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珍梅

(山西大同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著名思想家李贽应朋友之邀来山西做客。这期间，李贽写下了重要的著作《明灯道古录》和《孙子参同》，修订了蕴含其重要思想精华的《藏书》。此外，他还留下了诸如《晋阳怀古》、《初至云中》等诗篇。这些著作和诗篇体现了李贽反对封建压迫和束缚，呼吁平等与自由，主张经世致用等超前的思想内涵，对当时以及晚清的山西思想解放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李贽的义利观和晚清晋商的“学而优则商”

“利”和“义”的关系问题一直都是中国士人乃至平民经久不衰的话题。最初的儒家学者多是将“利”和“义”分开，孔子就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后的儒学家们虽然说法不同，但都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和主张。尤其是发展到宋明理学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士大夫们更认为“利”和“义”两者是不可兼得的，要求人们舍弃自己的欲望。李贽明确打出反对传统理学的旗帜，提出了新的义利观，即人应该有合理的私欲。在李贽看来，即使是人们心目中几乎处于完美的大圣人也是普通人，也不可能离开世俗社会而得以生活，当然也不能不穿衣吃饭。李贽反复强调，“大圣人不能无势力之心”，所以李贽将吃饭穿衣作为人必需的物质需求。为此李贽明确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1]“私者，人之心也……若无私，则无心矣。”[2]他把人的欲望看作是人的自然之性，充分肯定追求物质生活与追求私利的正确性和合理性。由此观点出发，李贽一反历来“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对待商人均采取一种支持的态度，明确提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的主张。[3](P539)在《复邓鼎时》中，李贽为麻城县令邓鼎时拟定的救荒办法中说道:“闻长沙、衡、永间大熟，襄、汉亦好，但得官为籴本，托付得人。”[1]在此，李贽明确提出救荒措施之一便是由官府拿钱，派商人前往当年粮食获得丰收的地方收粮。这种把商人放在如此地位的观念，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近代著名的思想先驱龚自珍也深受李贽思想的影响，“甚至把私说成宇宙普遍的法则。”[4]在李贽“异端”思想的影响下，晚清社会各个阶层对商业和商人的看法有了不同于以往的重大变化，人们开始向往商人颇具潮流和富足的生活，明显的表现就是“社会上涌现出一股崇商弃农、崇商弃儒、崇商弃官的趋势”，[4]当时在晋商中就流传着一种“学而优则商”的观念。据资料记载，“嘉靖末年……屈指所数天下首富有十七家，其中山西三姓……都属于商人成分。”[5](P176)他们将商人放到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对商人有了一种全新的观念和看法，这明显是受当时社会思潮，也可以说是受李贽思想的影响。甚至在这一时期，“学而优则商”的观念达到了顶峰。清雍正年间，在任的山西巡抚刘於义在向雍正皇帝所递的奏折中就已经谈到，当时山西(当时称山右)人大多已经形成一种重视利益而冷淡功名的态度。所以，当刘於义在奏折中明确提到山西“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时，[6]雍正帝似乎也未对此表示惊讶。由此可知，这种重商观念已经扩展到整个晚清时的山西，成为当时山西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出现了诸如“有儿开商店，强如做知县”的说法。这一时期的山西人大多不赞同自己的孩子通过读书考取功名，一般都让他们从事商业活动，走行商之路。如清末举人刘大鹏在其《退想斋日记》中所说，当时的山西人“谓读书而多贫困，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由此可见，晚清时期的山西人已经将商业看做一种光宗耀祖、发财致富的重要手段，并对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加以否定和不屑。祁县渠家是晋商历史上一个显赫的家族，到渠源浈时期则更加有名，他的儿子渠本翘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高中进士，这虽是晋商家族中第一个进士，但渠源浈却未表现出任何欢喜之情，并告诉儿子“科名本身外之物，智者当务其大，慎勿以一第自封”。山西尤其是晚清山西社会对待商人这种职业的看法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能不说是受到李贽思想的影响。

二、李贽的教育观与晚清山西的新式教育

明朝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市民阶层的兴起，人们对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发生了怀疑，他们开始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呼唤被封建思想文化和道德规范压抑殆尽的人的自然本性。李贽就是那个时代中勇敢地站出来为新思想呐喊的旗手。

李贽反对封建教育制度对人才的摧残和束缚，反对“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旧有观念，呼唤建立以“童心说”为基础的能够发展独立人格的民主教育制度。在他看来，以儒道内容为核心的封建教育制度培养的人是没有独立人格、没有个性和没有思想的木偶，对社会的发展无用。李贽认为，学校应该培养具有真才实学，懂得治国之术的用世之才。他说:“夫天下之民物众矣，若必欲其皆如吾之条理，则天地亦且不能”，[1]如果不用惟一的条理去约束不同个性的人，而导之以德，“则千万其人者，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千万其心者，各遂其千万人之欲。是谓物各付物，天地之所以因材而笃也，所谓万物并育而不想害也”。[7]李贽认为，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天下之大，个人众多，每个人的心性、才能、爱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不能用一种学问或一种理论束缚人，教育一定要因材施教。李贽还说:“孔孟之道，只是个中行，不为过高难行之事也，学者于此须辨之，不然，便害天下事不小。”[8]在李贽看来，求学者都想追求孔孟所宣扬的理想境界，但理想和现实总会有很大差别，所以人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自身的能力和特点，在众多的道路中寻求一条可行之路，在众多的方法中寻求一种可行方法，在众多的学问中寻求一种可行学问，千万不可做“违背于客观规律的‘高难行之事’。”[9]

上述李贽的民主教育思想像一股涓涓细流，受到很多人的青睐而得以传承。以山西为例，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月至二十五年(1899年)八月，来自“公安三袁”家乡并深受其思想影响的胡聘之，在主持山西政务的近十年间，对山西旧式书院的弊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在晋省各地大范围建立新式学堂，学堂内除经史为必修课外，设立了政治、实物、农工、物产、地理、兵事等新科目供学生进行选修，希望把人才从科举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主张废除八股，奖励著作发明，鼓励创办报刊，积极兴办新式教育。与此同时，他还亲自聘请当时有名的科学家华衡芳等人到山西讲学，宣传科学知识和他们的先进观念，使山西学子眼界开阔，从而有利于山西多渠道多方面培养新式人才，也有助于提高学生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书院的改革对民间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知识分子也积极兴办各类组织以开阔人们视野，活跃人们思想。著名晋商榆次常家的常书麟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就在自家开办了韦华诗社，作为众多青年自由发表意见的地方。在这里，大家可以通过写诗来自由抒发心中的想法和主张，不再受八股文的束缚。诗社每月定期举行活动，常书麟把自己所学的新知识和观念跟诗社子弟们共享。除此之外，常书麟还创办笃初学堂。这是一所私办的新式学堂，它不同于旧式私塾的封建教育，尤其在教学体制方面更加注重因材施教，成为晋中地区的典范。

三、李贽的“三教本一”、“三教平等”观和晚清山西信仰的多元化

在宗教思想方面，李贽也持一种宽容开放态度，具体反映在他对于宗教的态度不是停留在信仰层面，而更多地重视宗教在道德教化方面的功能。他在宗教上继承和发展了前人“三教本一”和“三教平等”的宗教观，在平等自由思想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求同存异，认为儒佛道三教有一致的方面，并且认为“三者皆以闻道为依归，以出世为目的”，[3](P610)并将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说和儒家所提倡的“天人感应说”联系起来。李贽认为，天下并没有能够把握人命运的上帝，但“作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天人感通之理，示人显矣”。[8]即人行善就会有好运，反之作恶就会遭殃。我们在此并不评价李贽这一思想的正确与否，只是从李贽这一观点出发，可以看到他对待宗教所采取的一种宽容态度。除此之外，李贽对待当时新传入的外来宗教也采取一种宽容态度。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但我们从李贽对待利玛窦的态度中可见一斑。李贽在晚年因再一次受到所谓的“大儒老学们”的迫害而开始其流亡岁月。在逃到南京期间，曾经三次与传教士利玛窦相会。李贽在《与友人书》中也提到：“西泰，大西域人也……中极玲珑，外极朴实……我所见人未有其比。”由此可知，李贽对利玛窦给予了高度评价。不仅如此，这一时期，李贽和刘东星还给了利玛窦更多实际的帮助。刘东星，山西沁水 (今山西沁水)人，曾在湖广担任左布政使，就是他在回乡期间邀请李贽到其家乡上党做客，并将李贽的思想在山西广为传播。为了使利玛窦可以在北京顺利地传教，“总督(指刘东星)与李卓吾想看一眼神父带的进贡表章……总督与李卓吾感到写得不妥，又另写一张……又各写了几封介绍信，结果比南京各官员的介绍信更有用。”[3](P151)除此之外，李贽还将利玛窦来华所编写的具有基督教色彩的《交友论》抄写若干份，分送给湖广的众多弟子。在晚明这一特殊时期，正统儒家和佛教徒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域外宗教和新知识普遍采取一种排斥的态度，李贽却能对西学输入抱有一种热忱欢迎的态度，这正是反映了其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和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

李贽的这种胸怀和心态也传染给了刘东星以及身边更多的人，因而对晚清山西产生了较大影响。首先，晚清山西三教堂更大规模地修建。虽说三教堂的修建在山西也有一段历史，阳曲县崛围寺，在城西三十里崛围山下呼延村，唐贞元二年建，额曰三教堂，但直到清代山西三教堂的修建才更加普遍。这充分体现了从清代以来山西民众思想在宗教上的进一步开放。除此之外，山西虽地处内陆，但是晚清山西外来新教却得以在这块土地上有了明显的发展。“到1900年，天主教已传入山西的60个州县……当时山西北境教区有教徒17000余人，南境教区有18000余人。”[11]由此可见，山西民众信仰的多元化和复杂性，这些现象和思想正和李贽在宗教方面所持有的开放宽容观点相一致。

总之，李贽是明朝中后期勇敢地站出来为新思想呐喊的旗手，他那些超前的思想在当时及以后，在他生活过的好多地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明)李 贽.焚书[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2](明)李 贽.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许苏明.李贽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张岂之.中国思想文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5]李浚源，任遒文.中国商业史[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

[6]俞传芳，梁仁志.明清晋商与徽商对儒学科举不同态度的原因浅析[J].黄山学院学报，2005.7(2):31-34.

[7](明)李 贽.明灯道古录(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张建业.李贽文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9]白占存.从李贽在鄂东讲学著述看其独特的教育思想[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6.26(4):3-5.

[10]段建宏.国家与民间社会中的三教信仰:对山西三教堂的考察[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8.15(1):82-84.

[11]刘安荣.近代山西教徒入教原因探析[J].宗教学研究，2005(03):175-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