起。……于是宇内分离，苍生疑惑，乱天之经，自斯而起矣”。庄子进一步指出：“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悬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过也。”(以上见《庄子·马蹄》)金圣叹的思想显然和庄子的这些言论是相通的，他对《水浒》人物的臧否，表明他对“盗贼”是同情的；因为他们是被逼迫才铤而走险，所以在金圣叹看来，盗贼就是盗贼，不必假以忠、孝、仁、义；而贪官之为贪官，也是在皇帝庇荫下存在，故亦不必以忠、孝、仁、义去美化皇帝。这就是金圣叹处处借批判宋江去揭露儒家道德观的虚伪性的原因。他对以“忠义”题《水浒传》的做法很反感，认为后世之人“冠之以忠义之名，而又从而节节称叹之。呜呼！彼何人斯，毋乃有乱逆之心矣夫！”(《宋史纲》批经)显然这是金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忠义”观的否定。

五

金圣叹虽批评儒家的“忠义”，但也并不废忠义之名。他曾说：“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又说：“忠者，与人之大道也；义者，处已之善物也。”(《金圣叹批改贯华堂原本水浒传》序一)他还对“忠义”作过这样的具体解释：

何谓忠?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天下自然无法不忠：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夫然后物格，夫然后能尽人之性，而可以赞化育，参天地。今世之人吾知之，是先不知因缘生法，则不知忠。不知忠，乌知恕哉?（《金圣叹批改贯华堂原本水浒传》序三）

因缘生法是佛家术语，大乘(《入楞伽经》云：“一切法因缘生。”这里金圣叹借佛家的因缘说，说明忠恕应缘乎情性，本乎自然，直道而行，毋庸做作，这实际上也是修正儒家忠恕之说，回到老庄的思想立场。在金圣叹看来，所谓“忠恕”、“忠义”、“忠孝”，都应出于天性，顺乎自然。他在第四十二回总评中，反复论述了“忠恕”之义，抓住儒家学说中的“正心诚意”之说，大谈“诚于中，形于外”、“自诚明”。值得注意的是：当他阐述这些道理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按儒家的学说，给它规定具体的封建伦理内容，而是强调“自然”、“天性”。他说：“自诚明谓之性。性之为言，故也，故之为言，自然也，自然之为言，天命也，天命圣人，则无一人而非圣人也。”他认为所谓“圣人”和普通人一样，只要任性而发，直道而行，就是忠，就是恕。喜怒哀乐，人皆有之，只要诚于中而形于外，不假矫饰就合乎忠恕之道，用他的话来说，“喜即盈天地之间止一喜，怒即盈天地之间止一怒，哀乐即盈天地之间止一哀，止一乐，更无旁念得而副贰之也。”这里，金圣叹又把孔子的忠恕之道，悄悄地作了修正，强调了“率性”一面，而不谈“温柔敦厚”、“恕而不怒”、“哀而不伤”那一面。故说：“率我之喜怒哀乐，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忠；知家国天下之人，率其喜怒哀乐，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恕。”要其旨归，就是“忠恕天性”四字，我们可以说，这是用老庄自然任性之说，修正了儒家的“忠恕”学说。以此为尺度评价宋江，当然就认为宋江口口声声不离忠、义、仁、孝几个字，实际上并非“诚于中形于外”，只不过是儒家“忠君”“孝亲”那套虚伪的封建论理的说教士。

由上述观点出发，金圣叹进一步揭露了宋江身上表现出来的“假”和“伪”，有些批评确乎近于吹毛求疵，无端挑剔，但是我们从中也可看到他揭露宋江之“伪”，正是对儒家仁义忠孝之类的封建道德虚伪性的揭露，因为这些东西都不符合老庄思想中的“绝圣弃智”、“无为而治”的精神，也不符合老庄思想中的纯朴天真的要求。《水浒传》中写宋江忠义，多半是作者旁白或人物自述，所以，金圣叹说宋江言不由衷，尽是虚伪装假，这类批语，比比皆是。归结起来主要有二：一是假忠假孝，二是诈伪权术。金在第四十一回评宋江取父一事说：“执涂之人而告之曰：‘我孝’。孝，口说而已乎?……故知行孝非可以口说为也，我父我母，非供我口说之人也……”。又在夹批中说：“孝顺不在口说，孝顺亦不在人前，凡属口说及在人前者，皆强盗，非孝顺也。”《水浒传》描写到李逵大哭，要去接娘时，金圣叹批云：“何等天真烂熳，活写出纯孝之人来。偏作谐语，便显宋江说忠说孝之假。”这里说的是宋江，其实是针对封建伦理的忠孝观，因为它不是顺乎自然，发于本性，而它已成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精神枷锁，而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伪道学家们，却把仁义道德作为装点门面、沽名钓誉的工具，其实，他们都是些满肚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可见，金圣叹揭露宋江之假，其主要矛头实际是针对封建伦理道德。

六

关于宋江的“权术”，金圣叹倒没有加以否定。他一方面认为宋江之所以施行假忠、假仁、假孝，纯粹是笼络人心的一种权术；另一方面他又对宋江之权术表示赞美，称之为“非常之人。”第十七回宋江第一次出场，金圣叹就批道：“看他只是口头狡狯语，便令天下人奔走效死，宋江真权诈之雄哉!”又说：“自此以下入宋江传，皆极写其权术，所以为群贼之魁也。宋江权术如此，读之真乃可爱”。在金圣叹看来，既然是权术，就能欺骗天下之人为他“效死’’，所以认为宋江口称忠孝仁义是伪，而以权术驭人则是真。《水浒》中宋江的思想性格本来就是比较复杂的，他确有雄才大略、迫于不得已而起来造反的一面；同时，作者又在他身上过多地宣扬了忠孝伦理思想，而这恰恰就是《水浒》中的败笔。金圣叹对宋江骂得最多的也正是这方面。作为“盗魁”的宋江，金圣叹倒有不少赞美之词，他在卅八回夹批中称宋江为“非常之人，负非常之才，抱非常之志”。在第五十九回夹批中说：“写宋江权术过人处，真是非常之才”。从这当中反映出金圣叹是受了老庄思想的影响，对封建传统的忠、孝、仁、义是持否定态度的，这恐怕是没有疑问的了。

庄子说：“一而不党，命日天放”（《马蹄》）。天放就是自然放任，就是要符合人的“天性’’、“真性”，要“任其性命之情”(《骈拇》)。他说：“性情不离，安用礼乐”（《马蹄》）。

一切本乎自然，恢复本性，主张“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秋水》)。这些思想，无疑对金圣叹有很大的影响，他主张“任性”、“率性”、“自然”，认为“性即自然”，“自然即天命”。他的这种思想，集中表现对李逵、鲁达等人物的评价中。他十分欣赏鲁达的任性而趋、直道而行的性格。第四回总评中对鲁达有一段生动的论述：“为一女子弄出来，直弄到五台上去做了和尚；及做了和尚下五台山来，又为一女子又几乎弄出来。夫女子不女子，鲁达不知也；弄出来不弄出来，鲁达不知也；上山与下山，鲁达悉不知也。亦曰遇酒便吃，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硬便打，如是而矣，又乌知我是和尚，他是女儿，昔日弄出故上山，今日下山又弄出哉!这就是鲁达不拘礼法，不随时俗的豁达性格，这种爽直的性格，自然是符合金圣叹的思想要求，他认为“爽直自是天性”(第三回夹批)，没有半点虚假，这和宋江形成鲜明的对照。在金圣叹的笔下，处处和宋江作对照的还是李逵。在他的心目中，宋江虚伪而李逵纯真，宋江之伪在于口口声声忠孝仁义，李逵之真在于直道而行，本乎性。他在第二十五回总评说：“李逵何如人也?曰：真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假人也。”第四十回总评中又说：“一路写宋江使权诈处，必紧接李逵粗言直叫，此又是画家所谓反衬法。读者但见李逵粗直，便知宋江权诈，则庶几得之矣。”从金批来看，李逵的性格可概括为两个字：一曰真、二曰直。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不可分割的。关于真，首先是情真、意真，表现在对父母、对朋友，俱一片赤诚，毫无虚伪之心。对敌人，对恶人疾恶如仇，毫不掩饰。爱憎分明，喜怒由衷，情真意真，毫不掺假，这正是金圣叹所赞美的。

按照老庄学说，这叫做任性而行，或者叫直道而行。所谓“直道”，并不是儒家的那套仁义道德，而是老庄学说的“自然”“天放”、“真性”的体现，李逵对人对事，直来直去，不虚美、不掩饰，也不会隐瞒观点，文过饰非。李逵的这些性格特征，在《水浒传》中的确是表现得很充分，他一出场就非同凡响。所谓“直道而行”，是说其正直、诚实，见义勇为，如果自己不是之处，也敢于承认。李逵的这种直来直去、天真烂熳的性格，和宋江满口假仁假义的虚伪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通过对李、宋二人的一褒一贬，褒贬之间就可看出金圣叹对儒家封建理伦道德的批判态度和对老庄思想的极力推崇。

综上剖析，可见在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中，老庄思想确占据了相当的成分。当然，我们还不能说金圣叹文学批评的指导思想就是道家思想，也不能说他已完全站在了反儒学、反封建的立场上。就其主导思想来说，金还是没有跳出儒家的封建伦理思想体系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金圣叹确实受了道家思想很深的影响，而且有力图修正儒家思想的意向。老庄主张“绝圣弃知”、“绝仁弃义”，提倡任性、自然、天真，金圣叹对儒家的忠孝仁义伦理道德持批判态度，并力求去除其人为虚伪的属性，使之成为合乎情性、顺乎自然的一种纯真的人性。他在对《水浒》人物的评论上，也确是摆脱了传统的儒家思想窠臼，给人以另辟蹊径，别开生面的感觉。文艺批评固然和批评家的政治思想和阶级立场有关，但同时也和评论者的哲学观点、艺术趣味有着密切联系。所以，我们在研究一个文艺批评家的理论观点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其政治思想的探讨，还应从他的哲学思想、审美情趣等多方面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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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肖作铭.谈《水浒》作者的道家思想[A].《水浒》争鸣编委会.水浒争鸣:第二辑[C].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3]吴正岚.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金圣叹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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