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樑

(澳门大学中文系，澳门999078)

引言:余光中的文学评论和《诗话》

余光中于1928年出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1950年到台湾，创作不辍，诗名文名渐显，至1960年代奠定其文坛地位。他手握五色之笔:用紫色笔来写诗，用金色笔来写散文，用黑色笔来写评论，用红色笔来编辑文学作品，用蓝色笔来翻译。数十年来，他诗心文心永春，作品量多质优，影响深远；其诗风文采，构成20世纪中华文学史璀璨的篇页。①余氏诗文双璧，诗是他的最爱，用力至巨，是他尊贵的事业，为他赢得诗坛祭酒的美名；其散文则璨丽多姿，号称余体，读者大概比诗的读者更多。他自言以诗为文，以文为论，其文学评论除了议论之外，兼有美文的辞采。在约略与他同代的批评家中，余光中不像夏志清那样披荆斩棘，全面评价某个时期的某文体，写成数百页的大著。也不像颜元叔那样，用近乎宣道者的热忱，引介一种西方的文学理论。也不像黄永武那样，条分缕析地写专书探究一种文体的思想与技巧。②然而，余光中是个杰出的批评家。我们不因为苏东坡的词名太著，而忽略其诗与文的成就。同样道理，我们不应因为余光中的诗名过盛，而忽略其文学批评的成就。

《文心雕龙·神思》说，作家要“积学以储宝”，文学批评家更要如此。“积学以储宝”是余氏创作中西合璧的基础，也说明了其评论视野广阔的原因。上面说他有五色之笔，以黑色笔来写评论。说是黑色笔，因其褒贬力求像《文心雕龙·知音》说的“照辞如镜”、“平理若衡”，力求公正无私，有如黑面包公判案。余氏具有中西文学的深厚修养，撰写诗、散文、小说、戏剧各种体裁的评论时乃得纵横比较、古今透视，指出所评作品的特点，尝试安顿其应得的文学地位。在《分水岭上》、《从徐霞客到梵谷》、《井然有序》、《蓝墨水的下游》、《举杯向天笑》五书和其它文章里，他的表现和杰出的批评家没有什么分别。

近代的中国，科学技术不如西人，国人向西方学习唯恐不及，文学艺术也似乎在人之后，以西方马首是瞻。不少从事文学批评的中华学者，对西方的理论鲸吸牛吞，却不知挑选过滤，反刍咀嚼，结果写出来的文章外来术语充斥，半生不熟，诘屈聱牙而不堪卒读。文学批评的功能之一，本在帮助读者了解作品，加强欣赏的能力。可是这类不堪卒读的批评论文，本身已不易为读者了解，遑论发挥其功能了。如果把作品比为宝藏，把批评文章比为寻宝地图，试问一张符号混乱、笔划错杂的寻宝地图，对发现宝藏有何帮助呢?余光中出身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古典和现代英诗的修养甚佳，对若干盛行的批评理论，也颇有认识。难得的是他的批评文章，不论长篇短制，都没有这类术语和理论上恶性西化的毛病。他应用西方理论时，深谙择善而从、适可而止之道。他的批评文章，隽语警句特多，辞采灿然:比如论中国古典诗的时空结构时，说其匠心独运处，有如“连环妙计”；论金兆的小说时，称它为“红旗下的耳语”；论诗和散文的异同，则谓二者有如成于“缪思的左右手”。③由于形象性强，比喻生动有趣，读余光中的批评论文，就没有枯燥沉闷、诘屈聱牙之苦，而有引人入胜、流畅悦目之乐。④

余光中以诗为其“与永恒拔河”的凭借，希望诗是他不朽的盛事。论诗之文，比起论其它文体之文，更受到他本人重视。在余氏的多本文集中，有五本是文学评论专集，其中论诗的文章甚多。⑤2003年出版的《余光中谈诗歌》，是他出版的“论诗的专书”，此书收他自选的长短文章26篇，都是诗的专论。⑥要了解余氏的诗观，以及他对古今中外诗歌的实际批评，这本《余光中谈诗歌》和上述五书的相关文章，加上其它文集的诗论诗评专篇，自然是最重要的文献。上述以外的余氏其它作品，往往也含有余氏的诗论诗评。这些较为零散的文字，对了解余氏的诗学也很有参考价值。中国在1000年前开始有诗话，自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至清代的《随园诗话》、《瓯北诗话》和20世纪的《饮冰室诗话》、《人间词话》、《林以亮诗话》等，一般而言，诗话的特色是谈诗艺、谈诗人、谈诗事，篇幅可长可短，笔调不拘一格，不必像现代诗学论文那种专业性的专论。⑦余光中在其抒情、叙事、记游、说艺的散文中，其谈诗艺、谈诗人、谈诗事的片段，或一笔带过，或三言两语，或字数上千，如摘录编辑成册，大可名为《余光中诗话》。余光中文学成就卓越，学术界对其文其人多个方面的论述甚多，余学一词已成立。至于《余光中诗话》研究，本文应属草创。行远必自迩，笔者以其2005年出版也就是最新近出版的散文集《青铜一梦》⑧为对象，抽取其谈诗的话语，加以分析论述，是为《余光中诗话初探》。

一、《青铜一梦》中的诗话

《青铜一梦》收余氏1998年末至2004年初所写散文25篇，有《圣乔治真要屠龙吗?》和《山东甘旅》等长篇记游之作，也有《戏孔三题》的幽默短篇；此外还有观星、观地图、观影剧、记个人及家人生活、叙交游故旧等篇章。题目中有“诗”字的只有《略扫诗兴》一文。题中无诗，但文中经常有诗；全书270页，涉及诗艺、诗人、诗事的大概有一百页。⑨首篇《九九重九，究竟多久?》是为傅孟丽《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所写的序言，序中自然有诗。余氏写道:

我读济慈的传记，发现他的身高竟然跟我相同，就感到非常亲切；读艾略特传，发现他的第一次婚姻很不美满，我深感同情，甚至对他的诗也更多领悟。⑩

济慈和艾略特为近世英美的著名诗人。末篇《青春不朽——忆〈幼狮文艺〉的三位狮妈》，其中一位是痖弦；余氏述其诗名，引其名诗，文末提到希腊神话中的诗神亚波罗。《青铜一梦》这部散文集不自觉地首尾一体，以诗始终。

《青铜一梦》谈及的诗人词人，除上述之外，还有屈原、李白、杜甫、刘长卿、白居易、杜牧、韦庄、李璟、陆游、李清照、徐志摩、冯至、卞之琳、普希金、彭斯、华滋华斯、拜伦、雪莱、布朗宁、爱伦坡、惠特曼、狄金逊、佛洛斯特、格雷夫斯、希美内思等，古今中外都有。述及诗人时，常征引其名诗名句。诗人有诗事。李清照有“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之语，济南人把这位才女封为藕神，余光中记其事；玛丽为亡夫雪莱编印诗的遗作，余氏述其情。⑪诗人的私事也是谈资:余氏提及艾略特第一次婚姻失败，雪莱被牛津大学开除，颇使读者讶异的是“再好的大学千虑也可能一失。例如大诗人雪莱就被牛津大学开除”之语，见于“凤凰鸣矣，于彼高岗——中文大学四十周年献辞”；这是余氏2003年接受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时，在典礼上的讲话，而善颂善祷的讲话中竟涉及大学之“失”。近乎八卦的一则诗人私事，则为1999年杪某日，余氏偶然听到广播电台台湾名嘴陈文茜的一段话，陈在谈论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时忽然道:“余光中的诗也不错，可是情诗不多，也没有什么风流韵事，传记读来有点乏味。”⑫余氏充当记者，把这诗话笔录下来；接着只说当时连他本人在内的“两位听众大吃一惊，一同笑了起来”。他对陈文茜的评论不置可否，为这段文字添了悬疑性和趣味。

二、余光中诗话:“徐志摩”读错济慈的诗

上述涉及雪莱、济慈、艾略特、李清照和余氏本人的几则诗话，或一笔带过，或三言两语，以下试引其篇幅较长的几则。就从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诗开始。《略扫诗兴》一文说1999年此剧在台湾热播时，“似乎台湾之大，只有”余光中一人不怎么看。为此他不得不“面对现实”，此剧回放时，他“就认真看了”。他认为从头开始所看那几集，“此剧拍得相当认真，比我始料高明。柔情、美景、淡雅的对话、从容的节奏，气氛高于情节，端的诗意深长”；剧中的“徐志摩风流儒雅，是有点玉树临风之概”。褒扬之余，贬抑来了:

金童（徐志摩）玉女（林徽音）在剑桥重逢的一幕，嫌粗糙了一点。当时玉女坐在琴前，正弹着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金童则从架上取书，步来琴畔，竟然诵起济慈的“夜莺曲”来。诵的是第六段前四行:

Darkling I listen；and for many a time

I have been half in love with easeful Death，

Called him soft names in many a mused rhyme，

To take into the air my quiet breath；

勉强译成中文，大意是:

在暗中我倾听；有好几次

几乎要爱上安逸的死神，

冥想用诗句低唤他的名字，

将我平静的呼吸化入夜氛；

不幸到了第三行末，金童念错了，把原应读成三音节的mused rhyme竟然读成muzdream（……）。

余氏接着具体指出错在读错音、读少了音节，有小错有大错。中英诗学修养深厚的余教授叹道:“以徐志摩的才情，面对令他惊艳的才女，正存心炫学一番，怎么可能犯这么一个大错呢?”

余光中极爱济慈的诗，《夜莺曲》大概是济慈最著名的一首。认为诗歌女神缪思非哑巴的余氏，对诗的音乐性甚为敏感，名诗读错了，怎逃得过他的灵耳?这则诗话在阐释诗意、诗法之外，还让读者得到一段译诗。他虽自谦“勉强”译出来，其实余译信达诗意，音节数目和韵脚都比照原作，不愧是高手所为。2009年余氏发表了《夜莺曲》等八首济慈名诗的中译，⑬我们发现后译和前译差别不大:首两行前后译相同，末两行后译稍有改动。后译为:

冥想用诗韵昵唤他名字，

将我平静的呼吸融入夜氛；

三、余光中诗话:喜爱披头四，不亲现代诗

《青铜一梦》中《当我到六十四岁》一文提到两首诗，一为《露西在天上戴钻石》，一为《挪威森林》。二者其实是披头四(the Beatles)两首流行曲的歌词。《露西》第四句有“一个女孩子光彩多变的眼色”之语；余氏指出露西英文为Lucy，而“Lucy源出拉丁文lux，意为光彩，……此诗第四行说女孩眼闪七色，恐亦含此意”。他又说这首歌“迷情”、“梦幻”，其原名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三个实字的字头LSD即迷幻药。歌词作者有意拼合乎，只是巧合乎，引人猜疑。至于《挪威森林》一首，有词曰:“我有过一个女孩/或者应该说/她曾经有过我。”余氏谓此曲“扑朔迷离”，“诗句隐晦难懂”，原来作曲者蓝能 (John Lennon)当时要写的是自己的一段婚外情。余氏又谓把歌名Norwegian Wood译为《挪威森林》是错误的，应作《挪威木料》方合。余光中在这里训诂字义、解说背景，显现传统诗学教授的本色。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称述上面两首歌的歌词时，用了“诗”和“诗句”的字眼。是流行曲而已，其歌词可称为诗?余氏白纸黑字称之为诗。《当我到六十四岁》一文的题目，就是披头四之歌When I Am Sixty-four的名字。余氏把此曲的歌词全译出来，冠于文首，并称赞此歌，说它“紧贴吾心”。凡此种种肯定，固然基于余氏的慧眼和宽胸，笔者认为也因为余氏对披头四的喜爱。余氏自言“后知后觉”，到1969年他41岁“才迷上披头四”。那一年，他在美国山城丹佛(Denver)当客座教授，“苦涩的岑寂之中，最能够消愁解忧的……是民歌与摇滚，尤其是披头四的歌”。

当时诗龄二十年、在台湾现代诗坛地位举足轻重、常为现代诗辩护的余光中，认为“最能够消愁解忧的寄托，不是文学，是音乐”，且“对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诗愈感不亲”。对缪思，他要叛逆、要变节了?1969年后至今逾半个世纪，事实是他没有背叛缪思，而是仍然忠于她、拥抱她。当年余光中的寄托、沈醉于披头四等民谣与摇滚，一大原因是对现代诗——至少是相当一部分的现代诗——失望。在《夏济安的背影》一文中有这样的诗话:

济安对新诗的不满与期许，……说得十分中肯，（他）强调新诗最弱的地方在于音调，结果是既不宜诵读，更不易背诵，比起古典诗来，感染力差得多了。

在余氏看来，现代诗弱于音调，还败于晦涩难懂。笔者观察余光中，认为六十年来他对现代诗的情怀，可用爱恨交织来形容:他爱写现代诗，迄今已写逾千首，认为古典诗虽然美善，现代诗才有现代气息，才能让诗人推陈出新；然而，他对很多现代诗的弊端也看得清楚，常有恨意，恨“现代诗”不成诗。2010年10月初在高雄中山大学的一个研讨会上，余氏借题发挥，说了重话:“什么大报设的现代诗奖，我不再做评判了。现代诗沉沦了，我不再读现代诗，宁可读古老的《诗经》、《楚辞》!”这番重话是名副其实的诗“话”，笔者这里才做了文字记录。

四、余光中诗话:易安是藕神，痖弦似火山

余光中在1960年代常为现代诗辩护，数十年来写了不少现代诗评论，乐道徐志摩、卞之琳和很多台湾、香港现代诗之美善。在《青铜一梦》一书中，为现代诗人说好话的却甚少，多的是中国古代诗人词人，引述的也多是古代诗词。余氏在南京、济南、重庆、永春(福建)以至美国、欧洲各地游览、参访，触景生情，生的有很多是诗情，且引生出诗句，如杜甫、白居易、韦庄、陆游等。

出生于南京的余光中，暌违故乡半世纪后于2000年秋天还乡。还乡的心情如何?李清照成为他的代言人:“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归人已老，余光中满有回乡的沧桑感。⑭李清照曾居于南京，却是济南人。2001年春天余光中有山东之旅，登泰山、涉黄河、游济南，他对“济南的才女李清照”的感觉特别亲近。济南之游后他写了《丁香》一诗，有“叶掩芳心，花垂寂寞”之句，用以怀念李清照，余氏所称的“中国最美丽的寂寞芳心”。《山东甘旅》长文中这则诗话(李清照以词名；广义而言，诗话可包括词话)，好像是与这“寂寞芳心”对话。山东之旅六年后，余氏写了《藕神祠〉》一诗，翌年出版的余氏最新诗集更命名为《藕神》。《藕神祠》一诗的副题是《济南人在大明湖畔为李清照立藕神祠》。

返回《山东甘旅》一文。里面有另一则关于李清照的诗话，长约千言。济南市中心有泉城广场，广场东边为文化长廊，廊道上供着十二尊山东圣贤的青铜塑像；依年代先后，第十尊是李清照。中国历代诗话词话的常见内容是摘句，余氏这里摘了易安居士不少名句，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轻解罗裳，独上兰舟”等。这则诗话不止于摘句，它还有写景、叙事、抒情、议论:这尊铜像“塑得极好”，人显得“绰约而高雅”，“左手贴在腰后，右手却当胸用拇指和食指拈着一朵纤纤细花”。这尊李清照，是同游的余光中女儿认出来的，在众多“硬汉”中有此玉人，令人惊喜。余氏述其流连像前的感怀:“心底宛转低徊的都是她美丽而哀愁的音韵。如此的锦心如此的绣笔，如此的身世如此的晚境。”巧的是，余氏高雄住所旁边的路，名为明诚路，由此他更想起李清照和她丈夫赵明诚“剪烛共读的幸福早年”。诗话不是正经八百、“无我”的诗学论文，意到笔到，作者在此透露了个人的住处。余光中还有下面的议论:

李清照之美是复合的，应该在她的婵娟上再加天赋与深情，融成一种整体的气质与风韵。北国女儿而有此江南的灵秀敏感，正如大明湖镜光里依依的垂柳迎风曳翠，撩人心魂也不输白堤、苏堤。

这番议论颇精辟，且含有“垂柳迎风曳翠”的比喻，正是余氏以诗为文、以文为论的笔法。这关于李清照的千把字，可独立成为一篇小品文。此篇还有余意，一为惋惜文化长廊有李清照，而无同为济南人的辛弃疾；二为对像赞的清照词“传播中外”一语的商榷。余氏点到即止，若加以发挥铺陈，引用当代西方的文学理论，那是一篇与女性主义(feminism)、政治正确性 (political correctness)、中西文学读者反应论(theory of reader’s response)有关的文学论文了。

李清照这一则摘了不少句子，余光中在《青春不朽》一文写现代诗人痖弦的三百多字中，更有五小段是摘句，包括“激流怎能为倒影造像?”、“我等或将不致太辉煌亦未可知”、“天蓝着汉代的蓝/基督温柔古昔的温柔”这三处。这一则极具传统诗话摘句的特色。摘句之外，余氏的评论中有“痖弦做诗人的活火山岁月”，有痖弦长期任报纸副刊主编的作风“也许不像高信疆那么锅热火旺”等比喻式语句，这也是传统诗话惯用的手法。⑮余氏一向辞采精妙，与痖弦有关这一段，更用了呼应和改用笔法，这样作结:“晚年的痖弦当有无尽的沧桑可赋，火山可以再喷发吗?或将更辉煌亦未可知吧?”余光中素来重视(或应作重听)诗的声韵，这则诗话在摘了五句之后说:“这些诗句常在我听觉的痒处搔着，令我怀念。”好一种通感(synaesthesia)式的读者反应，有余氏特色的。

五、余光中诗话:“英诗班上最美丽的教材”

从《青铜一梦》中，我们还可摘录出一则则数百盈千字的诗话，如关于黄河的诗，关于英国诗人雪莱妻子对亡夫遗作诗篇的编印，关于拜伦、艾略特、余光中的讽刺诗，关于奥登的诗《美术馆》及其相关的名画。这几则诗话，或引其诗，或摘其句，切时切地切人，或感慨系之，或风趣说理，也都是博雅的小品。有一则题材较为特别的，是《钞票与文化》一文中涉及诗人彭斯 (Robert Burns)和西美内思 (Juan Ramon Jimenez)的部分。余光中对事事物物的好奇心饱满，又曾自称为“艺术的多妻主义者”；在此文中他变为“见钱开眼”的“另类美学家”，“在铜臭的钞票堆里嗅出芬芳的文化”。他写道:

苏格兰五镑的钞票，正面是诗人彭斯的半身像，眼神凝定，……握着一管羽毛笔，……（反面则是）一只“硕鼠”……匍匐于麦杆；背后的玫瑰枝头花开正艳。原来这些都是彭斯名作的题材。诗人出身农民，某次犁田毁了鼠窝，野鼠仓皇而逃。诗人写了《哀鼠》(To a Mouse)一首，深表歉意……。至于枝头玫瑰，则是纪念彭斯的另一名作《吾爱像红而又红的玫瑰》:其中“海干石化”之喻，中国读者当似曾相识。

这位诗学教授在作中西诗歌的比较论述后，加上点睛的一句:“这张钞票情深韵长，是我英诗班上最美丽的教材。”

余光中曾三访西班牙，留下了三张西币，有一张是诗人希美内思:“这一张以玫瑰红为基调，诗人的大头，浓眉盛须，巨眸隆准，极富拉丁男子刚亢之美。”旁边有红白玫瑰花，反面也有一丛玫瑰——

最令我兴奋的，是右上角诗人的手迹:¡Allà va el olor de la rosa!/¡Cóje la en tu sinrazón!书法酣畅奔放，且多连写，不易解读。

余氏略通西班牙文，却解读不了这手写的一句，乃辗转向两位西班牙文教授乞援，得知诗意当为“玫瑰正飘香，且忘情赞赏!”。“钞票而印上这么忘情的诗句，真不愧西班牙的浪漫。”文章题为《钞票与文化》，至此题旨深刻呈现。笔者想，这张“希美”的钞票，也应该是又稀有又美丽的教材吧。余光中有诗不朽的萦心之念，诗人诗句赫然现于钞票，至少可“不朽”数十年；这位中华诗人对苏格兰的彭斯和西班牙的希美内思不胜企羡?可惜海峡两岸印的钞票，从来没有屈原或李白或杜甫其人其诗。

结语:为“余光中诗话”立项

中国传统诗话对诗艺、诗人、诗事无所不谈，上述余光中诗话亦如此。诗是余氏的最爱，他曾戏称自己写诗、教诗、译诗、评诗、编诗，五马分诗；从青年诗人到华年诗翁，就如杜甫说的“诗是吾家事”，诗是余家事。余氏生活中处处有诗，因诗成话，而有本文草创的“余光中诗话”名目。以上余光中这些诗话，是他论诗评诗专篇的延伸、补充和变奏，和他的专篇一样辞理俱胜，行文没有恶性西化之弊，且比其专篇更有个性、更有趣味、更与诗歌之外的其它文艺相涉。中国古代的诗人如孔子说的“游于艺”，游目骋怀，见佳诗佳句便采而撷之，诗话中乃多摘句的片段。在评论诗人、诗篇、诗句时，则往往点到即止，用的常是“工”“绝”“妙”“本色”等话语，从《六一诗话》到《随园诗话》都如此。余氏这些诗话，也是生活中“游于艺”时所观所赏所联想的纪录。他笔下常有感性知性兼具的烘托点染，其一则则书写无异于一篇篇诗学小品，本身即具有修辞谋篇的观赏价值。余光中在当代中华文坛的地位，比诸袁枚、赵翼之在清代乾隆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论诗谈诗的篇什，在文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其理趣情趣当亦过之，更不要说其中西视野的辽阔了。余氏兼通中西诗学，长期在大学里教授英国诗歌；他虽然中西兼爱，但思维所及、谈锋笔锋所及，西方诗歌的份量大概重于中国诗歌。

把余氏数十年来论诗评诗专篇之外的谈诗文字，加以摘录编辑，当是一大册可观的《余光中诗话》⑯。本文只从《青铜一梦》书中采摘论列，尚不全面，因此只能说是初探略论。“余光中诗话”如能在中国诗话的大科目中立项，则我们发现以诗为余家事的余光中，其诗艺、诗人、诗事的话语，延续了中国诗话这个传统；他更以其广阔的视野、以其写景抒情叙事说理面面兼擅的健笔彩笔，为这个传统加添了内容和姿色。由于他的诗话兼及中诗西诗，要研究余光中诗话和相类似的中国现代诗话的学者，就也得兼顾中诗西诗了。

注释：

①我们大可用《文心雕龙》的理论来形容、评价余光中的文学表现。《文心雕龙·情采》篇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可见文采的重要。余光中情采兼备，而“采”使“情”得以传之久远。“光中”就是光采夺目的中文，他笔下总是奇比妙喻如龙飞凤翔。其《逍遥游》、《登楼赋》、《咦呵西部》诸篇写中西文化、异国风光，抒发昂扬的意志，或“太息啊不乐”(diaspora)情怀；作者向中西文学传统吸收营养，而锐意铸造新词汇新句法，正是《辨骚》篇说的“取镕经意”“自铸伟辞”。其散文创作号称余体，他为中国现代散文的艺术开辟新境界。《镕裁》《章句》《附会》诸篇，强调“首尾周密”“体必鳞次”的组织、秩序之美，这正是余氏《民歌》、《珍珠项链》、《控诉一支烟囱》和其它诗作谋篇的特色。像余氏新诗脉络清晰、明朗可读而义蕴丰富的，求诸60年代的台湾现代诗、80年代的大陆朦胧诗，极为罕见。当然，余氏的诗歌管领风骚，其成就绝不止于结构圆美。《原道》篇认为文学的功用在于“经纬区宇”“炳耀仁孝”(治理国家；使道德伦理获得了宣扬)。余氏诗文有感时忧国之思，对世道人心常有讽喻，有儒家精神。余光中在评论、翻译、编辑方面也卓有贡献；五色笔耕耘数十年，成为当代文学的重镇。《体性》篇把文学的风格分为八类: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基于不同文体的性质、不同的时空创作背景，加上他这个“艺术多妻主义者”的多方尝试、自我超越，余光中诗文有广阔的题材、繁富的情采，其书写风格可说涵括了上述的“八体”。他是博大型作家。批评家对余氏作品或有《知音》篇所论的仁智之见，其崇高地位则广获肯定。《总术》篇说美文佳章“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这正道出余氏情采的丰美。如果用《风骨》篇的形容，那么，一生系乎“文心”、以“雕龙”为志业的余光中，“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笔者数十年来写过长短文章数十篇，析评余氏作品，又编过《火浴的凤凰》(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9)和《璀璨的五釆笔》(台北，九歌出版社，1994)二书，收本人及他人评论余光中作品的文章，还有时人对余氏作品的种种评论，请参看。

②这里指的是夏志清的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国现代小说史》)、颜元叔对“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理论的介绍和提倡、黄永武的四册《中国诗学》。

③所引余光中评语皆见于余着《分水岭上》(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81)。又:术语是学术专门化的特产，是“把普通浅显说成深奥复杂”(the elaboration of the obvious)的结果；某些文学论文之难读，往往起因于批评术语之滥用。术语泛滥固然有若理论之囫囵吞枣，应该箴诫；适切而又适量的术语加插在文章里，则有点染生色之妙。《分水岭上》论金兆小说一文中，“暴力经验”和“压力经验”二语，另一长文的“西而不化”和“西而化之”这一对，即为佳例。此外，好像《论朱自清的散文》(收于《青青边愁》一书)一文中，剖析这位“平凡的丈夫和拘谨的教师”“意恋”女性的情结(complex)，立论显然受过佛洛伊德学派的启发，却能点到即止，不致沦为“唯性论”的陈腔。

④余光中是位批评意识极强的作家，经常评论自己的文学表现。《举杯向天笑》(台北，九歌出版社，2008)的序《正论散评皆文心》即论及其批评文章的风格，以下节录该序文片段，删畧处不一一注明:“《举杯向天笑》收集的文章，大体上都可以泛称评论。第一辑论析的是诗、绘画、翻译、语言、文化地理，有不少段落如果当散文甚至美文来读，也许更好。例如《边缘，中心，跨界》的第四大段，或是《李白与爱伦坡的时差》和《补光捉影缘底事》的全文，如果收入我的散文集中，该也不致显得唐突。我的评论不守帮规，时常出轨。艾略特不但是二十世纪的大诗人，更是影响深远的批评大家。他虽然不用系统严密的理论，更少乞援于繁琐的术语，但身为重要诗人，仅凭当行本色的创作经验，说话自然就有权威，至少比一般纯学者更有权利。十八世纪的约翰生博士也是如此，短短一段文章，比较朱艾敦与颇普的长短得失，字斟句酌，说理透彻，比喻鲜活，评价精准，一席话胜过百页的论文。所以能够如此，除了他博学深思之外，还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一篇评论如果高明得能够传后，应该不愁没有人来批注: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刘勰的《文心雕龙》，都是显例。”

⑤例如，在《举杯向天笑》一书中，《举杯向天笑》《李白与爱伦坡的时差》《读者，学者，作者》《论诗绝句的联想》《虚实之间见功夫》《翻译之为文体》《最后的牧歌》《种瓜得瓜，请尝甘苦》皆为论诗评诗(或论诗与翻译)的专篇。

⑥本书由南昌市的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

⑦可参看黄维樑著《中国诗学纵横论》(台北，洪范书店，1977)首篇《诗话词话和印象式批评》。

⑧本书由台北市的九歌出版社出版。

⑨如本书的第 11、17、18、22、23、29-31、33、38、43-44、46、57、59、64、77、80、93-95、97、107、108页，……一直至260-261、264、265、266，笔者将来会把这些片段辑录起来，并编索引。

⑩本文引述《青铜一梦》书中文句时，大都说明引自该书哪一篇文章，引述时不再注明页码。若无注明篇名，方加注页码。

⑪关于李清照，见《青铜一梦》页118、119；关于雪莱妻子，见《青铜一梦》页222、223。

⑫见《青铜一梦》页 29。

⑬译诗及其评注刋于台北《联合文学》2009年12月号。

⑭见《青铜一梦》页 160。

⑮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曲话喜用比喻式文字形容作家作品，如用芙蓉出水、错采缕金、金鳷擘海、香象渡河、朝阳鸣凤、瑶天笙鹤等，可参看黄维樑著《中国诗学纵横论》中《诗话词话和印象式批评》一文。

⑯笔者将来编纂《余光中诗话》，当会将其内容分类，务求有纲目有秩序。传统的诗话词话如《四溟诗话》《渔洋诗话》《随园诗话》紊杂无章，连最起码的编排也付阙如。有时，这种杂乱无章会惹起读者的愤怒。郭绍虞研究诗话，是最下苦功，最有耐性的了，可是，看到纷乱而少精义的《随园诗话》，也按捺不住火气，谓袁枚有《续诗品》足矣，“《随园诗话》可废”。郭氏意见见于《诗话丛话》第九则，此文载于《小说月报》1929年1月号。不过，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也有作系统陈述的。例如，《沧浪诗话》分为五篇，颇有条理有组织，只可惜《诗评》篇各条的先后很有问题，亟待重编以合秩序。金人王若虚的《滹南诗话》骤观之无甚系统，但近察之，乃知卷一论唐诗，卷二卷三论宋诗，实有脉络可寻。元陈绎曾的《诗谱》极简洁，先诗体，后诗人，且各以年代为序，一目了然。清代叶燮的《原诗》以理论为号召，实际批评着墨甚少。自杨鸿烈以来，无不称道此书的系统和体式。台湾大学中文系辑的《百种诗话类编》，即谓叶着“体例完整，非同一般诗话，因未收入本编”。至于叶燮弟子沈德潜的《说诗晬语》，作者小序中谦称:“命曰《晬语》，拟之试儿晬盘，遇物杂陈，略无诠次也。”其实沉着所述，据年代先后，从三百篇、楚辞、乐府、唐宋以至明代，一一评骘，末为杂论及考证，不得谓无系统也。赵翼的《瓯北诗话》，卷一至卷十论唐宋元明清十一个诗人，编排悉以年代先后为据，而各诗人的评论，亦每有条理可循。施补华的《岘佣说诗》，分言五律、五古、七古、七律、五绝、七绝各体诗，每体自成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