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玲

（福建泉州市委党校 文史教研室，福建 泉州 362000）

文化对于城镇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是一个城市的精神和内涵所在。而现在全球化导致了城市文化景观趋同，因而拥有独特的文化魅力，无疑是现代化城市的名片，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财富和动力。作为城市参与未来竞争的软实力，保护城市中的文化遗存并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是城市文化保护和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尤其是历史文化古镇，它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构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然而，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许多文化遗存受到了冲击，渐渐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加速了古镇文化的消失。其中一些杂耍、技艺绝活等手工技能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一些特别的仪式因生活环境的改变也逐渐消失。丰富多彩的现代文化使当地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受到影响。一些传统艺人老化，年轻人在外上学、经商、打工等，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逐渐丧失。

文化遗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方面、多层次的价值，是传承文化、推动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文化创新的基础和源泉。所以保护遗存这些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以马巷古镇的历史文化保护和发展研究为例，就此作一分析。

一、历史文化古镇马巷概况

在闽南金三角腹地，有一个以商业和文化著称的古镇——马巷，因其地势南北高突，中间扁平，形同一艘扬帆出海之舟，文人雅士便给它冠以“舫山”的雅称，故亦简称“舫镇”。

闽南话“马”与“买”语音相近，马巷常被称作“买巷”，表明此地是商贸之区、交易之所，实际上也的确是周边沿海各地农林渔盐、手工业制品的集散地和经济、贸易、文化中心。上世纪五十年代，每年春秋两季，镇上必有两次“物资交流大会”，会上真是人山人海，热气腾腾，街巷为之壅塞［1］。

古镇北距泉州55公里，南离厦门33公里，西至漳州62公里，为控扼闽南金三角的物流交通咽喉，素称“七泉之巨郡，南北之要冲”。除此之外，马巷还有一段革命历史。

（一）马巷与辛亥革命

100年前，辛亥革命的拍天巨澜波及这个古镇，似乎晚了一点。马巷革命党人的手脚慢了。

1911年10月10日晚，在起义指挥机关被破坏、领导人被捕杀的危急关头，驻武昌新军各标营革命党人决定自主行动，立即起义。起义部队称“湖北革命军”，血战通宵，光复武昌。次日，湖北军政府成立。武昌起义的胜利引起连锁反应，早已遍布干柴焦炭的神州大地一触即发，势同燎原。各地革命党人、新军士兵、会党群众、士农工商、海外华侨，纷纷投入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大潮。

11月7日，安海光复；11月9日，福州光复；11月11日，漳州光复；11月14日，厦门光复；11月18日，泉州光复；11月19日，同安光复。

周边各地的起义、光复，不能不震撼马巷的军政绅商。但马巷的革命党人似乎太沉得住气。舫山小学堂堂长洪湛恩及洪晓春等同盟会员，虽然利用学堂鼓吹反清，却没有直接掌握革命武装。他们利用马巷厅署某皂役仗势砍伤后亭“六间仔”一朱姓大户之子的事件，把仇恨引向官府，并与那个在“碧月阁”南音邀请赛中拔得头筹的后亭绅士朱阳斧紧密联系，通过他又联络后亭朱阳雪、朱阳玉，桐梓村朱承温、沈井村陈醒、曾林村蒋买和蒋兴龙、上内田村陈教等骨干，成立“战团”。战团以习武为号召，成员都需身强体壮，有些拳脚功夫。

12月23日，也就是冬至过后的一天晚上，朱阳斧率领数十名“战团”成员，秘密集结到距三府衙二里多地的石墓岗（现油厂所在地）。他们头戴竹笠，手提大刀长棍，肩扛鸟枪土铳，有的拎着煤油桶，随着一声令下，趁着夜色，冒着寒风，迅速向三府衙运动。朱阳斧等人率先跃进至署衙后墙，立即向膳厅、后堂泼洒煤油，放起火来。战团壮士一见火起，齐声呐喊，一刹时烈焰冲天，杀声动地，似有万马千军，势不可挡。当晚守衙的几个称为“河南勇”的豫籍亲兵，早已惶惶不可终日，此时更是魂飞魄散，惊慌混乱之中，拽着只穿睡衣的白姓通判落荒而逃。

“战团”占领马巷厅署后，朱阳斧带人抄出厅署的文书簿册，堆集在大堂之上点火焚烧。窜起的火舌直冲屋脊，燃烧到梁檩椽柱。就这样，一场熊熊大火，把“铁器穴”上这座百年厅署夷成废墟，并且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以三府衙为依托的整个清代建筑群，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凋零。城隍廟在大跃进时遭到严重破坏，及至“文革”几近毁灭。近年虽说进行修复，但廟里的神像大都粗制滥造，不复有当年的气度和神采了。

马巷辛亥一役，比近在侧畔的安海，整整晚了一个半月，也少了许多革命色彩。马巷革命党人未掌握武装力量，武装力量称“战团”而不称“革命军”；占领厅署后既未举行仪式宣布光复，亦未接管政权。种种迹象表明，马巷革命党人的力量相当薄弱。一场革命，只是烧掉一座占地三万平方米的百年衙门，而连同衙门一起消失的还有“马巷厅”这一县级行政建制。

民国二年（1913），国民政府宣布废除府、州、厅制，实行二级管理。福建设立四道：闽海道（闽东）、厦门道（闽南）、漳汀道（闽西）和建安道（闽北）［2］。厅一级的单位，或改制为县，或裁撤合并。平潭、云霄改县，厦门置为思明县（1933年改为厦门市）。越年，析原属马巷厅的翔风里浯洲为金门县。马巷厅则被裁撤，复归同安县。自清乾隆四十年以来，历经138年的这个县级区划被取消了。

（二）马巷的传统工业

马巷有“三不入”之说。“三”指的是纺纱、南音、拳术，而这三项在马巷是相当发达的，外来的这三种形式很难在古镇站住脚。

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成为世界级的东方大港，原产于印度的亚洲棉无疑是从这里传入的。闽南各地，自然先得其利。“玉腕竹弓弹吉贝”是宋代诗人林夙描写泉南风物的诗句，反映当时乡间弹花纺棉的情景。至明代，棉花已然成为闽南的主要经济作物，棉布成为重要的手工业产品。明后七子领袖王世贞之弟、时任福建督学使的王世懋，于万历乙酉年（1585）写了一篇记述福建风物的随笔《闽部疏》，其中谈到：“过泉州至同安、龙溪间，扶摇道旁，状若榛荆，迫而视之，即绵花也。时方清和，老干已着瘦黄花矣。”《泉州府志》、《同安县志》都记载了当时棉花交易的情况，并盛赞同安妇女善于织布。她们使用构造简单而笨重的纺纱机和大木机，以棉、麻、苎、葛为原料，织造出质地丽密的布匹。植棉织布，利润甚大，以至元朝政府为此设立专门的征税和管理机构。又因气候和土壤的关系，棉花种植逐渐北传，自闽广而浙赣，乃及于江东陕右。

明未清初，葡萄牙、西班牙先后占领果阿、马六甲、吕宋等地，以高税、勒索、敲诈等手段限制打压华侨商人，甚至明令禁止当地人购买中国布，致使闽南棉布产业一度受挫。但因内需强劲和品质优良，马巷织布业仍相当活跃，无论乡村农户还是集镇居民，几乎家家户户自设木机纺纱织布。较大的村庄都开设染坊，染制乌青、水青、大青、半青、桃红、雪紫等色彩。后来，由于洋纱大举进口，主要是从香港输入的印度纱，使原料和工序发生重大转变。弹花纺纱一经取消，棉花种植迅即衰落，只剩零零星星，散见于田头地角。马巷商人抓住商机，改变经营方式，“以纱换布”的商号应运而生，源成、源太、兴记、万丰、金福隆等成为其中的姣姣者，织布业于是进入商品化生产。原料以16支纱为主，10支和20支为辅，成品规格也很快统一起来，以宽1．4尺、长2．5尺为标准。清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布匹出口由商号代收，每匹加收二钱，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附加费”。一钱作为舫山书院建设经费，一钱作为养生堂（育婴堂）经费。舫山书院竣工后，这一钱改作举人教童生的薪金。据各商号自报，每年加收的金额达80万～100万钱，加上漏报和自销的，应在140万钱之数，换算过来，可知马巷当时年产棉布达70万匹之多，平均日产2000余匹，织户拥有的木机在万张以上［3］。一个小集镇有如此生产规模，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各商号以25匹为定额，打包付航，由莲河、安海、泉州等港口转运江南、台湾及南洋各埠。

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年～1918年），进口棉纱货期不定，数量锐减，商号只好采取放机的方式，将棉纱分发给固定织户，换取成品。战后不久，马巷织布业先是受到广东汕头红纱色布和江苏南通色布的冲击，后又遭遇晋江东石土花色布的挤压，加之外销停滞，出口艰难，只能销往永春、德化、安溪、大田山区一带，马巷织布业遂陷入萎顿困境。抗日战争期间，海路断绝，为解决衣被需求，马巷织布业小有复苏。在晋江东石织户改用机器生产后，原来使用的福州式织布木机全部转让给马巷，由“和盛”等商户组合成“锦文织布厂”，发机到户，请福州技术人员授技和维护，获利颇丰。其他商号布庄于是跟风而上，仿照外地体制，创办“经轮织布厂”、“大轮织布厂”等大小数十厂家。自此，分散的家庭手工业演变成工场手工业和机器生产作坊。抗战胜利前夕，因为棉纱紧缺，泉州曾以破旧棉花胎纺纱，即所谓“棉绩纱”，运到马巷来作纬纱，织出的布质如麻袋，只能凑合使用，让人记起抗战艰苦岁月。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南洋海路畅通，马巷土布的生产、销售立即活跃起来，各地商号布庄需求日增，供不应求。马巷及周边乡村，织户如雨后春笋，各处染坊也都采用机器为动力，并进行过光处理。至解放初，马巷织布厂仍有六、七十家之多。然而，从上海、南通等大、中城市，源源不断汹涌而来花色繁多的龙头细布，没几年就把马巷织布业冲垮了。到公私合营时，只合并成一个“马巷织布厂”，座落到五甲尾的牛墟埔，成为古镇马巷这一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支柱产业的最后遗存。

（三）马巷的王爷信仰

马巷的兴起，的确与一座宫庙、一尊神明密切相关，但这座庙不是通利庙，这尊神不是保生大帝。史料表明，奉祀保生大帝的马巷通利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年～1796年），而在乾隆的爷爷康熙临朝之初，马巷已经“店铺栉比，烟火万象”了。民间传说，这正是“朱文公谶 ”的灵圣（所谓“五百年后通利地”）。通利庙和保生大帝显然不是最早为马巷积聚人气财气的庙宇和神祗。较早为马巷的形成与发展施展“神威神力”的宫庙、神祗，应该是“元威殿”池王宫，是代天巡狩的“威灵元帅”、“元威将军”池王爷［4］。

池王爷（又称“王爷祖”）成神的事迹，各地版本不同，以《同安县志》、《马巷厅志》的载述最为权威、合理：王爷姓池名然，又名德诚，字逢春，南京人氏。池然文武双全，文中举人，武中进士。明万历三年，他奉派漳州为官，路经南安与马巷交界的小盈岭，在客栈中偶识一位差官。二人相谈甚洽，推杯换盏之后，差官酒后出真言，说：“我本天廷瘟疫使者，奉玉帝之命携瘟药前往漳州散布，漳民将死大半。贤兄可暂缓赴任，以免不测。”池然心想，我赴漳为官，正为漳民谋福祉，既知漳民有灾，岂可袖手旁观、苟存于世！不如以一已之躯而救万千生灵，于是伪装怀疑。差官为表诚信，遂自怀中出示瘟药，池然一把夺过，塞入口中，一咽而下。顿时，全身变黑，卒于马巷。里人感其德，建庙以祀。瘟疫使者禀报天廷，玉帝深为感动，赦免漳州一境之灾，敕封池然为“代天巡狩”，威灵元帅、元威将军，立为地神。

不管有无池然其人其事，这则神话应是马巷早期移民的原创。人们把当官为民、造福一方、见义勇为、舍己为人等理念凝聚于池然一身，以体现仁、义、智、勇、善、诚等普适的价值与伦理道德要素，使池王爷成为马巷早期移民族群的“境主”和保护神，也使马巷成为“池王信仰”的原创地、开基地。

奉祀池王爷的“元威殿”池王宫，始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庙址位于五谷市，即“山仔尾”簇生的四棵千年榕树之下［5］。马巷人口口相传，称其为“王爷祖榕”。古榕之下，正有一条官道，往东北经小盈岭通往泉州，往西南经同安通往漳州。王世懋自泉州往同安、龙溪，必走此道，必经此处。这个庙址，这则神话，可以说明这座宫庙的初始性、这尊神祗的原创性。当时的马巷，可能已经有了市廛而尚无街巷，正是由于池王宫、池王爷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才使马巷得以迅速发展。明天启年间（公元1621年～公元1627年），池王宫由“王爷祖榕”迁至现址（五甲尾友民街）。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重修；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里人倡修，期年竣工。宫内二进两面山墙，以白描手法绘制《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的连环画，宫外临街的立面和屋顶中脊、走脊，运用闽南独特的“瓷贴雕”装饰工艺，采用彩色瓷片（俗称碗白玉）切割、拼接、粘贴，塑造出福禄寿禧图景和龙凤、葫芦、太阳球等仙家器物。神龛之上，幔幕之中，端坐着以“厦门漆线雕”工艺装饰出来的池王爷，头戴王冠，身着蟒袍，脸黑手黑，目光如炬。神龛上方正中，高悬着“代天巡狩”匾额，左右两边，则是海外信众和本境弟子敬献的“扬威海表”、“佑我黎民”。楹柱之上，有一副清嘉庆朝闽浙水师提督李长庚（马巷后滨人）题镌的对联：“元气浑沦民物奠，威灵显赫鬼神钦。”

农历六月十八，是池王爷的神诞，也成了马巷的一个重要节日。这一天，不但池王宫周边“角头”（片区）的民众，不分宗姓，家家户户要摆酒设宴为池王爷庆生，还会邀请远近亲戚朋友过来饮宴聚会，名曰“吃六月十八”。池王宫外锣鼓喧天，鞭炮动地；池王宫内香烟迷眼，金烛吐焰。进香者此出彼进，摩肩接踵，人潮翻卷。若遇“角头”大事或请火迎香，还会请乩童“出神”。“神灵附体”的乩童踩在八抬大轿的轿杠上，紧闭双目，口吐白沫，浑身颤抖，一面抡起仙剑或铁刺球，往自己背上砍砸；有时还会摆起“火炭阵”，赤着双脚从炽热的炭火上踏过。遇有民俗节日、家庭世事，百姓都会备办几样精致食馔，先行进宫敬过池王爷。平常日子，总有一些或发财，或得子，或大病痊愈，或良缘喜结的人家，在宫口小横街面向庙宇搭起“锦棚”，搬演高甲、芗剧或者布袋戏、傀儡戏，谢神还愿。一到春节，池王宫口起码要热闹半个月。从宗教意义上讲，春节正是一个天地人神重新整合的契机。人们需要以各种仪式酬神送神、请神求神，抓住新旧交接的机会来祈福祛灾、除旧布新。为了娱悦神灵，各种民间文化活动遂利用农闲时节蓬勃开展，争强斗胜。四乡五路的农民身着戏装，踩着高跷，扮演黑蛇、白蛇、法海或者陈三、五娘、益春，盛设仪仗，旗旆飞扬，音乐间作，这是文出；武出有舞狮有弄龙，更有扮成梁山好汉的“套宋江”，或十八人一阵，或三十六人一阵，耍着刀枪剑戟，先在锣鼓喧天中大汗淋漓地为池王爷套上一阵，然后开拔到较为开阔的学校操场去比拼。正月初九“天公生”，小横街上树起一杆数丈高的巨杉，顶端以鞭炮焰火相接续，巧设机关，搭成错落有致的城楼城廓，这就是“炮仔城”，任一境人士攻打。不拘男女老少、本乡外乡，谁都可以用一枚或一挂炮仗，掷上去把它引爆。有运气的人在经过多少次失败后，猛然出手，甩出一枚火花四溅的爆竹，点燃城上炮捻，刹那间炮声大作，焰火四射，炮仗乱弹，硝烟弥漫，人群抱头鼠窜。攻克者会获得池王宫颁发的一份大奖以及池王爷护佑的一年好运！正月十五元宵节，街上各家糊纸店必糊扎出各种精美彩灯，悬挂到宫口小横街店铺的廊檐之下，比一比各人的构思巧妙，心裁别出，手艺高超，顺便也就为自己的“字号”做了广告。每个小孩，不论男女，都可以向池王宫领取一对小小红烛，用来续点自己的灯笼。孩子们三五成群，提着小宫灯，拉着兔子灯，口里朗声诵道：“迎灯迎富富，饲大猪，起大厝！”从街头一路游玩而去。

池王宫面积很小，只一百多平方米，但它历史悠久，迄今已历400多载风雨；而它的影响，更是深远广泛。四百年来，随着马巷移民的足迹，“池王信仰”播传、根植于台澎金、东南亚以及闽南十多县市。据不完全统计，视马巷池王宫为“正炉”、“祖炉”的海内外池王“分炉”有360多处（1）。即使在文革“破四旧”最为狂热荒唐的岁月，马巷池王宫内部亦毫发未损，只是外立面的浮雕和屋脊上的龙凤仙器受点敲打，不像城隍庙、通利庙那样惨遭灭顶之灾，足见马巷人对池王爷的敬畏之心。

二、古镇马巷文化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古镇马巷在文化保护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虽然政府对古镇文化出台了一些政策进行保护，但还只是局部的保护。对文化中的一些事项缺乏系统性、规范性、长远性考虑。

（一）传统文化濒临变异和失传

传统文化内涵与真实状态正面临变异。依靠口传心授方式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主要表现在：表演形式由复杂变简单，技能降低，内容残缺。如拳术、南音等因历史及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变不免濒临消失。

（二）传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

马巷作为文化遗产生存的空间，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河水污染、镇区内缺少公共绿地，其建筑场所及部分街巷已遭到破坏。缺少各种展览、节庆活动的举办空间场所，制约了古镇物质文化的延承。

（三）文化传承主体散失

一些传统技艺后继乏人，传承人谱系缺失，面临

绝灭。文化遗产保护的机制需要继续完善。在马巷古镇，年轻一代对既不赚钱也不时尚的民间传唱很少有人愿意学习，一些传统手工艺者不再专门做手工活。如拳术、杂耍的师父迫于生活压力，改从其他谋生职业，这大大影响了武术的传播。

（四）文化的“受众群”逐渐消失

丰富多彩的现代文化使当地人尤其是年轻人受到影响。一些传统艺人老化，年轻人在外上学、经商、打工等接受现代文化，他们很少再对传统文化感兴趣。如池王爷信仰习俗活动只有在特定节日期间进行，大部分是老人和妇女。

三、马巷文化未来保护和发展的路径

（一）加强对台民间文化交流与合作

撤厅之后，马巷被取消县治的地位，跟着同安，时而属泉，时而属厦。解放后，马巷在1949年～1958年，属晋江地区；1958年～1970年间划归厦门市；1970年～1973年间复归晋江地区；1973年9月至今，划给厦门市。从此，马巷成为厦门的蔬菜鱼盐生产基地，以第一产业为支柱，摆在岛外之外。改革开放后，周边一些原本比马巷落后的乡镇，突飞猛进，一路高歌。石狮发展成全国著名的服装城、电子城，官桥发展成全国主要的粮食集散中心，水头发展成国际知名的石材城、建材中心，安海发展成闽南重要的通商港口……马巷却停滞不前，步履蹒跚。好在两岸“五缘”文化，特别是“神缘”文化的交流，“池王信仰”的寻根，给马巷的发展带来另一生机。马巷镇区面积仅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也只1万多人，却是闽南重要的华侨和台胞祖籍地。不长的一条马巷街，隔三岔五地便有一座宫庙出现。庙里供奉的却少有位列佛、道谱系的尊神，多是民间自立的，都是以儒家理念与道教仪轨相结合的神祗——这其实也是一个渊源久远的移民社会的历史遗存。

1982年，池王爷的信众“粉丝”自发组织“元威殿管委会”，决定募款维修在文革中被损坏的部分。在文管部门的配合下，根据“修旧如旧”的原则，“元威殿”池王宫庙貌重光。没过多久，1988年，台湾台南县海埔池王府首个进香团经由香港转道，来这里晋谒祖炉，朝拜金身。翌年，由新竹县池王宫牵头，联合岛内各池王庙宇共同组团，赴马巷举行“开基池王祝嘏大典”，进香者达千人之众，连池王宫的原始庙址“王爷祖榕”也隆重祭拜了！自此，台湾各地池王庙每年都有上千人分别组团前来进香。单2009年，台湾就有78个进香团，3200多名香客到此朝拜。元威殿登记在册的台湾定期进香者在15000人以上（1）。香客们跨海而来，自然无法自带香烛“金银”（锡箔），他们用心真诚，出手阔绰，让马巷商人瞄准了商机。于是马巷周边的一些村庄，在织布业衰微数十年之后，把一个新产业创造出来，以前叫作“迷信品”，现在则称之为“贡香产业”。

继台湾多地池王府组团跨海晋谒元威殿“祖炉”之后，马巷池王爷金身数次应邀到台北等地绕境巡视，“元威殿管委会”成员也多次参访台湾各地池王分灵庙宇，并参加在台举办的“海峡两岸池王史迹研讨会”。马巷池王宫早已成为厦门市涉台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两岸民俗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为解决台湾等地进香团持续联翩而来所产生的交通拥塞、安全隐患、环境卫生等问题，“元威殿管委会”这个民间组织，不再只是经管添油、圆签、割香等事务，而是运用现代管理思维，与政府部门联手，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而又切实可行的方案，准备扩建元威殿，拓宽小横街，建设“池王大道”，营造“池王文化广场”，包括池王文化展示厅、停车场和接待办公场所。计划在池王宫景观建设形成规模后，适时申报4A景区，拓展旅游业，使之成为厦门市又一张名片；同时在现有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挖掘、搜集、整理古今中外“池王信仰”资料，积累研究成果，扩展社会效应，积极申报省级、国家级“非遗”，为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及祖国统一大业服务。

（二）古镇文化遗产的产业化经营

马巷有许多文化遗产的存在，所以可以把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产业来经营。保护和经营文化遗产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全面考察现状、多方筹集资金、加强法制建设等诸多环节，但最关键的环节在于促使文化遗产走产业化之路。抢救文化遗产的出路之一在于把它推向市场，使之形成文化品牌，成为一种新兴文化产业。

马巷古镇，一个不大的街市上，各处宫庙、各尊神明的香火鼎盛和祭祀隆重。聚集在这些宫观庙宇周围的食摊食肆，那些采山海的种种出产为食材，以中原传承融合闽越土著与南洋味道的烹调技艺制作出来的“马巷小吃”，什么酸笋鸭、碗仔粿、五香炸、蠔仔饼、满煎糕、豆仁稣、芋包和麻糍，等等。人们在香烟氤氲、鞭炮哔剥的氛围中安安祥祥、消消停停地大快朵颐，流连忘返。这些五光十色的小吃即可以做成一大产业。

（三）古镇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

古镇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它们可以转化成珍贵的旅游资源。

置厅之前的乾隆十一年，马巷已建有一座杰阁，又称文昌阁，祀文昌王，奉朱子像，“士子会文其间”。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时任马巷通判的鲍复康倡建“舫山书院”，带头捐银三百两，得到绅商士庶的响应。此举虽比置厅时晚了近一个世纪，毕竟马巷有了属于自己的最高学府。书院四进，格局幽深，四周围以高墙，院中花木扶疏，果香四溢，建了两年半才竣工。至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舫山书院已有“扃试生童数百辈”，“每届秋试领乡荐者不乏其人”。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书院教学制度废止［4］。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同盟会员洪湛恩、洪晓春等改舫山书院为马巷舫山小学堂，并以学堂为基地进行反清革命宣传。

马巷“南音”艺术活动，始于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以“碧月阁”曲馆的创立为标志，由三乡“楼仔内”一雅好南曲的陈姓富商倡办，延聘乐师，教授琵琶、箫、弦和“指”、“谱”、“曲”，逐渐延展到各村各社，至今尚存“碧月阁”凉伞一顶，檀板一副，已有160年历史。1910年即辛亥革命前夕，由“碧月阁”主办，邀请泉州府属的泉州、晋江、南安、同安、安溪、惠安等地弦友，在舫山书院内搭起“锦棚”，以曲会友，登台竞艺，连续赛唱了一星期，马巷后亭绅士朱阳斧脱颖而出，成为一方人物。

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事业，可以增强游客以及政府对这一资源的重视与珍惜，并促使相关部门对文化资源的进一步挖掘、整理和保护。

四、结语

古镇马巷发轫于宋，形成于明，兴盛于清，而今进入一个全新的现代化建设时期。池王宫、池王爷可以维护这个古镇在社会氛围上的热闹与昇平，但决定马巷繁荣与发展的却是决策者的政策导向与操作取向。近年来，马巷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动作连连，反响不小，印证了古镇的脚印正在与时俱进、与世推移。马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有效保护和合理经营南文化遗产，有利于保持城市的文化特色，推动旅游业发展，丰富当地的文化生活，从而提升古镇形象，增强古镇竞争力和居民的满意度。

注释：

（1）数据由马巷镇池王宫管委会提供

［1］《福建日报》资料室．八闽纵横［M］．福安：福建日报资料室，1980．

［2］吴锡璜．同安县志［G］．厦门：厦门市同安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2007．

［3］［清］怀荫布．泉州府志（乾隆版）［G］．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泉州：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3．

［4］［清］万友正．马巷厅志［G］．刻本．丁惠深，清光绪9年（1883）．

［5］同安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同安文物纵横［G］．同安：同安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编，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