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钰鑫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毛泽东著作在革命根据地的广泛发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毛泽东思想成为传播的主要内容，并凝聚起强大的群众力量，推动着一次次历史转折。早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就明确提出推进毛泽东思想大众化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他强调说:“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为此目的，一切党校和训练班，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须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一切党报，必须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适应一般党员的水准，党的宣传部门，应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编为通俗读物。”[1]337毛泽东的著作在解放战争时期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起着纲领性文献的作用。认真总结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揭示其基本规律，将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文本依据

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文本来源，是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以实现的前提和根本。经过24年的艰辛探索，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推动各解放区形成了新的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中共中央以“解放社”为平台组织出版毛泽东著作，大量发行单行本，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相继问世，这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文本来源。各解放区党组织抓住一切时间和机会进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普及工作，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军民的理论需求。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毛泽东选集》现有21种版本中的大部分都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出版发行并被广泛传播。毛泽东选集及其著作的大量发行，使系统化、理论化的毛泽东思想有了物质传播载体，为其广泛传播提供了新的条件，并最终实现了“贯彻毛泽东思想于边区全党”[2]及全国党员群众的目的，赢得了社会认同和群众信任，整合了社会力量，支持了革命战争。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著作在发行过程中，一本书被多人传阅且保存完好的情况十分普遍，这不仅使出版物的传播效果最大化，同时也体现了广大军民在物质匮乏年代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渴望以及他们对毛泽东的崇敬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

宣传毛泽东思想工作的深入开展、持续推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专论、专著相继问世，为工农大众接受、认可、信仰毛泽东思想提供了重要帮助。向工农大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进行宣传普及工作，如何运用不同阶层的语言具体阐述毛泽东思想成为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这内在地要求理论工作者开展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阐述，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理论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很好地履行了职责，发表了大量既有理论深度又通俗易懂并且符合不同阶层人们接受习惯的文章。张如心是他们的优秀代表，他在报纸杂志上先后发表了《毛泽东的作风》、《毛泽东的人生观》、《毛泽东的科学预见》等系列文章，并出版了《论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与作风》、《毛泽东的人生观与作风》、《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等著作或小册子，受到群众欢迎和喜爱，“各地翻印”[3]42-44积极，流传范围广泛，社会影响重大。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40年代初。随着抗战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深入，党内外人士纷纷开始投入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实现了区域化研究、个别人参与向全国性研究、党内外人士共参与的转变，其“政治影响很大，社会效益重大”[3]10，产生了显著成效。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宣传普及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工农大众的积极回应，形成了理论工作者与工农大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工农大众自觉地进行理论学习，开展学习竞赛，把毛泽东著作视为“学习的召唤，研究的度盘，咀嚼，揣摩，思维，推敲，进一步变为思想的指南，行动的准绳，工作的规范，彻底改造自己”[4]12。这样的学习既有靠自身能力阅读原著或研究文章的，也有文化水平较低依靠他人讲解来领会精髓的，还有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对共产党人的观察、了解而会意的。虽然层次不同，认识深度也千差万别，却极大地凝聚了工农大众的革命意志，汇聚起强大的革命力量，使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迅速崩溃。

二、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治保证

解放战争时期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是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治保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至关重要，联系着民心、民意，影响着民心、民意，甚至起着 (或者可以转化为)某种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中共长期处于战争环境，直至抗战胜利之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成为急需加强的工作。抗战期间，国共合作的第二次实现为中共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氛围，使其迎来了战争年代党员队伍发展的“黄金时期”。抗战胜利之后短暂的和平更是使中共力量得到了迅速壮大，到1947年中共党员已发展到270万之多，其中一半以上是抗战以来发展的新党员，这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一方面，“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5]1252-1253;另一方面，频繁的战争使党的教育缺乏系统性和稳定性，尤其是缺乏对基层党员系统的思想教育和严格的组织训练，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先进性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能否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面临着一定挑战。因此，“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一个决定性的环节”[5]1253。这是使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保持高度一致、达到相互印证的实践路径，是从情感上博得人民群众认可、从生活中获取人民群众信任 (或信赖)的关键所在。历史也告诫我们，倘若脱离、背离、危害人民群众，势必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离，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大众化就变得艰难，事倍功半。即便实现了大众化，也是扭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假马克思主义横行天下、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

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是提高中共在革命战争中凝聚力、战斗力的政治保证，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走邪路、弯路的政治保证，二者紧密联系、同向运动。为赢得更广泛阶层的同情、认可和支持，在解放战争中，中共更加理性、系统地总结了建党以来的经验，更加自觉、成熟地运用党的历史经验，强调以先进性、纯洁性教育来加强党的建设，着重从思想纯洁、组织纯洁、作风纯洁、阶级纯洁、舆论纯洁等方面保持党的纯洁性，永葆先进性，塑造比其他政党更加民主、进步、文明的良好形象，在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一方面，中共一以贯之地加强党的建设，及时根据变化的情况改进工作，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另一方面，中共以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为主要内容开展专项教育。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新的阶段，中共开始有更多的精力、更有利的条件去进行全党范围的先进性、纯洁性教育。这既是中共党建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惯性使然，也是中共争取革命胜利的需要。中共结合土地改革，从1947年秋至194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整党运动，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一次专项教育活动。是时，根据全国土地会议关于整党工作的部署，各解放区采取党内外结合等办法，普遍开展以“三查”、“三整”为基本内容，以彻底解决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所存在的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从而实现了土地改革与肃清封建残余、民主运动等的同步开展，大大密切了党群关系，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范围和影响深度，为革命战争提供了更加深厚的群众基础。

为切实提高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增强整党运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中共制定了因地制宜、有步骤、有计划推进整党运动的工作思路，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发展得更加稳健、更加扎实。首先，按照各地方实际，区别城市和农村的不同，区别老区、半老区、接敌区和新区的不同”[5]1331，制定符合地方实际的策略和方针开展运动，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的亲近性，有助于彰显理论的真理性。其次，在各地区整党实践中，“分为两步，一是由上而下思想打通，组织整顿，纪律制裁，目的是去掉障碍，去掉障碍才能彻底实现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之后，由下而上地整上来，这是巩固党，扩大战果，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把党的经常制度、正确作风建立起来，使党的面貌焕然一新”[1]391。第三，采取多形式、多渠道开展整党，关注基层，上下互动，注重实效，使马克思主义与基层人民群众的结合更加紧密。 “中央、中央局 (分局)、区党委(省委)、地委、县委、区委，直到支部，必须充分利用无线电、有线电、电话、邮递、专人送信等通讯方法，小型会议 (例如四五个人的)、区域会议 (例如几个县的)和个别谈话等会谈方法，小型巡视团 (例如三至五个人的)和个别有威信的委员的巡视方法，同时充分利用通讯社和报纸，密切地互相联系起来，以便掌握运动的动态，随时互通情报，交流经验，及时纠正错误，发扬成绩。”[5]1333这样一来，整党运动成为这一时期统一全党、凝聚共识的重要桥梁，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中介;也为人民群众信仰并践行马克思主义擎起了思想旗帜、提供了行为示范，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了充足的供给，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求。

中共通过开展整党运动使全党坚持了对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整党的方式加强党的建设收到了显著成效，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得到了进一步增强，特别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获得很大进步，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6]56，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都得到了显著增强。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在最近一年内，一方面基本上克服了并正在继续克服着党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地主富农分子)、思想不纯 (地主富农思想)和作风不纯 (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不良现象”[5]1343， “全党的政治成熟程度是大进一步了”[5]1344。同时，干部作风也得到了显著改进，而行动的带动力、实践的说服力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来说，远远大于理论上空洞的说教 (当然，这并非否认思想上解决问题的稳定性和恒久性)。“在土地改革和整党的伟大的群众斗争中，教育了和产生了成万的积极分子和工作干部。他们是联系群众的，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极为宝贵的财富”[5]1309，使得“部队中的气象焕然一新，部队战斗力、共产党在部队的威信大大提高”[7]260。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整党运动中对群众作用的高度重视，极大地提升了全党的工作实效，解决了人民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等民主权利，意义非凡。当时，中共提出了“开门整党”的口号，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跟党走、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比如，在平山解放区，通过公开党的支部，在广大群众援助下整党，去除了农村党支部的神秘性，“使得每个党员的阶级思想、作风、行为在群众对证下，受到查清，并由群众提出处理好坏党员的意见”[8]122。群众参与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十分高涨，有时候召开的会议“连续进行二十四个小时，群众都不愿散会”，群众还说，“这下可与毛主席通气了，可成了真毛主席党了”[8]122。这样就很好地沟通了党与群众的关系， “既整顿了党的队伍，又整顿了群众的队伍，建立起党内外的民主生活，极大地提高了党的威信[9]295”，使人民群众在实际斗争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为工农大众谋福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是工农大众的忠实代表者和利益维护者，从而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感和依赖感，毛泽东思想因而被普遍接受，成为家喻户晓的思想武器、科学真理。

三、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舆论保证

意识形态领域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领域和中心环节，意识形态阵地的占领具有关键意义。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针锋相对，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殊死搏斗。概括地说，就是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和较量。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领域问题，科学分析革命形势，正确制定战略策略，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向纵深发展。毛泽东主席始终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上升到战略高度，要求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党务工作者加强学习和研究，提高认识水平和业务素养，用科学理论武装群众，先进舆论引领群众，持续加强工农群众的思想教育，积极争取民主进步人士。中共围绕斗争的焦点问题，结合革命斗争时期和形势发展需要，有力地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一方面取得了斗争效果，争取了社会支持;另一方面也从不同领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多方面展开提供了条件。

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彻底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根本保证。以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斗争为例，唯物史观在解放战争时期得到了广泛宣传普及，一大批有影响力的论著出版发行，大众传媒也铺天盖地进行深入宣传，这必然会遭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的妒忌和反扑。随着美国公开声称要扶植“民主个人主义”分子，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激烈，更加紧迫。而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虽然颠倒是非、隐瞒捏造，充满对中国革命的污蔑，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迷惑了部分对美帝国主义仍抱有幻想的人士。因此，对“美国白皮书”开展大规模的有力的批判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认为“美国白皮书”是唯心史观的大暴露，是一部极好的反面教材，可以教育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更加彻底地看清美帝国主义的侵华本性，特别可以用来教育那些对美帝国主义还存在幻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争取他们丢掉幻想，站到人民方面来。在毛泽东看来，“驳斥了艾奇逊，就有可能使得广大的中国人获得打开眼界的益处”[5]1509，因而他抓住时机，为新华社先后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别了，司徒雷登》、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深刻地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民主个人主义者”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并对他们关于中国革命的唯心史观进行了有力抨击，对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做了理论上的说明，凸显了坚持唯物史观的重要性[5]1483。新华社也发表了《无可奈何的供状》等系列文章，并带动在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各界民主人士以及已解放的各大城市的政府工作人员、工人、知识分子掀起了讨论和谴责白皮书的热潮，发表了许多正确的和有益的声明、谈话或评论[5]1499。就这样，唯心史观在斗争中被彻底击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入崭新的历史时期，这也是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决斗。从此之后，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心中扎了根，发了芽，开了花，结了果，直至今日，仍然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胜利使得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最终说服了民主个人主义者 (自由主义者)等群体，使他们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迎接新生政权，这在近代中国具有标志性意义。自从自由主义从辛亥革命和民国之初在中国发端，虽“命途多舛”，在曲折之中艰难成长、发展，然而最终成为民国政坛上一支有重要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新文化运动中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主观上都致力于改造中国，成为一种“新”主义，受到人们的追捧。但“五四”之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围绕“问题和主义”的论战使他们成为“对立”的群体，最终分道扬镳。自由主义者被国民政府所用，后被美国政府寄予厚望，从“友”转为“敌”，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着暴风骤雨般的斗争。然而，由于历史的逻辑、现实的教育、人民的感化、时代的卷挟，他们在解放前夕，在历史转折关头“站起来了”:自由个人主义者，“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5]1496;王芸生、储安平等人归依于新生政权而留在了大陆，使马克思主义在大陆的胜利更加深入、更加广泛。当然，也有一些“顽固分子”陷入了无尽的苦闷之中。司徒雷登曾表示，1948年12月17日 (胡适生日)，胡适向他诉说心中的痛苦与烦恼，“他 (胡适)的眼中噙着泪水”[10]327。这个事例真实地记录并反映了唯物史观的胜利。正因为此，毛泽东才向世人宣告“唯心史观的破产”。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定论，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事件。

[1]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 边区出版史上一件大事—— 《毛泽东选集》出版[N].晋察冀日报，1944-09-26(01).

[3] 周一平.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稿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 刘少奇，吴玉章.学习毛泽东思想[M].北京:改造生活出版社，1949.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7] 彭德怀.彭德怀军事文选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8]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9]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0]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M].鲁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