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慧月

(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河南焦作454000)

一、引言

李睟光 (1563—1628)，字润卿，号芝峰，是朝鲜李朝百科全书式的文人学者，所著《芝峰类说》为一部类书，涉及内容颇广，其中卷八至卷十四“文章部”中包含了丰富的诗评，囊括诗歌创作、鉴赏、批评等诸多方面，并大量引用明人著作，如王世贞《弇州四部稿》、杨慎《升庵集》、蒋一葵《尧山堂外纪》、高棅《唐诗品汇》、冯惟讷《古诗纪》、张之象《古诗类苑》、唐汝询《唐诗解》、俞安期《唐类函》等。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李睟光征引王世贞诗论所体现出的他对王氏诗学的接受。王世贞 (1526—1590)为明代文坛巨擘，后七子领袖，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李睟光晚生王世贞37年，曾3次出使明朝，并撰有《朝天录》、《续朝天录》。观其《芝峰集》、《芝峰类说》，未见李氏与王世贞或同时代明朝文人的直接来往，其原因不外“人臣无外交”，或如张维《行状》所言:“公凡三聘上国，冰蘗自厉，如书籍香药，丝毫无所近”［1］附录卷一，书籍为官方所禁，使臣需洁身自爱。虽然官方禁止民间的书籍交流或贸易，但朝鲜与明朝时通往来，许多书籍还是随着朝鲜使臣被带入其国，尤其是16世纪之后，在朝鲜产生了几乎与中国同步的影响。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的代表人物，名高望重，声力义气足以鼓吹天下，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感慨弇州四部之集盛行海内，殊不知在遥远的朝鲜，《弇州山人四部稿》也是家传户诵，朝鲜文人多有庋藏，其诗文创作及诗学主张影响深远，如早于李睟光或与其同时代的李滉、柳梦寅、吴亿龄、李廷龟、申钦、许筠等人，在其文集中皆有对王世贞及其著作的记载或评论。

《芝峰类说》中常称“王弇州曰”、 “王世贞曰”，考其出处，其引文多出自《弇州山人四部稿》或《艺苑卮言》 (《艺苑卮言》收入《四部稿》中，但朝鲜亦有单行本传入，李睟光所引王世贞说，或出《艺苑卮言》，或出《四部稿》，未言是否为单行本)。王世贞与前七子主张略同，论诗宗唐抑宋，认为大历以下诗、东京以下文，皆萎靡黯淡。李朝前期诗坛，沿袭高丽旧习，以宗主江西诗派为主流风尚，直至宣祖朝“三唐诗人”崔庆昌、白光勋、李达的出现，学唐之风才逐渐蔓延开来。大约是中朝文学交流在16世纪前期不够深入的缘故，这比明朝诗坛的宗唐风气来得要迟得多。李睟光适逢两国典籍传播的鼎盛之时，在朝鲜诗坛对明朝诗坛亦步亦趋的背景下，李睟光对王世贞的诗学主张，亦有较多认同，朝鲜诗坛从宗宋转向学唐，李睟光功不可没。二人学问都以博赡见长，著述繁富，不主一家，与李睟光同时代的朝鲜诗人柳梦寅在《於于野谈》中记载一个传说，言王世贞家有五室，妻居中堂，四屋分藏儒、仙、佛、诗文籍，且各置一妾，分别接待儒客、道客、释客、诗家，夸诞的传闻中，可见朝鲜文人对王世贞学问规模的崇拜。李睟光和王世贞一样，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虽然二人学术底色不同，前者长于理学，后者长于史学，但却是出门合辙，在对待程朱理学的臧否之异中，见出其相通的趋向:前者从性理学出发开拓出实学的进路，后者从阳明学及史学出发重视事功和实务。李睟光尊宋儒而轻宋诗，在诗歌的宗唐上，与王世贞桴鼓相应，形成了一个交集。本文拟从《芝峰类说》对《弇州山人四部稿》、《艺苑卮言》的征引入手，探察李睟光对王世贞诗学的接受，藉此亦可窥出当时的朝鲜文坛对明代诗学的接受。

二、宗唐与抑宋

前后七子论诗，皆受严羽《沧浪诗话》启发，以汉魏、盛唐为第一义。汉魏诗无声无色，需神与境会方可至之，故学诗必以盛唐为宗。王世贞主张“师匠宜高，捃拾宜博”［2］卷一四四，对于大历、贞元以后的诗歌，认为方足覆瓿而已。朝鲜宣祖时代，学唐之风刚刚自士林兴起，诗坛有了宗唐宗宋之争，李睟光明确表现出对王世贞诗宗盛唐的共鸣，试看朝鲜文人对其诗风的评论，如车天辂《跋芝峰先生卷后》云: “先生之诗，学盛唐而为也。”［1］卷十三张维 《芝峰集序》云:“其为诗，常疾世俗佻儇噭噪之习，必以唐诸名家为法则……五山车天辂、南窗金玄成亦以为格高语妙，句圆意活，优入盛唐阃域。”［1］除了在创作上师法盛唐之外，李睟光还曾择选高棅《唐诗品汇》编为《唐诗汇选》，其序云:“余平生无所嗜，所嗜唯诗，而于唐最偏嗜焉……但世或有嗜晩唐，而不识始盛唐之为可嗜，惑矣。如《正音》、《鼓吹》、《三体》等编，亦多主晩唐，或失之太简。而唯《品汇》之选，所取颇广，分门甚精，视诸家为胜，第编帙似夥，学者病之。余尝择其中尤隽永者为八卷，命曰《唐诗汇选》。”［1］卷二一

盛唐诗何以更值得学诗者取法?李睟光引王氏语曰:“王弇州云:‘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意融而无迹。今之操觚者，窃元和、长庆之余似而祖述之，气则漓矣，意纤然露矣，歌之无声也，目之无色也。彼犹不自悟悔，而且高举阔视，曰:吾何以盛唐为哉?’余谓此言正中时病，弇州盖以盛唐为则，而亦未至焉者也。”［3］卷九王世贞语见其《徐汝思诗集序》，他讥讽那些师法中晚唐诗歌的人，标举盛唐诗兼具气、声、色、意。这些源自直觉体验无从把捉的个人感受，成了诗歌评论的法则。盛唐代表着丰神情韵，失却这一品格的中晚唐诗，自然在弃绝之列。这与变风、变雅象征着周王室衰颓的历史寓意不同，王世贞不满长庆以降诗，不是缘于朝政国事的治乱盛衰，而是缘于其声、色、气、骨的凋丧。李睟光接受了王氏之论:“赵嘏七言律中，唯‘长笛一声人倚楼’一句为古今脍炙，而他作则无可观。王弇州言:‘晚唐诗如山雨欲来风满楼、长笛一声人倚楼皆佳，然读之便知非长庆以前语。’亦信矣。”［3］卷九许浑、赵嘏承袭了大历后的诗歌风气，穷笔于楼阁烟水，气势衰飒，故为王世贞所讥。李朝学唐自三唐诗人崔庆昌、白光勋、李达始，但他们多学晚唐清苦之词，李睟光接受王世贞诗学，也是对当时朝鲜学唐风尚的反拨。

在王世贞这里，盛唐不只是时间上的盛唐，更是风格上的盛唐。所以，他对杜诗的瑕疵亦不稍宽贷，认为盛唐诗亦非尽善， 《艺苑卮言》云杜诗“淮王门有客，终不愧孙登”有颇无关涉、为韵所强之弊，李睟光认同其说，且云“余谓世间一种人不解利病，概谓古作皆善，并其不好处好之，率以为法，惑矣。此等疵病，今人指摘之，则必无信之者矣”［3］卷九。显然，对于王世贞、李睟光而言，盛唐诗是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它代表着一种气象、一种格调、一种法度，但却是圆融无迹的，有法而无法，格调中见神韵。可以说，他们共同接纳了严沧浪的诗学遗产。

李睟光对盛唐之推崇与王世贞如出一辙，但对于初唐和晚唐诗，他并非完全弃绝，而持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这可能与其学问的博大有关。《芝峰类说》中的诗评介于类书和诗话之间，大多先抄撮名家诗论，再附加自己的案语，所以和《艺苑卮言》的独抒己见相比，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初唐诗在李睟光看来，也自有其长处，他谈到学诗时曾说:“五七言律，当法始唐;七言古诗、绝句，当法盛唐。”［1］卷二三其《别录·跋》云:“颇阅古今诸集，尤好始、盛唐诗法。”［1］卷二十《诗说赞》云:“始、盛为宗，晚、宋为下。”［1］卷二一以上皆以初唐与盛唐相提并论，显然较王世贞取径更广。同样，李睟光虽主张“始、盛为宗，晚 (即晚唐)、宋为下”，但其《晚唐诗赞》认为晚唐“或奇而烨，或卑而弱，众体杂出，尚有品格”［1］卷二一，《唐诗汇选序》云“譬之于味，始盛之诗，其犹八珍脍炙;而晚唐之作，亦犹禁脔之味，其可嗜一也”［1］卷二一，《诗说》亦云“逮晚唐则又变而杂体并兴，词气萎弱，间或剽窃陈言，令人生厌，然比之于宋，体格亦自别矣”［1］卷二一。毋庸讳言，在李睟光看来，晚唐诗自有可取之处，虽不能与盛唐诗相比，亦是令人喜爱的，但后世之人一叶障目，以晚唐诗之萎弱而否定唐诗，使盛唐诗亦泯灭其中，却是李氏不能接受的。

王世贞、李睟光皆以盛唐诗为典范，因此，对于最能体现盛唐气象的李白和杜甫自然少不了分析评骘。《沧浪诗话》分别以飘逸和沉郁概括李杜诗，言李杜不当优劣，因为各有所长，皆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泥于形迹者岂能窥其玄奥?严羽虽如此说，却恰恰引发了李杜优劣之论，后世学盛唐诗者，辨析李杜优劣，适成其重要法门。王世贞和李睟光都有大量文字涉及此一问题，无论是音义、词语、句意的考辨，还是体制、格调、风味的品鉴，在严羽看来难以句分字析的李杜诗篇，常常被二人拿来，比较其字法、句法、篇法。李睟光曰:“王弇州曰:‘十首以前少陵较难入，百首以后青莲较易厌。’此则与杜而抑李也。又曰:‘太白不成语者少，老杜不成语者多。’此则与李而抑杜也。又曰: ‘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绝皆变体，不足多法。’此则两抑之。然弇州于李杜扬之者固多矣，今不尽录。”［3］卷九《芝峰类说》中论及李杜优劣者比比皆是，且多在王世贞论断基础上点染一二，这些擘肌析理的比较，显然是想为朝鲜学唐诗者提供一个完美的样板。因此，尽管李睟光评李白曰“天仙之词，如马脱羁，卓不可追，万古宗师”［1］卷二一，评杜甫曰 “浩浩冥海，龙拏鲸骇。雄跨百代，与李作配”［1］卷二一，以俊逸高畅的李白为天上谪仙，以奇拔沉雄的杜甫为人间知音，时而言杜逊于李，时而言李不及杜，《芝峰类说》中类似的抵牾破碎处所在多有，但整体上并未打破严羽的李杜不当优劣之论。

宋人学唐，以杜甫为祖，王世贞学唐，亦推崇杜甫。然师法杜甫又有大历前后之别。尤其是黄庭坚，特重杜甫漂泊西南之夔州诗;而王世贞论杜诗，重大历以前，故其对黄庭坚多有讥议。黄庭坚学古人诗，有“点铁成金”之说，王世贞嘲谑其“点金作铁”，李睟光许之:“李白诗:‘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山谷用之曰: ‘人家围橘柚，秋色老梧桐。’王世贞谓:‘此只改二字，而丑态毕见，真点金作铁手也。’斯言非过矣。”［3］卷九黄庭坚本欲不同流俗，却自古人陈言中用力，难免王世贞讥之。相较而言，王世贞颇称苏轼之诗，同样是学杜，苏、黄师承却自不同，李睟光引其说曰:“王世贞曰:‘子瞻多用事，从老杜五言古诗排律中来;鲁直用拗句法，从老杜歌行中来。’信斯言也。宋以后诗，概以老杜为祖耳。”［3］卷九王世贞又言王安石学杜曰“介甫用生重字力于七言绝句及颔联内，亦从老杜律中来”［2］卷一四七，还指责王安石“一鸟不鸣山更幽”丧失趣味，见出宋人之可笑。对于黄庭坚的点金作铁、化奇为朽，以及王安石的拘挛补衲、忌讳弥多，李睟光和王世贞所见略同;但对于苏轼，李睟光并未表现出王世贞一样的宽容。王世贞曾言苏、黄、王学杜“差之毫厘，谬以千里”［2］卷一四七，彼此有高下之别，钱谦益也说“元美病亟，刘子威往视之，见其手子瞻集不置，其序弇州续集云云，而犹有高出子瞻之语”［4］;但李睟光对宋诗则一概抹杀:“王弇州曰:‘诗格变自苏黄，固也。黄意不满苏，直欲凌其上，然不如苏也。何者?愈巧愈拙，愈新愈陈。’余谓此可定其优劣矣。闻弇州晚年最喜苏诗与乐天云。”［3］卷九表面上对王世贞之论不置可否，实则表现出对宋诗求巧反拙、欲新却陈的不屑。李睟光言宋诗“专主议论，其诗也文，用功虽勤，意兴不存”［1］卷二一，又言“唐以上人意趣自高，欲卑不得;宋以下人气格自卑，欲高不得”［3］卷九。当时的明朝诗坛，学唐已经烂熟，王世贞晚年的纠偏可谓适得其宜;而朝鲜诗坛刚刚从对江西诗的亦步亦趋中走出，不决绝则不足以振聋发聩，李睟光对苏轼诗有所保留，也在情理之中。

三、气格与诗法

王世贞论诗重“格调”，在明“七子”中可谓由来已久。郭绍虞在《神韵与格调》一文中指出，李东阳是格调说的先声，李梦阳是格调说的中心，何景明是格调说的转变，而王世贞则有一些近于性灵神韵的见解。 “七子”诗说绕不开“格调”二字，之所以如此，要追溯到《沧浪诗话》。严羽重妙悟和兴趣，推崇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境界，但他强调以盛唐诗为第一要义，则使其不自觉地在神韵说的骨干之外，加了一层格调说的外衣。“七子”推尊盛唐诗，免不了堕入严沧浪的泥淖，才弱者徒以“格调”为言，斤斤于法度之间;而才盛者则能自沧浪之表入其里，把格调和神韵、性灵结合起来，王世贞便是这样。《艺苑卮言》曰“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2］卷一四四，把才思作为格调的基础。

李睟光论诗亦是如此，其《诗说赞》云:“先论才气，次观韵格。不取其肉，唯取其骨。”［1］卷二一“才气”和“韵格”合起来，可简称“气格”，《芝峰类说》中便多以“气格”论诗。“气格”除了可理解为“才气”和“韵格”外，还可理解为“气象”和“格调”。从语源上讲，皎然《诗式》有云“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5］，但《沧浪诗话·诗辨》中所谓“格力”和“气象”似乎才是“气格”说的出处。王世贞以“气格”论诗，主要见于其所编《明诗评》，以“气格”作为评判明代诗人的主要尺度。明人学唐，品鉴唐诗更要求以“气格”论之。李睟光有鉴于此，对王氏之论多有评点，如:“元微之《连昌宫辞》，王弇州以为胜《长恨歌》，余谓弇州此说盖以气格而言，然乐天《长恨歌》模写如画，可谓曲尽，二诗优劣，恐未易言。”［3］卷九又如:“王弇州曰:‘许浑、郑谷，厌厌有就泉下意，浑差有思句，故胜之。’余谓弇州取气格，故评论如此。世之人有舍盛唐以上而追慕许、郑以下，竭力驰骋为不可几及者，其可怜已。”［3］卷九莫非李睟光自相矛盾，于此等处反对“气格”之说?非也。王世贞言“浑差有思句”，是认为许浑诗的格调有才思作底蕴， “调即思之境”，此乃其胜于郑谷之处。与王世贞以才思作为格调的基础不同，李睟光虽也以“才气”、“韵格”并言，但他似乎更多地强调“气象”，如其《唐诗汇选序》云:“夫诗道至唐大备，而数百年间体式屡变，气格渐下，故有始盛中晩之分。所谓晩唐，则众体杂出，疵病不掩，然论其品格，犹不失为唐。”［1］卷二一“气格”何以得之?李氏仍是以顿悟、初盛唐诗为其法，通过揣摩、研习，达到初盛唐诗的境界。

李睟光崇尚初盛唐诗法，其《芝峰类说》卷九专论“诗法”，明显有王世贞的影响痕迹。王氏重诗歌之声偶、用韵、用语、用事等，李睟光时引其说。论声偶如:“王世贞曰:‘七言排律创自老杜，然亦不得佳。盖七字为句，束以声偶，气力已尽矣。又衍之使长，调高则难续而伤篇，调卑则易冗而伤句。’信哉斯言也。”［3］论用韵、用语、用事如:“王弇州曰:‘勿和韵，勿拈险韵，勿用旁韵，勿偏枯，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强造语，勿用大历以后事。’此可为法。”［3］李睟光特意拈出王世贞“勿用旁韵”之说，结合朝鲜诗人创作之弊，加以申论:“古人为诗，首句或押旁韵，而篇中则绝无散押者。我东词人，虽绝句多用旁韵，余甚病之。王世贞以勿押旁韵为戒，学者不可不察。”［3］王世贞又言拗体不当用，王维七律多用拗体，不可学;在王世贞的基础上，李睟光又提出“用字平仄”与“用律平仄”的拗体之别: “王世贞言:‘摩诘七言律，一二首外，多用仄法，不足学也。’此言似然矣。”［3］又:“王摩诘律诗‘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云云，岑嘉州诗‘娇歌急管杂青丝，银烛金尊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辞’云云，王世贞以为皆拗体。以此言之，今人知用字平仄之为拗体，而不知用律平仄之为拗体也。”［3］李睟光特意提出的“用律平仄”，已不是一句中字词的拗折，而是句与句、联与联之间的问题，牵涉到律诗中的拗调，其论学诗法度之细密由此可见。

以法度学诗，只是第二义，是达到化境的津筏。真正的化境在于“神与境会”，超越声色的汉魏古诗，便是只能以心去感悟的。王世贞在《沧浪诗话》“妙悟”说的基础上，指出“师古”的最高境界是“师心”。他表面上尊盛唐，实际上亦崇汉魏，因为盛唐诗可以法度得之，而汉魏诗则唯有神会而已。和王世贞一样，李睟光对严羽的“妙悟”说亦颇为认同，其《别录·跋》对于初盛唐诗法的学习提出“苟非沉潜玩索，顿悟妙境，则固不足道”［1］卷二十。《诗说》亦认为:“学盛唐不懈则可以出汉魏以及乎古，学宋而益下则益无以复正始，而宋亦不可能矣。噫!苟非沉潜妙诣，顿悟独得者，曷足以兴此?”［1］卷二一他又跳出汉魏与盛唐之别，把王世贞之语推而广之，认为凡效法古人诗文皆以师心为追求:“王世贞言:‘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专习凝领之久，神与境会，忽然而来，浑然而就，无歧级可寻，无色声可指。’余谓非独西京、建安，凡诗文皆然。若不如此，则未可谓至者也。”［3］卷九学习古人当专习凝领，最后归之于心匠，只有将“师古”与“师心”相结合，方可随物赋形，神与境会。

四、论乐府

王世贞长于乐府，且以“本色”论乐府，认为乐府不当“涉议论”，并在《艺苑卮言》中以此标准批评李东阳《拟古乐府》。李睟光认同其说，并将此推广到所有的诗歌体裁，这明显是对宋诗主议论的反动。王世贞晚年对此论颇有追悔之意，李睟光未言，可能其反对以议论入诗较王氏更为激烈。如:“何元朗云:‘乐府以扬厉为工，诗余以婉丽为美。’王世贞云:‘拟古乐府务寻本色，一涉议论，更是鬼道。’又云: ‘唐人词集曰《兰畹》，盖取其香而弱也。’余谓一涉议论，便是鬼道。凡诗皆然，不但乐府而已。”［3］卷十又:“李东阳曰:‘汉魏间乐府歌辞质而不俚，腴而不艳，有古诗言志依永之遗意。嗣是以还，作者代出，然或重袭故常，或无复本义，李太白才调虽高，题兴义多仍其旧，延至于今。此学之废亦久矣。’余谓此言是。但其所自为拟古乐府诸篇虽或有警句，未免俳优强作之态，决非本色。王世贞云:‘李文正为古乐府一史断耳。’”［3］卷十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指出世俗之人往往奉《艺苑卮言》为金科玉条，而置“元美晚年之定论”而不谈。所谓“晚年定论”，便包括王世贞晚年对《艺苑卮言》论李东阳乐府的反思。王世贞《书李西涯古乐府后》曰:“吾向者妄谓乐府发自性情，规沿风雅，大篇贵朴，天然浑成;小语虽巧，勿离本色。以故于李宾之拟古乐府，病其太涉议论，过尔抑剪，以为十不得一。自今观之，亦何可少?夫其奇旨创造，名语迭出，纵不可被之管弦，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若使字字求谐于《房中》《铙吹》之调，取其声语断烂者而模仿之，以为乐府在是，毋亦西子之颦，邯郸之步而已。”［6］此文收入王世贞晚年著述《读书后》，钱谦益一向以前后七子复古之学为窜窃剽贼，王世贞晚年的这一转变，似乎颇得其心，在《列朝诗集小传·李东阳传》后，抄录王氏此文，但却平白增添了一些文字，曰:“余作《艺苑卮言》时，年未四十，方与于鳞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姑随事改正，勿令多误后人而已。”［4］钱氏所谓“弇州晚年定论”即指此。钱谦益篡改了王世贞的文字，引起后世学者纭纭纷争，但王世贞晚年的文学观念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于宋诗便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提出“用宋”(王世贞《宋诗选序》语)甚至“浑身入宋” (王夫之《明诗评选》语)，文章颇得苏轼之风，无复早年摹秦仿汉之习。《书李西涯乐府后》中所说的摹仿断烂之失，乃困扰前后七子甚或明代诗学的主要问题，复古中如何求得新变，王世贞的晚年转变给人以莫大的启示。可惜对于这一点，李睟光完全忽视了，他所接受的，主要还是以《艺苑卮言》为代表的王世贞早年的诗学观念。

五、结语

《芝峰类说》征引王世贞说四十余条，主要表现在宗唐与抑宋、气格与诗法、论乐府等方面。李睟光虽然对王世贞有引申、有变通、有异议，但整体而言，他接受了王世贞的主要诗学论点。这其实是当时朝鲜诗坛与明代诗坛亦步亦趋的缩影，它是中朝文学交流的深化带来的。李朝前期，朝鲜犹沿高丽诗坛宗宋之习，江西诗派具有决定性影响。万历年间中朝使节的频繁往来，明朝诗学迅即在朝鲜播种并开花结果，学唐蔚然成风，王世贞著述在朝鲜士大夫中也广为流传。通过《芝峰类说》这一标本，我们可以看到晚明时期王世贞的朝鲜影像。李睟光对王世贞的诸多观点颇多认同，但对其亦有不满，觉得他自许太高，如:“王世贞曰:‘歌行之有献吉也，其犹龙乎?仲默、于鳞，其麟凤乎?夫凤质而龙变，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此盖世贞自许之言，亦太夸矣。”［3］卷十四李梦阳犹龙，何景明、李攀龙如麟凤，“凤质而龙变”者自然非王世贞自己莫属了。胡应麟《诗薮》曰:“李饶幻化而乏庄严，何极整秀而寡飞动，凤质龙变，弇州其自谓耶!”［7］胡应麟与王世贞交谊非同寻常，其《诗薮》被视为《艺苑卮言》之羽翼，故极推王世贞诗学。其后之诗论家，大多亦推王世贞于李、何之上。在对王世贞的评价上，李睟光似乎冷静些。王世贞这位风华意气笼盖海内的文坛盟主，在海外声名犹然，只是光环褪去若许;待到李朝后期的朝鲜文坛，大约受到钱谦益批评“七子”言论的影响，对王世贞复古模拟的指责便开始大量出现了。

［1］ 李睟光．芝峰集 ［M］ //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景仁文化社，1991．

［2］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 ［M］ //影明万历五年吴郡王氏世经堂刻本．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

［3］ 李睟光．芝峰类说 ［M］ //蔡镇楚．域外诗话珍本珍本丛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4］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 皎然．诗式 ［M］ //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29．

［6］ 王世贞．读书后 ［M］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10．

［7］ 胡应麟．诗薮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