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曙明在《中国·1927谁主沉浮》(第131页)中认为，“西山会议派只是一些个人临时凑合的活动，还够不上是一个团体或派别”，理由是出席的一些人员“事后便出现了登报否认的尴尬事”，结果国民党“西山会议”出席者实际上不足半数。

而据查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出版的《史料丛刊·居正先生全集(下)》第508页处，有关“登报事件”的真相，是西山会议决议一公布，十几位列席名单中在上海的二三人就被苏俄领事馆“约去谈话”，解释“共产党不要政权，只要三分之一的党权，你们不必再主张清党了，如是就有人到了广东，悔罪式的，或登告白，或写书信脱离西山会议......”。“约谈”表明了苏俄及共产国际的态度，致国民党内部倍受压力;“西山会议派”在党内遂被妖魔化为不合法的分裂派，倍受打压，而鲍罗廷则如愿以偿，“喜不自胜”。

问题是，“约谈”的威力何以至此?其时不管是“喝茶”还是“喝咖啡”，何以让国民党如坐针毡?李玉贞的《国民党与共产国际》(2012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认为，20世纪20年代，在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国际形成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中，最核心的关系其实是“国苏关系”(国民党与苏俄的关系)，所谓的“国共合作”，实际是“国苏关系”的一部分。

如是，就找到了列宁的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何以直接影响到“国共合作”背景下出现西山会议，也影响到“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走向，再联系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一边倒”政策，就可见国际政治局势往往对中国内政产生重大影响。这是需要后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