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喜德，张 涛，张 妮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北京100091)

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语重心长地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共十八大报告的主线，也是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各项工作的主题。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与基本特色，对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珍贵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本文仅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过程、科学内涵与基本特色试作探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过程与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中国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传统社会主义改革创新的结果，而传统社会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在中国实践、中国化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与演进，从总体上看，一般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5个依次递进的社会历史形态。从个体上看，这5个社会历史形态的更替与演进，在某一个具体的国家或民族，由于内部和外部、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因素的作用，却可能出现历史性跨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列宁、斯大林的指导下，在中国革命跨越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跨越理论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的中国化。

中国是在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尤其是在列宁、斯大林的指导下，在共产国际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跨越理论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跨越理论进行历史性跨越的伟大实践中，从以下6个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的跨越理论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一)明确地论证了中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必要性

首先，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抱终天之恨。”［1］679其次，国际无产阶级不愿看到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属品。毛泽东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2］4。在这一态势下，落后国家的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现后，它愿意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不愿意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投入帝国主义怀抱。再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能承担阶级的责任，领导中国人民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仅仅是一个幻想”［1］4-5。“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他们“既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1］673，他们不能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最基本的条件，因此要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只能是幻想。最后，中国人民不愿走资本主义老路。毛泽东指出，谁如果想在革命中违背人民另搞资本主义，这是“近于做梦”的。“离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谁敢于踢开他们，谁就要变为粉碎”，这已经是 “成了常识范围的东西”［1］682。

(二)透彻地分析了中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可能性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是在“国际新环境之下 (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革命新时期的前夜)建立起来的”，“因此，它的前途虽仍然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2］263-264。1939年 12月，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那末，中国革命的终极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就没有疑义了”［1］450。1940年1月，毛泽东重申，“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吗?诚然，这是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但无论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容许中国这样做”， “依国际环境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1］679。“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1］650

(三)深刻地提出了中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根本保证

早在1927年1月，中央政治局就明确提出，“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3］13。1928年7月，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指出，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之中建立起来 (无产阶级能够帮助并指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领导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所以，这就可以开辟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道路，使它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这次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4］171，从而使跨越资本主义有了一个根本的保证。1939年12月，毛泽东分析道，由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比重的增长”，由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被承认，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1］650，即跨越资本主义阶段。1940年1月，毛泽东又深刻地强调，“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1］668。

(四)科学地预测了中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基本途径

早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宣言中就明确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1927年1月，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又指出，要“把国民革命 (即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 (即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整个的中国革命”，“必须抓住两种革命的连锁，使之一气呵成，不能够机械地将它划为截然不相衔接的两个时期”［3］14。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更为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来的第二阶段——中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4］169。此后，毛泽东又在1939年5月1日、5月4日、12月多次阐述了中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两步走，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基本途径。他认为，通过两步走来实现中国的跨越，这是“走历史必由之路”［1］559，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五)鲜明地划分了中国民粹主义跨越主张与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的界限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某种意义上讲，中共对三次“左”倾错误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反对主观、激进、盲动、空想的中国农民社会主义即中国民粹主义的跨越主张。1944年8月，毛泽东在给博古的一封信中精辟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与民粹主义跨越主张的区别。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 (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 (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 (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民粹主义的地方。”［5］251948年1月，毛泽东又指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农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6］1268，否则，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只能沦为主观空想。1948年4月，毛泽东又指出，“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6］1314。1948年7月，经中共中央审定发表的《关于农业社会主义问答》一针见血地指出:“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历史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或实行家，如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抱有这类思想。”［5］26

(六)正确地制定了中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作为跨越关键的工农民主联合专政的政权已经出现，标志着中国跨越第一步的完结与第二步的来临。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的潮流，适时地制定了“一化三改”旨在确立跨越载体尤其是土地公有制为核心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制定，使中共以农村、农业、农民为突破口，确立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这一实现跨越的形式，从而使中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较为顺利地走完了跨越的第二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完成了中国社会形态的伟大跨越。

显然，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前途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指导的结果，是与共产国际特别是与共产国际的创立者、实际领导者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指导密不可分的，是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中国化的结果。共产国际和列宁、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中国化这一进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1］669。

这样，在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即东方社会理论的指导下，在伟大革命、建设实践的推动下，传统社会主义便从科学变成了现实。此后，在改革开放创新实践的推动下，又从传统社会主义母体中诞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年幼婴儿，并成长为英俊的少年与成熟的壮年。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命题。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3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初步概括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2条理论要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较为完整的理论轮廓。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新概括，从而使全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升华到一个新高度，提高到新水平。中共十四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首次明确地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而弥补了此前概括中对这一问题认识的不足;其二，以更广阔的视野，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围绕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从9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新概括，提出了新体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内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性的大问题，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此后，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报告又专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分别做了专门、精辟的阐述与概括，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报告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基本特色、建设依据等进行了精彩的阐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升华和新的发展界碑。正如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使我们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8］12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与中共十八大报告新概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自邓小平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提出后，其科学内涵便不断得到充实、丰富与发展，中共十八大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多方面的新概括。根据考证、研究，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是多重的，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旗帜、根本方向

自中共十二大至中共十八大共7次代表大会，在伟大旗帜、根本方向意义上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就有6次代表大会。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就曾要求全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9］60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报告也曾指出:中共十二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们党举起了一面引导全国各族人民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伟大旗帜”，全党要“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朝着宏伟的目标奋勇前进!”［10］47这里，既表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旗帜，又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本方向。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的报告的题目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报告特别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11］1。这里的旗帜、方向虽然指的是邓小平理论，但邓小平理论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另一种方式表达。所以，说邓小平理论是旗帜、是方向，实际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旗帜、是方向。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的报告在其大会的主题上，重提“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12］1。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的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旗帜、方向问题，大会报告的题目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13］1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报告在其开头和结尾中都明确重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旗帜、方向的科学内涵。报告中指出:“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8］53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旗帜、根本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的第一要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本道路、方法途径

自中共十二大至中共十八大，在根本道路、方法途径、内涵意义上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就有7次代表大会。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根本道路、方法途径的意义上使用这一科学内涵。邓小平说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7］3实际指的就是这一含义。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的报告题目就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并科学地制定了这一道路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大会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快和深化改革，保证我们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要求全党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报告指出:中共十三大主要历史功绩，是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报告重申了中共十二大提出的“强调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报告指出:“十三大以来的五年，是我们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五年。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领导集体”，“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10］45。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的报告在根本道路、方法途径的科学含义上明确地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报告指出:“百年巨变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11］2-3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也曾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本道路、方法途径的含义。报告指出:“我们党必须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2］1-2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的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伟大旗帜、根本方向，也是根本道路、方法途径，是理论体系、指导思想，也是宏伟事业、运动实践。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13］8-10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的报告在中共十七大报告基础上，又充实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制度、是社会形态的科学内涵，同时又阐述了几者的辩证关系、作用地位。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证，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8］10-12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本道路、方法途径这一科学内涵，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深入地进行了科学界定。报告指出: “中国特色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8］11这又从领导力量、历史方位、基本路线、总体布局、奋斗目标等五种内涵上，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道路的科学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要坚持以下几点: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8］13-14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体系、指导思想

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体系;毛泽东曾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是 “指导”思想［1］679-680。自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至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7次全国党代表大会，提出、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体系、指导思想的就有5次。中共十四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共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共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共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确定为重大战略思想，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对其内容进行了界定。中共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为全党行动的指南。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或是指导思想的表述至少有14处。报告指出: “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四年的实践经验。”［10］1-2“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在十四年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关键在于我们的党，在于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10］45。

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的报告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用邓小平理论代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和阐述邓小平理论及其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报告指出:“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11］5“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11］9十五大报告还首次将邓小平理论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指出:“总体来说，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11］12这样，报告中关于邓小平理论是指导思想的界定，也完全适应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内涵的界定。

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的报告重要内容之一是提出和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指导思想和历史地位。报告多处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并列，指出:“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12］1报告指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12］8-9报告提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将其界定为指导思想的多达20余处。

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报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的界定上，首次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界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对此，报告指出:“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13］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13］11-12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13］38报告首次明确、完整、科学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界定为“理论体系”这一科学内涵，并首次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

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的报告在深入阐述科学发展观及其指导思想历史地位的同时，在十七大报告界定基础上又着重在多重意义上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报告指出:“大会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8］1“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长期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8］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8］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8］12这就从理论主题、理论精髓、理论基础、理论内容四个方面进一步深入地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体系、指导思想的科学内涵。这里的理论主题就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精髓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理论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理论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一国两制”和祖国和平统一理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等等。中共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体系、指导思想科学内涵的界定，进行了新概括，做出了新论断，升到了新高度，达到了新水平。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宏伟事业、运动实践

对于共产主义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不仅是思想体系、社会制度，也是一种现实的运动与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就曾指出:“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4］53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共产主义范畴，它当然也是一种现实的运动，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自中共十二大至中共十八大30余年7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界定为是运动、实践、事业的，就有5次。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报告、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的报告、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的报告连续3次在其报告的题目中体现了这一界定:《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中共十四大报告除了在题目中首次表述了这样的界定外，在报告内容中至少有7处表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事业、是实践的内涵界定。报告指出:“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10］4“我们要在九十年代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要使我们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10］39。

中共十五大报告，除在报告题目中表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奋斗事业、运动实践的界定外，在报告中表述这一界定的至少有4处。报告指出:“大会主题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1］1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 “党的指导思想”［11］10，“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11］18。“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近二十年来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经验，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最可靠的保证。”［11］51

中共十六大报告除在题目中表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奋斗事业、是运动实践内涵界定外，在报告内容中至少有11处表述了这样的界定。报告指出:“大会的主题是……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12］1“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12］8“只有这样，党的思想理论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12］10“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2］43

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中，这种内涵界定的表述至少有10处。报告指出:要“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13］8。“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13］25“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定能够不断发展具有重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13］38

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的报告，虽然题目中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奋斗事业、是运动实践内涵界定的表述，但在报告内容中至少8处有这样内涵界定的表述。报告指出: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8］8。“新时期新阶段，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8］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8］12。“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8］13“必须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8］14“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8］27-2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团结奋斗”，从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8］52。

上述5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宏伟事业、运动实践科学内涵界定的表述，思想是深刻的，内容是丰富的，表述出现的频率是较多的。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制度、社会形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共产主义现实的运动及实践，最终根本目的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宏伟事业和运动实践等，其根本目的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因此，社会制度、社会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其重要的科学内涵。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指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本道路、方法途径的内涵，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的内涵表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科学内涵的意思表达，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十四大报告至少有3处，中共十六大报告至少有2处，中共十七大报告至少有3处，中共十八大报告至少有13处。

不仅如此，中共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科学内涵的新界定、新概括突出体现在它第一次明确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表述了概念、社会“制度”、内涵界定的基本内容、基本特征。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8］11-12中共十八大报告上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界定与表述，不仅反映、表述、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反映、表述、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 (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由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构成了社会形态，所以，上述表述与界定实际上也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形态的重要内涵。同时，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8］11这里既包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从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也包含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从而构成了社会形态。可以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

上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种科学内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旗帜、根本方向，是根本道路、方法途径，是理论体系、指导思想，是宏伟事业、运动实践，是社会制度、社会形态。这种科学内涵的界定还体现在相应代表大会的党章和此后党的相关文献中。上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种科学内涵，其辩证关系十分密切:实践决定理论，理论指导实践，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定命运，制度决定成败。对此，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8］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点。”［8］12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色与中共十八大报告新特点

中共十八大报告的新特点是十分突出的。其要点主要是:1．话语新，寓意深，定位准;2．气势强，力度大，概括全;3．有穿透力，震撼力，影响力，感染力;4．结构宏大，思路清晰，内容丰富;5．思想深邃，语言秀美，理论精湛，论证精彩;6．精雕细刻，文采飞扬;7．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餐，也是中国文化的艺术盛宴;8．是中共历史上最美妙的报告、最亮丽的华章。内容决定形式，本质决定风格，科学内涵决定外在特色。由于中共十八大报告别具特色、独具一格的新特点，从而也使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特色的新概括，闪烁着突出的亮点和鲜明的特色。中共十八大报告的新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特色的新概括提供了重要的语境保证。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8］12-13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宏伟事业、运动实践这一科学内涵，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源于实践，检验于实践，指导于实践，发展于实践，并在指导实践中显示出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蕴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我们党是靠总结实践经验吃饭的。邓小平同志也强调，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实践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发展方向，作出工作部署的。十八大报告专门用一个部分回顾了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归纳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八个坚持”的基本要求。可以说，这“八个坚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升华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面向实践，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和动力。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最根本的就是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全面引向深入。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色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体系、指导思想这一科学内涵，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色。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始终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又不断孕育出新的理论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自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始终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以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以严整的逻辑形式加以科学的表达。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机遇新挑战，面对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新形势新要求，我们必须始终注重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工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上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不断创造出更加完善、更具感召力的理论创新成果，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提供强大的理论武器。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色，关键是要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理论自觉，着眼于理论创新、理论运用、理论指导，克服和防止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这一本质规定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即民族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从我国具体实际出发提出来的，与我们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相适应，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理想目标相符合。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始终从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我国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由此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深深植根于我们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之中，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形成了与中华民族血脉不可分割的民族特色。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注重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精华，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契合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振兴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和巩固更能体现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独特优势。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就是要坚持“相结合”这一中心环节，更加注重彰显民族风格。同时，也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包容气度、开放心怀，既体现本土特色，也体现人类文明的普遍成果。只有本土的，才是世界的。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色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的结果，具有反映时代的要求、为时代服务这一特质，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偶然的权宜之计，而是有着深刻时代背景的历史任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面对国内的严重困难和世界的深刻变化，准确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30多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加速发展，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迫切要求我们以宽广眼界观察世界，以科学思想审视时代，在改革开放中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体现时代进步的要求，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色，就是要更加注重高扬时代主旋律，紧贴时代脉搏，顺应时代潮流，吸纳时代精华，充满时代气息，抓住时代机遇，迎接时代挑战，解决时代难题，站在时代前列。

可见，中共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的新界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特色的新概括，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充实与深化、丰富与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特色十分鲜明、渊源十分深远、历程十分曲折的复杂庞大体系。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 (亦即东方社会理论)是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深厚理论渊源;中共十八大报告的新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界定新突破的重要里程碑;中共十八大报告的新特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特色新概括的重要语境保证。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的历史过程、科学内涵和基本特色，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深化改革开放，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4］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5］ 石仲泉．怎样看待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

［6］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