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旭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 400020)

长江上游教育中心建设与高等教育的使命

周 旭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 400020)

重庆要建设长江上游教育中心，必须把高等教育建成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支柱。为此，要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办学水平；发挥高校的带动引领作用，推动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积极履行大学服务职能，让教育中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长江上游；教育中心；高等教育；使命

2012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在就职演说中承诺，要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在担任校长期间做到“四个不”，即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个人不申报院士。这再一次引起社会对高校领导的广泛讨论，人们逐渐认识到：高校领导不必是学术精英，但应该成为教育家和管理者。是教育家就要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是管理者就要有全局意识，懂得带领团队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那么，当前重庆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前不久召开的重庆市第四次党代会对此作了十分明确的回答，那就是：“促进高等教育提高质量、内涵发展，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建设教育中心中的重要支撑作用。”高等教育应该怎样在建设长江上游教育中心中发挥支撑作用呢？

一、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办学水平，建设好教育中心的最大支柱

重庆要建设长江上游教育中心，必须把高等教育建成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支柱。如果高等教育办学水平较低，没有吸引力，教育资源就难以在重庆聚集，教育支柱无法建成，教育中心也就无法形成。重庆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十一五”以来，重庆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一是办学规模实现重大突破。在渝高校由45所发展到67所。在校生规模由57万人发展到81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21%提高到3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办学条件显著改善。重庆大学城已基本建设成为环境优美、功能配套、国内一流的高教园区，入驻15所高校、16万师生，并与微电园相呼应。西南政法大学等22所高校新校区初步建成。三是办学水平不断提高。建成博士学位授权单位7个，一级学科博士点66个，国家重点一级学科3个、二级学科21个、重点培育学科8个。在第六届高等教育国家教学成果评选中，在渝高校5项成果获得一等奖，20项成果获得二等奖，一等奖数量居西部第一、全国第四。在渝高校科研成果占全市总量的60%左右，高校技术转让排名全国第五。尽管我们取得了这些值得称道的进步，但冷静分析，重庆高等教育“两个依然没有改变”：一是总体办学水平不高的现状依然没有改变，学科建设水平偏低，专业设置不尽合理，办学特色不够鲜明；师资力量相对薄弱，高水平学科带头人较为匮乏；科学研究缺乏核心竞争力，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在西部高等教育中的排位依然没有改变，与四川、陕西相比，“985”“211”高校和教育部支持的重点建设大学还偏少；据研究，重庆高等教育发展活力系数为0.10，低于全国平均系数的0.13，位居陕西之后；高教产出效率排名低于广西、新疆。因此，要建设长江上游教育中心，我们的首要使命是:走内涵发展之路，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办学水平。内涵发展之路到底怎么走？教育水平到底怎么提升？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当前，高校尤其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工夫：

(一)遵循四种“办学之道”

中国大学的源头在春秋战国时期。“道”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精神的起源，也是大学精神的起源。举办大学，遵循大学办学之道，是天经地义的。然而，现实中偏离“道”的做法却不少。2010年《经济观察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学开马车赶火车》的文章，形象地指出大学“官本位”现象严重、人事制度老化、师生关系疏远、教学声望下降、泡沫学术抬头、计划经济严重、人文精神模糊和改革步伐缓慢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大学丢心失魂，违背了“办学之道”。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水平，必须遵循四种办学之道。

一是教育之道。大学是学校，是教育的组成部分，必须遵循人才培养和教育自身的规律，而不能用政治之道、经济之道等来取代教育之道。大学在考虑学校发展时，不能忘掉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比如，在抓重点学科、研究成果、博士点之类的指标时，要明确这些都只是教育的“毛”，培养人才才是教育的“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学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传承创新文化四大职能是具有内在联系的，其中培养人才职能是大学的基本职能，是大学安身立命的基石。一所大学留给世人的声誉之根本也在于它培养的“人”，即它的毕业生以及本校的教师。比如，哈佛大学有30个人获得诺贝尔奖，几乎是第二名的斯坦福大学的两倍，因而闻名全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因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等著名学子而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

二是大学之道。大学首先是“学”，即“学府”“学人”“学问”“学业”，其次是“大”，即“大德”“大爱”“大师”“大道”或“大学问”。有人把大学比喻为自由者的乐园、新生代的摇篮、社会的灯塔、创新的活水、真理的福地、文化的酵母、知识的源泉、道德的高地、良心的堡垒，给予了大学诸多最美好的词汇。简言之，大学的核心本质就是知识创造与知识传播。《大学》开篇讲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我们遵循大学之道就是要把大学办成知识、学术、思想、文化和道德的共同体，主动承载三重价值，即学人的精神家园、学业和职业的基础、成人和幸福的基石。而不能用企业之道、行政之道等来取代，把院校办成“公司”，把学府办成“官府”，让浮躁和功利成为学校文化。大学回归大学之道，要彰显她的德性，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为社会树典范；要彰显她的思想性，有思想才有高度，有思想才有真理，有思想才令人向往；要彰显她的创新性，能创新的大学才能成为社会的发动机；要彰显她的特色，有特色才有价值，有特色才有魅力。把德性、思想性、创新性和特色统一在一起，我们所办的大学才受人尊重。

三是学术之道。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座铜像，在它的右侧，上面刻有三本书，有两本是翻开的，而另一本则没有打开，象征着还有许多真理和知识需要去探索。有人把大学比作象牙塔，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大学需要从事学术研究。这就要求大学遵守学术之道，以质量为生命，以创新为灵魂，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而不是只满足于“曹冲称象”的水平。正如哈佛大学校训所说，“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斯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可是，当前大学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一是真伪难辨，是真研究还是假研究？是真成果还是假成果？类似问题层出不穷；二是虚实不分，有的教师头顶各种光环招摇撞骗，却没有多少真知灼见；三是批判无力，学术界本应该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现在搞学术的“好好先生”不少，看对象说话，不愿争论，不敢争论。这些都与学术之道背道而驰。

四是质量之道。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也是支撑高等教育的内核所在。确立什么样的质量之道，对教育发展具有导向性、基础性和全局性的影响。我认为，科学的质量之道，应该追求全面、协调、重点突出、可持续发展的质量。有的高校重视专业教育，忽视通识教育，重视学术教育，忽视职业教育；有的高校重视自然科学，忽视人文学科；有的高校重视科学研究的质量，忽视人才培养的质量，重视文化传承的质量，忽视服务经济和社会的质量。这些都是违背教育质量之道的。《教育规划纲要》指出，“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一语中的，值得我们好好领会。

(二)超越五种“大学模式”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一百多年来都在学习外国的办学模式。其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以日为师的“中体西用”模式。甲午战争后，舆论倡导以敌为师，在教育上全面模仿日本。1902年的“壬寅学制” 和1904年的“癸卯学制”，都参照了日本学制，京师大学堂也是仿照东京大学建立的。这种模式的特点是讲求以儒家道德为本、西方技术为用。

二是仿德国的“学体术用”模式。辛亥革命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深受德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熏陶，推崇洪堡的办学理念，将德国注重科学研究、倡导学术自由的精神植入北大，使之焕然一新，成为真正的现代新式大学。

三是仿美国的“实用主义”模式。五四运动后，随着留美学生的陆续归来，中国高等教育也由模仿德国向模仿美国转变，这一倾向一直持续到1949年。如清华大学对通识教育的弘扬，南开大学发展应用性学科，北京大学设立夜校推广平民教育，都深受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四是“全面学苏”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以苏联模式来改造高等教育系统的新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是最早移植苏联大学模式的两所院校。此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大学从学制到教学模式都学习苏联。

五是学欧美的“市场化大学”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以欧美主流大学尤其是美国市场化大学模式为样板，在形式上机械模仿，但缺乏内在的文化反思与创新。

可见，从 “以日为师”到 “全面学苏”“学欧美”，一百多年来，外来模式不停转换，构成了中国大学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个模仿学习的过程是必需的，但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一流的高等教育，光靠模仿是不行的，必须走自己的路。2011年5月，耶鲁大学来文校长在南京召开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指出，“每一种教育模式都具有文化的适应性”。我们应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与时俱进吸收并融合西方大学理念与模式，这应该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水平的现代化路径[1]。

(三)搞好三个“培养设计”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但当前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运作逻辑混乱，质量和效益很低，存在脱节现象，即培养目标与实现培养目标的手段脱节、评价与目标脱节、单门课程与课程总体的脱节、教学方式方法与培养方案脱节。为什么会如此呢？最直接的原因是 “四个不清楚”，即对人才整体素质要求的细节不清楚、对培养目标如何转变为具体的课程和教育教学活动的程序不清楚、对单门课程和教育教学活动如何评价不清楚、对课程如何组织不清楚。这就要求我们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顶层设计。具体说，包括三个层面的设计：

一是价值层面的设计。所谓价值层面，就是我们常说的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在国家层面，国家法律规定的那些基本要求，是我们必须遵循的价值选择。在社会层面，不同的用人部门也会做出价值选择，比如，对工作的快速适应能力与长远发展潜能之间的选择，对全面素质和专门技能之间的选择等。在学校层面，同样也在对基础与应用、通才与专才、做人与做事等之间做出选择。高校要把国家、社会和学校三个层面的价值选择统一起来，形成既符合一般要求、又有学校特色的人才培养价值体系。

二是技术层面的设计。所谓技术层面，指的是人才培养模式的运作逻辑以及相应的方法和技术。按照科学发展观来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顶层设计，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问题。人才培养模式的设计通常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学校层次，作为一所大学人才培养所期望达到的预期效果，这一层次的设计带有全局性。“预期效果”就是所要达到的目标。一般来说，目标有三个来源：一是人类文化遗产，包括人类文化遗产总体中的精华和专门化的文化遗产精华两个领域；二是社会发展需要，包括社会生活、家庭与个人生活、职业生活等领域；三是学生发展需要，包括思维方式、能力及应用、情感意志、动作技能等领域。第二个层次是专门教育层次，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专业课程计划的设计。课程是高等教育资源的基本单位，是高等学校一切办学行为和人财物资源配置的最终载体，是人才培养质量内涵建设水平的标志和落脚点。设计专业课程计划，要具体厘清基本工具课程、基础素质课程、专业核心课程、职业生涯设计课程、实践课程等五个核心课程板块的设计。第三个层次是具体课程和教育教学活动的设计。重点是建立学科生态系统。就地方高校而言，一要“造峰”，大力发展优势、特色学科，抢占学科前沿，形成高峰。二要“填谷”，大力发展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这是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所在。钱学森认为：“交叉学科是一个非常有前途、非常广阔而又重要的科学领域，开始时可能不被人理解，或者有人不赞成，但终究会兴旺起来。”美国教育家伯顿·R·克拉克也对交叉学科的前景给予肯定：“如果许多操作层次上相互分离的群体富有意义地联结起来，形成更大的团体，那么在操作上他们就能实现更大的具有跨越学科性质的目的。”纵观诺贝尔奖的百年评选历程，有41.02%的获奖者属于交叉学科，尤其是在20世纪最后25年评出的95项自然科学奖中，属于交叉学科领域的有45项，占获奖数的47.40%。建校仅十多年的香港科技大学，它以重点发展纳米材料研究而取得了令国际科学界瞩目的成就，演绎了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段传奇，就是很好的例证。三要“夯基”，打造基础学科。基础学科揭示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是人类技术创造、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高校要加大对基础学科的研究与扶持力度，选择与本校优势学科密切相关的基础学科进行重点建设，采取理工结合、应用与基础研究并重、文理渗透的思路，着力形成基础学科的“平原”，为优势学科、应用学科、重点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创新、发展、共融共生提供不竭的发展动力[2]。

三是保障层面的设计。人才培养质量是否有保证，离不开保障机制的建立。就当前国际国内的经验来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经验。第一是对质量保证主体的职责进行重新定位。很多国家都对政府、社会、市场、高校等质量保证主体的职责进行了重新定位。第二是重组或新建质量保障组织机构，比如，美国建立了“中学后教育认证制度”，日本成立了“大学评价及全国学位授予机构”，专门从事大学评价并授予学位，对学生在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机构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进行学术认可。第三是发展专业组织或专业协会，实施专业认证。第四是建立国际化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网络。如1991年在香港成立的全球性 “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网络组织”，其目的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收集与传播有关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信息与经验，促进与加强世界各国教育质量保证机构的信息共享与沟通，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3]。

二、发挥高校的引领作用，推动教育中心的全面建设

高等教育是教育的重要支柱，但光有支柱也不行，必须推动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高等教育是教育的“高端出口”，对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都有重要影响力。全面建设长江上游教育中心，高校必须发挥好教育引领作用。要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成为三种“榜样”

高校是学校中的“大哥哥”“大姐姐”，理应成为中小学的榜样。

一是道德的榜样。大学作为“人的组合体”，具有人性的道德品格。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独立存在，大学有自己的道德角色定位——社会的精神与道德高地、社会的心智良心。大学应该为中小学树立良好的道德榜样。然而，现在不少大学的德性遗失了，犹如自私的恐龙，追名逐利；蜕化为官僚机构，权力代替了学术成为机构的核心价值追求；学术部落代替了学术共同体。有人尖锐地批评道：“金钱日益成为影响大学角色的决定因素。大学口口声声说，一切为了学生的利益，可他们真正关注的还是学校里能够赢利的商业活动。”“官僚主义不仅开始成为大学的办学环境，而且渗透高等教育本身。”这些批评尖锐，但也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二是文化的榜样。哈佛大学前校长洛厄尔指出：“大学存在的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因为它满足了人们的永恒需要。”高等教育既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文化发展的成果，天然担负着保存、传承和创造文化的使命。文化是大学之魂，大学应该始终坚守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人才养成的重要基地、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殿堂和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等独特使命和崇高理想，应该始终坚守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人文关怀和为真理而献身的独立精神。高校不仅本身要有文化，而且应该成为中小学的文化榜样。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前后9年时间，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78位中科院院士、12位工程院院士和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和科技工作者，靠的就是精神文化。然而，现在有些高校文化缺失，重“术”轻“道”少“文化”。重塑大学精神、大学文化是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三是育人的榜样。育人是大学之本，也是大学存在的第一要义。大学作为教育的最高端，应该为中小学树立好育人的榜样。一要引导中小学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大力实施素质教育，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二要引导中小学按照教育法规办学，自觉规范办学行为，提高管理水平，在自主招生上做好文章，为中小学导航定向；三要引导中小学创造性地办学，杜威曾说：“用昨天的方法教今天的学生，是对他们明天的剥夺！”如果还是沿用几千年的理念、上百年的机制、几十年前的内容和方法来教育今天的学生，的确是对他们未来的剥夺，也是对社会和民族未来的剥夺。

(三)落实三个“衔接”

大中小学有机衔接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完善的重要体现。《教育规划纲要》把大中小学有机衔接、系统培养纳入国家政策范畴，高校要主动承担起大中小学衔接的领头任务。

一是课程衔接。在大中小学课程体系建设中，需要深入研究、确定不同教育阶段学生必须掌握的核心内容，形成教学内容更新机制。以德育为例，教育部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要求中提出，要通过整体规划、科学设计，形成由浅入深、循环上升、有机统一的大中小学德育课程体系，把德育融合到学校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中。

二是师资衔接。教师是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生力军，是更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决定因素。相对不同教育阶段学生流动而言，大中小学教师之间更易受长期职业分工影响而疏于交流合作。加强大中小学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十分重要和必要，大学应发挥平等对话和指导引领的作用。

三是教法衔接。大中小学教育对象不同，教育方法也会不同，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加强这些教法之间的衔接也是必要的。中小学课程改革推进10多年以来，教学生态发生了显著变化，教学方法也在不断的改进，高校要对此有所了解，并主动与中小学的教法衔接。但是，现在不少高校依然采取满堂灌的方式进行教学，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4]。

(四)推动三种“共建”

大学与中小学结为合作伙伴，进行务实合作，有利于大中小学教育共同发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合作方式。

一是教研共建。大学尤其是师范类的大学与中小学开展教研伙伴协作，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大学的优势，帮助中小学改善学校的办学，另一方面也带动了大学的教育科研，是一个“双赢”的实践策略。中小学教师们关注的是“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大学文化则可以概括为“学术”文化，大学教师始终在追问、探究“是什么”“为什么”和“意义和价值何在”等问题。二者合作，理论与实践就能结合起来，达到共赢的目的。香港中文大学的“香港跃进学校计划”和“优质学校改进计划”、东北师范大学的“优质学校”建设项目、华东师范大学的“新基础教育”、首都师范大学的“教师发展学校”等都是大中小学合作的成功典范，值得我们学习。

二是文化共建。大学的文化、专业知识与中小学自身的知识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大学的知识带有人文的、浪漫主义的气息，而中小学则是现实的、实际的。大学与中小学合作，加强文化的理解和沟通，就能让理论知识在中小学落地生根，反过来促进大学对理论知识的生产和创造。大学与中小学双方经过文化上的碰撞与主动交流，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终创生出一种能够高效率推动双方合作、高质量促进双方发展的新文化。

三是育人共建。大学与中小学可以展开专项育人合作。比如，美国加州大学与中小学校合作实施艺术教育计划，加州大学设立艺术奖学金资助部分艺术系学生，或资助者以助教身份教导中小学生以作回馈，它既使公立学校免费获得来自高等学府教学上的实际帮助，又有效激发了中小学生努力求学的动力，对于高等院校招收学生也有一定帮助。重庆开展的青少年创新人才雏鹰计划，就是大学与高中开展合作的项目。这样的合作，今后还要加强。

三、积极履行大学服务职能，让教育中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高等教育有四大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与创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前三种职能的效果如何，最终都要通过第四种职能来检验。长江上游教育中心是否建成了，也必须通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效果来检验。

党的教育方针要求“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大学既是“精神高地”，应该不遗余力地“仰望星空”，也是“服务站”，应该不遗余力地服务“脚下的土地”。大学作为社会的“一个单元”、全球化的一个“站点”，应该以推动社会健全发展为己任。大学的服务应该是一种积极的服务，不能“从书本到书本”“为学术而学术”，要成为社会发展的“孵化器”。大学服务社会应该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中去作为，既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要寻找社会的需要，为社会创造现在没有的东西，甚至为社会发展指示方向。换一句话说，大学应该冲破学校藩篱，致力于推动世界变革。这至少对大学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

(一)强化三个“学与用”

章太炎曾说：“学术无大小，所贵在条贯，制割大理，不过二途：一曰求是，二曰致用。”“趣在求是，学以致用”是百年教育的精华。“求是”为“致用”的基础，“致用”为“求是”的目的。浙江大学前校长潘云鹤院士曾说，工科是办实事，理科是讲道理，文科是探求意义。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办实事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做基础理论研究是为社会提供原动力，而文科是为人生创造意义，最终目的都在于“用”。大学要推动三个“学与用”：

一是学以致用。大学教育不能只是坐而论道，还要加强实践育人，做中学。要让学生动手操作，做实验，做研究；到社会中去实践，去学习。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是一所三年制的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招收中学十年级结业的学生。该校最大的特点是实践和创新。几千名学生由几百位资深工程师出身的教师指导，在两百多个创新实验室中从事跨国公司和国防部委托项目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毕业后在工业界担任技术师。13年学历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的能力比中国15年的高职生、16年的本科生甚至部分18年的研究生都还强，这值得我们借鉴[5]。

二是学有实用。怎样才能做到学有实用呢？就是教育要主动与经济社会对接，与行业企业对接，与生产生活第一线对接，面向社会开门办学。尤其是要注重创业教育。目前，我市开展创业教育的大学不少，但真正的创业大学还少见。新兴的创业大学主要包括五个因素：拥有研究团队、建立商业潜力的研究基础、将研究作为知识产权转移出大学的组织机制、在大学组建公司的能力、学术要素和商业要素整合成新的组织模式。对照这些基本要求，我市像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创业大学还没有，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三是学成受用。教育培养人才不仅仅要适应社会，还要改变社会，创造未来社会。因此，学“用”还不能仅仅看到眼前，要有超前思维，要着力培养学生“用”的素养和能力。高等教育在完成适应社会教育的任务之后，要从“适应”走向“引领”，强化创新性学习、发展性评价。这就要求我们把基于课堂讲授的教学模式改变为基于项目的实践研究型教学模式，把课堂还给学生。

(二)推动三种“合作”

高校要主动走出校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之中，着力开展三种合作：

一是校企合作。我市虽然开展了一些校企合作，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还不够。国内外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加拿大滑铁卢大学1957年建校以来与3 500个企业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学生每4个月轮流在学校学习和企业顶岗工作，毕业时已有2年的工作经验，是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100位大学中的典范。我国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提出“亲商”理念，与400多个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改变了陈旧的教学内容，学生学到了有用的东西，受到了社会广泛欢迎。

二是校校合作。高校与高校之间要加强合作，我市建立的重庆大学联盟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除此之外，也还有不少大学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但是合作的深度有待加强，成果有待观察。

三是校地合作。高校与区县、乡镇开展合作共建，也是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好形式，有利于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和协同创新。

(三)提供三种“支撑”

大学除培养人才外，还要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三种智力支撑：

一是决策支撑。大学运用理论原理，就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现实条件、总体设计、过程调控等进行深入研究，为市里、区县和行业发展等提供决策参考。

二是技术支撑。充分发挥高校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的作用，围绕重庆经济建设的重点领域、重大专项、关键技术，开展科技攻关，助推产业发展。

三是提升支撑。就困扰实践工作者的难题展开专题研究，提供咨询服务和破解办法；就典型做法、典型经验等进行研究，总结、提炼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便于推广、应用。

重庆市第四次党代会报告既是政治宣言，也是行动纲领和指南。报告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板块中集中一段，用341个字写教育工作，是重庆直辖以来历次党代会用字最多的一次。尽管历次党代会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第一次、第二次党代会都强调了“科教兴渝”战略；第三次党代会提出了“打造长江上游地区科教中心和西部教育高地”。而本次党代会把“建设长江上游教育中心”作为全市“三中心两集群一高地”的核心战略之一提出来，是史无前例的，更加突出了教育的战略地位。“促进高等教育提高质量、内涵发展，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建设教育中心中的重要支撑作用”是党代会赋予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新任高校领导要认真领会党代会精神，振奋精神，开拓创新，勤奋工作，不辱使命，为建设长江上游教育中心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本文根据作者在2012年高校新任领导培训会上的讲话稿修改整理而成，经作者同意发表。

[1]茹宁，闫广芬.模式的转换与文化的冲突——对中国大学办学理念现代化进程的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6)：1-6.

[2]浦玉忠.造峰 填谷 平原 高原——论地方行业高校学科生态系统的构建[J]，前沿，2011(18)：186-188.

[3]王伟廉.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J]，教育研究，2009(12)：30-34.

[4]张力.促进大中小学有机衔接 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和模式[J]，人民教育，2012(1)：3-5.

[5]查建中.研究型大学必须改革本科教育以培养大批创新人才——兼谈“创新国家”的人力资源建设[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3)：14-25.

(责任编辑刘承云)

TheConstructionofEducationCentreofMiddleStreamofYangtzeRiverandtheMissionofHigherEducation

ZHOU Xu

(EducationCommitteeofChongqing,Chongqing400020,China)

Constructing Chongqing as the education centre of middle stream of Yangtze River,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the higher education as the bigges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pillar.Therefore,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road of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enhance the schooling level of higher education; give the full play of colleges’ function of leading,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asic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perform the service function of the colleges; hence, the education centre can promot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middle stream of Yangtze River; education centre; higher education; mission

G464

A

1673-8012(2013)01-0005-07

2013-01-05

周旭(1962- )，男，重庆沙坪坝人，管理学博士，教授，重庆市教委主任、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