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瑞琴，杜志亚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孙奇逢 (1584—1675)，字启泰，号钟元。他是明末清初理学大家，一些学者已从理学思想和育人特点等方面对孙奇逢做出了研究，但对他知行统一经世风格的探究还是不够深入。本文从知行统一的视角，对孙奇逢治学和经世联系起来进行深入剖析，窥探其备受后世敬仰的深层原因，以便更加全面客观地理解和评价其人生价值。

一、尊儒崇礼 内孝外忠

家学和师承关系构建了孙奇逢“知”的框架，形成了他尊儒崇礼的思想内涵。曾有客问孙奇逢:“人生最吃紧者何事?曰:知学不知学。”［1］卷十三，432由学才能得“知”，若求有“知”，必把学“知”当作第一要务。孙奇逢认为在学习的过程中，“以孝悌仁让为教，则言满天下无口祸，行满天下无身过，圣贤学问，帝王政治，俱凭此为根本”［1］卷十三，436。这是孙奇逢对获取真知的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定义。所以，他在价值取向上尊儒崇礼，行为上也恪守礼法要求，做到了内孝外忠。

孙奇逢出生在容城村的书香门第，祖父孙臣，明嘉靖辛酉举人，官至河东盐运司运判。父孙丕振，以生员身份得授儒官为业。孙奇逢少有奇才相，曾被名士杨补庭赞“此子足卜终身矣”。孙奇逢14岁补博士弟子，17岁便中万历二十八年举人。明代的科举考试是严格的八股取士，“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的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2］，孙奇逢能在乡试中考中举人，他对儒家经典的掌握自不待言。另一方面，孙奇逢初以程朱理学为学习核心，后习陆王心学，学统以王学为宗。如他自己所言: “某幼而读书，谨守程朱之训，然于陆王亦甚喜之。”［1］卷二，50除此之外，有一人对孙奇逢的学问产生了很大影响——莫逆之交定兴县鹿善继。“先生初守程朱甚笃，鹿先生讲次，每举姚江语，先生因读传习录，知行合一确然有得，自是寝食其中焉。”［3］9也就是说孙奇逢是在鹿善继的影响下阅读了《传习录》，从此学习不辍。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尊儒崇礼思想基调的形成外化为其行动，无论是“知”还是“行”都是以孝为根本，以仁为追求，这彰显着贤人的风范。“仁必本于孝悌，此正天地生人之根，仁义礼智乐之实，岂能于事亲从兄之外，别作道理?”［1］卷十三，444孙奇逢在道德旨趣上，无疑是推儒崇礼的，也一再强调做到礼法要求要以行孝为起点，这样才能不脱离所学之“知”的真正要求。仁是儒家的核心主张，孙奇逢很好地把儒家的要旨与行事准则结合，习圣贤之知，行端正之知。古代礼仪制度的核心和儒家伦理评价的基础是孝，他践行尊儒崇礼思想的主线也是行孝义，这一主线贯穿其一生，融合了他的儒家礼法主张，也践行着他的立身志趣。

儒家提倡的“孝”不单单体现在生者身上，“礼莫重于丧”蕴含着后辈对先人“事死如生”的行孝情感。 “其天性孝友，兄弟逝久，每触其手迹，辄涕零。父母忌辰，惨容素食。九十岁后，犹孺慕如少年。每晨起，谒先祠，退处一室，澄心端坐。即疾病，未尝有惰容。子孙、侄甥数十人，揖让进退，皆有成法。”［4］332-333他为父母守丧时一律用古礼。万历三十三年，孙父卒，他悲痛至极，携兄佑弟，一起结庐于墓侧，并在东南角筑时思亭来缅怀其父。至三年期满，又丧母，同居庐于侧为母守墓，为父母丁忧前后共六年之久，其间不饮酒食肉。古代丧礼时间跨度长，行为要求严苛，繁琐细密，其孝之至诚如此，真可谓父母生养恩，没齿难忘。他曾自叙道:“儿子暨门人辈每询旧事，辄信手笔之于册，志生我与成我之德于不忘也。”［3］1-2

古之论人者，常观其忠孝，此人之根本大节。《孝经·开宗明义》对“孝”的阐述如下: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由此可见，古人行孝义的范围并不囿于家庭，而是贯穿人的整个行为活动。侍奉孝敬父母只是孝的开始，再进一步的孝便是协助君主忠心无二，而归宿则是更高的由内到外的立身处世准则。忠孝两字在古代人的价值评判体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孝是人品节的基础，忠是孝的发展和外延。

在明朝风雨飘摇的时代，忠的集中体现便是护明抗金 (清)，不事二主，如有勇节，还应赴战杀敌，保卫国土，视死如归。文人出身的孙奇逢在险恶形势下对明朝忠心不改，将尊儒崇礼同立身经世统一在了一起。随着清兵大举入侵，许多戎马倥偬的武将尚降清自保，如祖大寿、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等赫赫有名的大将最后都放弃抵抗，投降清军。而儒士孙奇逢“少倜傥，好奇节，而内行笃修”［5］卷十一，9，“张空拳，冒白刃”揭竿而起，在反抗外族入侵上不打折扣地做到了忠心耿耿。明朝末期，在始终如一坚持正义气节的人逐渐减少的情况下，孙奇逢满腔热情舍生取义的凛然气质更显难能可贵。

二、正直坦荡 不慕权贵

孙奇逢认为: “阳明良知之说，著力在致字，故自谓龙场患难死生之后，良知方得出。”［1］卷十三，42孙奇逢的这句话蕴含着朴素的知行辩证统一观，在人生中，要通过努力学习得到真“知”，但不能因此而停留在“知”的层面，而将实“行”放置一边，这种始于知终于行的学习观和人生观是不可取的。孙奇逢先生把“知”致于行，并从“行”中之悟而获得良知，这种联系、发展的辩证思想是理性和科学的，在明末清初动荡的社会和浮躁的学术领域中十分难得。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他的知行统一风格的另一表现是既追求内心的正直坦荡，在行为上对权贵不卑不亢，不但从“知”到“行”，而且再从“行”中得到新“知”，对“知”之内容进一步升华，对“行”之决心进一步坚定。

孙奇逢认为:卑则取辱，亢则取祸。他一生都在追求中正的行事之道。但这不代表着他是无原则无底线的懦夫，非但如此，他还敢于不畏不惧地对抗邪恶。他曾说:“人黑白不分者，不可以涉世处人。”［1］卷十三，434爱憎分明、黑白对立是他典型的经世观。明天启时，魏忠贤得宠，掌管东厂，气势熏天，有一些人被魏党收买胁迫，甚至有些官员为谋仕途通达主动依附阉党。国子监生陆万龄专门上书称魏忠贤可与孔子相提并论，督饷尚书黄运泰称魏忠贤“尧天地德，至圣至神”，当时像这种阿谀奉承、恬不知耻的读书人不一而足。魏忠贤的势力无孔不入，国家朝政黑暗如此，而孙奇逢却敢于站出来公开与阉党叫板，誓不与魏做蝇营狗苟的勾当，这种气魄令一般士子只敢望其项背。这种内心的正直坦荡外化为光明磊落的行为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不惧阉党，纳官不仕。王思舆云:阳明此行，必立事功。吾触之而不动矣。他还接着说:“因忆放翁云:修行力，小吏相欺尚动心，静修云:误人最是娄师德，何如春生未唾前。此处正好参看。”［1］卷十三，430这些话显露出孙奇逢并不把人生功业作为人生的终极追求和目标。在风雨如晦的政坛，心存真性情并敢于用行动来彰显内心真实主张的人实在是寥若星辰。一方面，天启年间，魏党窃权诛异己，桐城左光斗、嘉善魏大中、吴县周顺昌被下狱。时阉党乌烟瘴气，人人闻之丧胆，噤若寒蝉，唯恐避之不及，但孙奇逢不但不与阉党同流合污，而且敢于正面抵抗，他重情嫉恶，赴义若渴，敢于逆流而上，积极营救志士于水火。从他多次与阉党势力对抗和以讲学传道为归宿的人生轨迹看，对他“义不避祸，而造物每与生全，始于豪杰，终以圣贤”［6］卷三，53的评价是十分允当的，可谓 “燕赵悲歌慷慨之风久湮，人谓自先生而再见”［7］1371。另一方面，他的君子之风表现在几次纳官不仕，“抱道自乐，屡辞征书，天下嘉其节”［8］卷六上，3。他一生安贫乐道，有气节有坚持，无俗志有大勇。明时，他因据理力争营救周顺昌等人，义震天下，台垣及巡抚交章论荐，皆辞不就。清初，国子监祭酒薛所蕴、兵部侍郎刘余佑、顺天巡按御史柳寅东荐征，“俱以病辞，有司敦促急，人恐有得罪”，孙奇逢却说荐者以贤视我，我不敢自贤而自处于不贤，何罪之有?他在明清两代，被荐举十几次，始终坚守不出。

第二，一身正气，不畏时局。康熙三年，孙奇逢先生已经81岁，有人以文字狱诬陷他，他闻讯后却从容地说“天下事只论有愧无愧，不论有祸无祸”，并立即投呈当局对簿，后便无事。孙奇逢有着对世事敏锐的洞察力和乐天知命的达观思想，梁启超曾对他的为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要之，夏峰是一位有肝胆，有气骨，有才略的人。晚年加以学养，越发形成他的人格之尊严，所以感化力极大，屹然成为北学重镇。”［9］47

三、调和朱陆 经世致用

明时，心学理学对立，互挑其短，各立门户。孙奇逢虽承心学，但他的学术思想是调和朱陆兼采众长，经世主张是躬身实践学以致用，力将知行做到自然统一。他曾说:“黑白太分者，不可以善世宜民。学问要包荒，才是天地江海之量。”［1］卷十三，434他还认为:“学人不能入道，病在偏见未融也，执念未化也，胜气未降也，名心未破也。偏见未融。”［1］卷十三，436可见，孙奇逢对 “知”的界定并不局限于陆王学说的范畴，同时还外延至理学中的合理成分，这种脱离了派别和门户包容的“知”才是真正的“知”。另外，作为心学的传承者，他在授业解惑的过程中，不是一味地传授，而是加以甄别，摒弃心学中空疏的谈论心性和学术的歪风，主张知行结合，这种中正的知行观也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首先，孙奇逢初学程朱，后关注王学并自我纠正王学，避王学空谈之虚，泄程朱理学之实。“他的祖父从阳明高弟东廓受学，他的挚友鹿伯顺又专服膺阳明，所以他的学问自然是得力于阳明者最深”［9］46，但他同时对王学理论又有着独特的认识:行所无事非无所作为，心学“行所无事”也非要求一味空谈而停止作为。这正是对王门鼓吹的“心是无心之心，意是无意之意，知是无知之知，物是无物之物”的批评和纠正。其次，夏峰先生的学术导向也渗透着破除门户之见的理性。他认为自然有其发展运动规律，曾提出大禹治水成功的“因势利导论”;他认为学问要“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不欲判程、朱、陆、王为二途”［10］第一册，2。孙奇逢虽然继阳明的学统，但他对晦翁、阳明的得失都有着清醒的认识:“门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诸事物之际，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没而天下之实病不可不泄。词章繁兴，使人知反而求诸心性之中，阳明之功也。然阳明没而天下之虚病不可不补。”［3］44孙奇逢以实际为标杆来回望和检验学术本身，在学术坚持上剥离两派弊端，在比较朱陆中得出真“知”而非门户之“知”，取各派所长为己所用。由此不难看出，孙奇逢非囿于门户之见或盲从或贬斥，而是对理学和心学有着清醒的客观评价。这种不避两家之短、海纳百川的心胸正体现了儒家“君子和而不同”的处世观，这种去藻励行的实事求是作风驾驭了真“知”和实“行”，做到了知行统一。他曾言:“诸儒学问，皆有深造自得之处……虽其间异同纷纭，辩论未已，我辈只宜平心探讨，各取所长，不必代他人争是非求胜负也。一有争是非求胜负之心，却于前人不相干，便是己私，便是浮起。此病关系殊不小。”［3］34

孙奇逢一直提倡学要“以躬行为主”，其在苏门“躬耕自给”的治学模式正是他经世致用思想的真实诠释。清入关以后，在京畿大量圈地分封宗亲，孙奇逢祖籍河北容城也难逃劫难。67岁时，孙奇逢率亲族弟子来到辉县苏门山下，名士马光裕仰慕先生气节，将田产赠给了他。他在此自食其力，将生活和学术结合在一起，开始了与弟子边耕边读的生活，颠覆了“君子远庖厨”的传统逻辑。谢国桢先生曾总结:“少又承邹东廓之续论，故以阳明两支之教，而一归于实践致用，郁然成为北学之宗。”［11］1

四、品高行真冠群士 知行统一耀儒林

朱熹曰:知易行难。而孙奇逢真正做到了知行统一。他的醇厚的道德观、不偏不倚的学术思想、坦荡磊落的个性追求共同组成了“知”的内容。他一生的活动，包括守孝黜恶、避仕抗清、治学育人构成了“行”的范围，知行互促互进，辩证统一，并着力把真理应用于实践，其朴实的符合规律和时代发展的知行观及知行统一的经世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深受后世赞誉。他曾言于弟子“饥饿穷愁困不倒，声色货利浸不倒，死生患难考不倒，人之事毕矣”。世人敬重孙奇逢的学问，更仰慕他知行统一的人格魅力和经世主张。他的门生中不乏名士，“睢州汤斌、登封耿介皆仕至监司后往受业”［12］卷四百八十，13102。时人都以交游、从游、私淑苏门为荣。谢国桢先生曾中肯地评价孙奇逢:“又夏峰年尤老寿，其传学至广，清初直隶河南之学者无不出夏峰之门，而蜀，而湘，亦风化所及，其后北方学风率多渊源于夏峰，故言北方之学者，要当首屈夏峰焉。”［11］1-2明末政局动乱有三处讲学的地方发扬伦理，传学术星火，其中一处便是孙奇逢主持讲学的苏门百泉书院，而“以孙奇逢的辈分最高，声名最大”［13］。全谢山曾说:“北方则孙夏峰，南方则黄梨洲，西方则先生 (李中孚)，时论以为三大儒”。［14］卷十二总之，孙奇逢知行统一的风格使他的治学和经世达到了纯朴无华、自然天成的至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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