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宗 张 起

(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106)

宋词大都是以抒写作者个人情感为主题的诗词，其中虽然不乏虚情的矫饰，但情真意切、真挚感人的华章佳句还是非常多，其中尤以悼亡词为最。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四大悼亡诗是:西晋著名文学家潘岳的《悼亡诗三首(之一)》、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元稹的《离思》、北宋大文豪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和北宋词人贺铸的《鹧鸪天·半死桐》。其中被誉为“词坛悼亡双绝”的两首词: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和贺铸的《鹧鸪天·半死桐》最具代表性，细细品读原作，作者哀音满篇，悼亡情深，催人泪下。在宋代漫长的词史上，以悼亡词称绝的仅此二首，其思想感情和艺术成就都结合得天衣无缝、十分成功，兹引二词如下:

其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1］

其二: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垅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鹧鸪天·半死桐》［2］

一 关于词人夫妻情感之比较

苏轼的《江城子》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早于贺词。词人时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该词为悼念其妻王弗逝世十年而写。虽然苏妻黄鹤西去，但词人仍时常铭记于心，可见感情真挚、情深意厚。王氏天资聪颖贤惠、知书懂诗，时见苏轼竟投合有缘，十六岁便嫁与苏轼，但二十七岁王氏便早逝汴京，次年归葬彭山祖茔。王氏离世十年后，苏轼仍痴情难忘。

这首词开篇宏大，起笔超卓不凡。“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十年”时光荏苒，天人永隔，思念难却，词人仿佛在生与死的边界呼喊，在茫茫宇宙中寻觅故人回归。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恩爱夫妻，撒手永诀，时间转瞬十年，过去的美好情景“自难忘”，可为何又在“自难忘”之前加上一句“不思量”呢?这是否矛盾?实际上这里并不矛盾，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当时苏轼的心境。苏妻王弗逝世十年间，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政治上受到压制，他乞求外调出京，心境是悲凉的;到密州后，又逢凶年，忙于处理政务，他生活上已到了以食桤菊以维持生计的地步，而且苏轼继室王润之(即王弗堂妹)及儿子均在身边，哪能年年月月、朝朝暮暮都把逝世已久的妻子总记挂心间呢?他不是经常挂念，但决不是经常忘却!十年忌辰，正是触动心弦的日子，往事蓦然涌到心间，久蓄心怀的情感潜流，忽如闸门打开，汹涌澎湃、奔腾不止，因此这里的“不思量，自难忘”是苏轼真实而又自然的心灵写照。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词人身在山东，亡妻的孤坟却远在四川彭山(又说是眉山?)，地域相隔遥远，哀思无处寄托，那份怅惘和孤寂自不待言。死者“凄凉”，生者心伤。作者连到坟前奠祭的时机也难以找到。“十年”，是漫长的时间;“千里”，是广阔的空间。在这漫长广阔的时空之中，又阻隔着难以逾越的生死之间的界限，苏轼怎不倍增“无处话凄凉”的感叹呢?既然时空、生死这种种界限难以逾越，那只好祈求于梦中相会了。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是词人的一个假想。“相逢”，死者依然故我，而生者呢?这十年，正是围绕王安石变法，革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愈演愈烈的时候。苏轼被卷进了这场漩涡之中，身不由己，宦海沉浮，不断地放外任，左迁，流徙，历尽沧桑，备尝艰辛，已是“尘满面，鬓如霜”了。此时此刻，生者与死者若能相逢，也肯定是“不识”了。这里有词人那种相逢不识的遗恨，更多的则是词人回首往事，倍感辛酸的慨叹。词人此时的假设与自画，感慨自己奔波劳碌与逐渐衰老，在凄凉哀思中暗示了自己身陷政治斗争的漩涡，仕途不畅、颠沛流离，以及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现实生活，充满了身世凄凉之感。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这是词人采用浪漫主义手法由现实进入梦中，没有了时空距离，借梦境换取夫妻片刻的相聚，在小轩窗下与对镜梳妆的妻子，相顾苦不堪言，惟有泪千行。作者以梦来写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是希冀自己的精神渴望得到安慰、补偿或满足，然而“幽梦”与现实的反差又更增添了词人悲怆的苦涩情结。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短松岗，意指王弗的墓地。这是词人遥想亡妻在清冷的月光下“千里孤坟”的凄凉处境。作者在这里刻意用“料得”这样一个主动词和“年年”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单位，使之不仅含有死者对生者的怀念，而且增加了生者对死者的追思，使本词产生了双重的生死怀念之情，词的重量顿时倍增。末句以景结束，静穆的画面更衬出词人凝固不变、持久永恒的苦苦哀思。

贺铸的《鹧鸪天》写于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这是一首情深辞美的悼亡之作，从词中可见词人对妻子感情笃厚，哀思遥深，全词写出了贫贱夫妻患难与共的真实感情。“重过阊门万事非，”词人57岁之前曾携家眷客处苏州阊门，其间妻赵氏卒(注:贺铸墓志有其妻葬于苏州常熟的记载)。宋代许多文人外出为官，多不带眷属，而将其留于家中服侍双亲尽孝。但考察词人的官宦生涯，他基本上都携眷在行，如元丰元年(1078年)他改官滏阳，元丰三年自滏阳两游邯郸，作有《问内》诗，写赵氏冒酷暑为他缝补冬衣的情景，可见夫妻情笃、患难与共。尽管词人也有宋代文人的通病，狎妓眷姝，但也只是逢场作戏，或当时社会风气使然，风流过后，仍然深爱自己妻子和家人。此时作者故地重游，勾起对其妻哀婉凄绝的深沉思念。遥忆前次妻子尚在，爱情美满，便觉世间万事都是美好;而此次已是面目皆非，妻子已逝，存者伤心，便觉万事和过去截然不同。

“同来何事不同归?”词人问:与我同来的人，为何不能与我同归呢?这一问，问得十分奇怪:赵氏又何尝愿意先夫君而去呢?这实际上是文学中往往讲“情”而不讲“理”的一种表述，虽是极“无理”之辞，却正是极“有情”之语。作者撕肝裂肺的悲怆，已全然包含在泪尽而继之以血的一声呼天抢地之中了。

“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作者通过对窗前“梧桐”和池中“鸳鸯”的描述，委婉地点出了自己晚年丧偶的孤独与凄清。窗前的梧桐在经历了清霜之后，已经树木凋零、落叶萧索;池中原先那对比翼双飞的白头鸳鸯，如今也形单影只地浮游，它肯定也经历了失伴之苦吧!

“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垅两依依。”词人见境赋意、睹物思人:那晨光初露的草原，东方才刚刚发白，草丛上晶莹剔透的露珠儿，须臾之间就不见了，原来人生就是那么的短暂啊!在那新垒起来的坟头前，作者默默地哀悼亡妻;在从前两人住过的地方，作者更是久久留恋，不肯离去。

而结句最为后人所称道:“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作者在把词人恋旧之情、孤寂之苦、相思之烈传达得淋漓尽致的同时，又用了生活小事中的细节，活脱脱地写出了亡妻的贤惠与勤劳，写出了伉俪之爱的温馨。真是糟糠夫妻，情逾金石，无怪乎词人当此雨叩窗棂，一灯如豆，在空床辗转之际，最最不能忘怀的就是妻子“挑灯夜补衣”的纯朴形象。一个“谁”字的诘问，堪称情深意切。全词至此戛然而止，把这哀婉凄绝的一幕深深地楔入了千万读者的心扉，即使铁石心肠的人也不得不潸然泪下。贺铸这首悼亡词的魅力，就在于它体现了人性的深度!发出了内心的呐喊!

从上述两首词比较来看，苏轼的悼亡词除了要表达夫妻情笃和青年丧妻的无限哀思外，还在于他由于反对王安石新法遭受时政压力，致使其政治失意、仕途坎坷、生活流徙，历经十年宦海沉浮，内心的郁闷、惆怅无人倾诉，加上自己又身处异乡做他客，因而只有借悼念亡妻以麻醉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和心灵深处的苦楚。因而词人的痛苦已远非丧妻之情感的简单忧伤，更包含了作者兼济天下的抱负不能实现的悲怆之情愫，可见苏轼的悼亡词显得越发沉重而富有悲情内涵。

与苏轼青年丧妻不同，贺铸是晚年丧妻。他的悼亡词通过描述“重过阊门”、“旧栖”、“新垅”、“空床”、“听雨”等现实的具象实物，既写出了眼前凄凉的景状，又抒发了孤寂苦闷的情怀。贺铸长相丑陋，却又个性耿介，曾得罪过不少豪门显贵，一生都只能混迹于下层官员职务上而郁郁不得志。因此，妻子赵氏则成为他人生最亲近、最钟爱的情感寄托人之一。然而年老失妻，“鸳鸯失伴”，物是人非的现实，不得不让他绝望地发出倍感凄凉、催人泪下的“谁复挑灯夜补衣”的痛苦诘问。

二 关于两词各有艺术千秋

苏轼《江城子》与贺铸《鹧鸪天》有异曲同工之妙，均属词坛悼亡绝唱，并传不朽。苏词侧重抒情色彩，浪漫成份相当浓厚;贺词则以写实见长，“悲婉于直截处见之”(陈延焯《词则·放歌集》)。这两首哀怨的悼亡情词在词坛上实属罕见，风格不同，艺术各有特色，不分轩轾。

苏轼是浪漫主义的词人，而浪漫主义的风格又养成了他豪放的性格，进而在这一性格支配下使他开创了宋词豪放派的先河。从词的内涵上看，该词表达的是深沉而又复杂的感情。如上阕“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由于句式参差，虽明白如话，却韵味醇厚，使人倍感沉痛。苏轼在其后的一首与其胞弟子由久别相见的诗中曾有“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显然没有达到此种的意境。再如诗人化用“欲知肠断处，明月照松岗”，填出“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与上阕中“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相呼应，充分利用词中长短句的长处，使人读后有一种回味无穷的感受。

从词的题材上看，苏轼拓展了词的表现领域，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3］的地步。苏轼是把悼亡这一内容写入词的第一人，词人选用《江城子》词调写悼亡之作，这在悼亡词的发展史上也是第一首。之前过往文人填词，多半为应歌而作，凡涉及女性大多为玩弄妓女之辞。到了苏轼开始有所转变，不完全为应歌而作，转而表现她们的情怀。比如他的《贺新郎》(乳燕飞华屋)词，通过细致的描写，使一个孤独、抑郁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江城子》则前进了一大步，不但扩展了词的题材，对词的品格也有所提高。

《江城子》一词是记梦，因而想象大胆而瑰丽，艺术上又作了虚实处理，上片写实，表达现实中的思念;下片记虚，由梦来描绘夫妻相会。虚是主要的，点题;实是次要的，衬虚。实写得大，虚写得谨小。虚中含实，如还乡、小轩窗、正梳妆、泪千行等一系列物象构成夫妻日常生活景象，亲切感人，尤见伉俪情深。

这首词最大的特点是将现实与梦境、悼亡与伤时结合起来写，前后连贯，一气呵成，抒发了对妻子的无限真情，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上片为下片的记梦做准备，下片是上片情思的结果，这一切得益于词人的叙述思路清晰，有条不紊。而记梦又用描写处理，使得梦境清晰可辨，不抽象不模糊。尤其是辅以白描的艺术手法，使画面(词境)朴素简洁、色彩淡雅。运以短句和冷色语言，都较好地表达了词人的内心状态。

具体来说，上片写梦前，夫妇幽明相隔，无法相见，已是十年，然而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妻子，表现了对亡妻无限的深情。然后写自己的孤独凄凉、人生坎坷，而“纵使”的假设又从反面突出了对亡妻的依恋和自身坎坷经历的伤感。下片写入梦，虽有“小轩窗，正梳妆”之句的美好形象再现，然而潜意识里二人毕竟是幽明异路，只能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生者和死者不尽的情意、无数的生离死别之恨全都涵蕴其中，令读者读来不禁唏嘘感喟!这是多么令人痛彻肺腑，多么令人遗恨终生而又无可奈何的人生憾事!结尾句作者又从妻子的角度设想，不仅表现了自己对妻子的缱绻相知，更表现了妻子的孤独凄凉和对丈夫的不尽的思念与生死不渝的感情，堪称真挚爱情的绝唱!

苏轼在词中把动景与静景相互对应，如还乡、梳妆、相顾、泪千行等动景，与明月夜、短松岗等静景彼此照应，使得词境气蕴流动，动静结合，毫不呆滞。“十年”与“千里”的同构，使人感到苏轼胸襟廓广，满填伤情。十年的时间好长，心理折磨之久可见一斑，千里的距离好远，使得游子无处话凄凉。而“生死两茫茫”的对应，可见生死相隔难道音讯的遥想之苦。而“纵使相逢应不识”的假设最是凄厉哀婉。“尘满面，鬓如霜”只有历经沧桑磨难的人才可体悟。

综观《江城子》，词人用朴实无华、近似白话的言词，写实情真，记梦意深;虚实相间，轻重结合，全无雕琢痕迹，却意义深远。感情的炽烈感人，其生死之隔而无法超越的苦痛，其如泣如诉的梦中倾吐，此前又有何人情词堪与之敌呢?难怪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曾用“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4］评赞此词。读罢此词，确实能让读者感受到它字字浸透着血泪，耳听到作者那锥心裂肺的恸哭之声。

贺铸是一个熔悲凉、幽洁、艳冶、多彩于一体的词人，正如好友张耒在《东山词序》所言:“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5］其词善写浪漫之情，也有博得“贺梅子”雅称的《青玉案》。而《鹧鸪天》以悼亡来展示爱情，运用写实直率表达，结句暗示丧偶的孤独，增添了抑郁情调。

该词大量运用意象的组合，“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原上草，露初晞”。词用以探索情感世界与知觉世界的常用手段是意象，以原上的草露易晞这一意象喻妻的新殁，以清霜三秋梧桐叶老写心照，以头白与失伴鸳鸯组合喻晚年丧偶。本来这些物象不相关联，但通过词人内心哀情把它们统率了起来，于是它们又变得相互联系了。意象组合在于审美感受和内心体验的准确、细腻、和谐，《鹧鸪天》的意象体现了词人对移情手法的充分调度。

与苏词相比，贺词在形式上稍逊一筹。苏词三四五七言错杂，长短句参差，更显词与诗不同，词在形式上的变化自由跳脱，体现了脱胎于音乐的特征，而形式的变化又便于词人悼亡时一唱三叹。而贺词基本以七言长句为主，形式流于板滞，缺乏长短变化，类似七言律绝，句法上四下三，句式整饬。但两个问句“同来何事不同归?”“谁复挑灯夜补衣?”却使全篇生辉，沉痛之情跃然纸上。

贺词的视角是从日常生活细腻感悟夫妻恩爱，如挑灯夜补衣的情节，这是苏词所欠缺的。苏词以心灵体悟去写悼亡，观照丈夫与亡妻双方的思念，十分空灵，灵气十足，才子气十足。而贺词更现实主义一些，更直截了当一些，以“万事非”、“何事不同归”直写失去伴侣的心情，以“空床卧听南窗雨”的生活实景来回忆当年夜晚补衣的温馨家庭场景。苏词的心灵写照主要关注心灵，更浪漫一些;贺词的温馨回忆则倾心日常生活，更现实主义一些。当然，苏轼的出发点是现实主义的，他十年颠沛流离、形单影只，平生最相濡以沫的妻子亡故，仕途失意，其痛可想而知，为排遣孤独而悼亡，暗含对现实处境不满，抱负难施的愤懑，因而苏轼出发点是现实主义，而写作中运以记梦，写双方相思心灵，想象自由奔放的特征却是浪漫主义手法。

在众多的艺术表达形式中他们二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词这一文学样式用以悼亡，是因为词最适于表达伤情的内容。

三 关于宋人的文化背景及悲剧情怀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文化最深广的基础，这种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决定了中国男性的内视性，即对私有财产的独占和对妻子儿女的眷顾。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他们不仅拥有对家庭及其成员绝对的权威和主导，同时也相应地承担着他们应尽的家庭责任。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法伦理道德的意识形态往往凌驾于一切传统文化之上，儒家礼教始终占据着“一尊”统治地位，“男尊女卑”、“夫为妻纲”成为中国古代女性悲剧文化发端之根源，加上森严的等级观念，反民主反人权的特权思想，使得家庭成员中的女性始终处于被奴役、被弃视的可悲境地。反映在家庭生活中，男女实际上处于不平等地位，妻子往往只是丈夫的附庸，男性本能地比女性有优越感、支配权和处置权，而女性自然将夫命等同于天命，同时她们也将自己的生存意义寄托于为夫守节的精神苦役中。

在这种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尽管宋代许多文人骚客私底下乐此不疲地与青楼女子发生卿卿我我、缠缠绵绵的情事，然而在文学作品中往往还是带着随意的、无所谓的情绪，甚至以鄙视的眼光或不尊重的心态去描写弃妇、怨妇和青楼女子的生活，真正言及夫妻情愫的作品又鲜有所见。因此像苏轼这样的文士能在妻亡十年后仍不忘怀，可谓凤毛麟角。

从苏轼和贺铸的悼亡词中可以看出他们都十分眷顾亡妻，殷殷之情铺满纸上。苏轼十年后蓦然回首，最思念的是亡妻，可见岁月流逝已久并未使他情思衰减，以至以梦来穿越生死和时空的界域来实现心灵的愿景;贺铸睹物思人，重过阊门、旧栖新垅都可成为引起他情思的物事，因物起兴，悲情从中袭来。可二人所表达的情思又有不同，苏轼渗入了家国之感，政治遭遇无人相诉的苦闷充斥其中，政治情结凝重;而贺铸仅囿于个人情结，故而境界较为凡胎通俗。应该指出的是，贺铸一生都在狎妓，虽然他重视夫妻感情，但又染上当时文士的通病，游戏于青楼女子中间，这种现象类似于中唐的元稹和白居易的人生，虽有一流的悼亡诗，却有二流的人品，他们对那些女子极端不尊重和不负责任，甚至始乱终弃。

从人格而言，两人都是传统文士，忠于爱情，尤其苏轼穿越十年时空仍深深地眷念亡妻，这在当时无不难能可贵。而宋词中的文士几乎都有婚外恋，文士与妓女逢场作戏、卿卿我我十分普遍。贺铸虽感怀妻子挑灯夜补衣的纯朴生活，但他其余的词中却以恋姝为主，尤以苏州生活为甚，因此他的人品与当时许多传统文士一样都不是太洁。

苏轼的《江城子》和贺铸的《鹧鸪天》两首词都具有极深的悲剧情怀。苏词的悲剧意识有三层:一层是亡妻之悲，这是事实上存在的悲剧;二层是相逢之悲，具有尘满面、鬓如霜、泪千行的自伤之悲;三层是政治情结之悲，这是词人内心本质的悲剧。透过词面我们会发现时值王安石变法，苏轼遭时政压力，出京远调杭州又改密州，对有兼济天下之志的词人而言足够凄凉，这是他写该词心灵真实写照的悲剧。而贺铸的悲剧情怀有两层:一层是词中抒写的自然界物象变迁之悲，梧桐的半死，岁老的清霜，鸳鸯的头白，原草的露晞等都构成词人情殇的基础，说明词人对自然之悲的敏感;二层是现实中个人之悲，只不过是词人晚年丧妻的无助哭泣和伴侣驾鹤西去的一种孤悲罢了。

总之，在两宋词坛上，悼亡词所内涵的悲情，能写到如此地步，也许只有苏轼的《江城子》和贺铸的《鹧鸪天》二词，它们无论在意境的塑造上，还是文学点睛之笔上，都可以说出类拔萃，可供后人传承借鉴。

［1］［2］任犀然:《宋词三百首》，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

［3］(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宋)贺铸著、钟振振校注，《东山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