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 野，薛忠义，于水鹏

(大连海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沈从文——一位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中国现代作家，他作品创作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在于探索和挖掘人性。正如沈从文所言:“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做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作为一名有着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沈从文在其作品中对健康圆满人性赞扬，对都市病态残缺人性批评，反映出作家呼吁真善美品德、讴歌人类大爱的人性观。

一、形成沈从文“人性观”的环境

20世纪初期，清王朝的覆灭和共和体制的建立，促使旧中国开始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急速转变，但同时国内军阀混战，侵略者在外又虎视眈眈。面对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中国人，其生命、文化、精神和道德无不受到猛烈的冲击，儒家意义世界的崩溃，导致从士大夫到一般民众的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混乱和怀疑。此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文人作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运用文学作为救亡图存、复兴民族的启蒙工具，重铸中华民族的信仰和品德。在这众多的现代作家中，沈从文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一位。

在沈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里，常常有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一个是生于斯长于斯、直到成人后才离开的故乡湘西，湘西和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处处显示出人性的美好和健康;另一个则是作家离家后所生活的都市社会，他以乡下人的眼光，注视着现代化都市生活的堕落腐化，揭示其人性的扭曲与丧失。在沈从文创作的两个世界里，无论是对人性的赞扬或批判，还是对未知命运的茫然与期待，都能在沈从文哀婉清新的笔调背后，读到他对人类爱与恨的大悲悯、大沉痛。

综观沈从文一生的文学创作历程，他把对人性问题的具体思考巧妙地融入到湘西社会风貌中生活的人物身上，表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人性观。究其原因，这与沈从文少年时期在湘西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沈从文出身于湘西的望族，家中先祖出过清朝的将军、提督，发展到清末变成一个半新半旧的乡村文人家庭。随着清王朝的彻底灭亡，家道中落的沈从文不得已14岁就出去做了湘西土著部队的一名小兵。几年的军营生活，令沈从文目睹了自己所在的部队实质上已经沦为各地团总的杀人工具，无数无辜的平民只因得罪了地方权贵就被说成土匪变成了冤屈的“刀下鬼”。在《我的教育》一文，沈从文就以冷酷的讽刺笔调写道:“今天又送来七个，大家似乎都很欢喜，因为这些土匪由团上捉来，让我们分别杀戮或罚款，并且团上对于匪徒家事全很清楚，不会遗漏也不会错误。省事很多。”［2］少年时的沈从文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军队并未推动中国的复兴，相反阻碍了整个文明社会的进步。军队生活使沈从文亲身体验到专制的独裁统治给人民带来的不幸和压迫，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扭曲变形。渐渐成熟的他开始考虑改行，考虑如果暴力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那么社会和人的出路在哪里。在军队生活的后期，沈从文开始把工余时间花在读书上。他潜心研究中国旧文学、文化、历史，大量阅读明清白话小说和旧体诗歌，同时他又从凤凰的黄家、熊家、聂仁德姨夫家这些富于维新精神的亲戚家学到了大量的西方知识，吸收了他们开明、不拘一格的革新精神，也开始第一次接触郁达夫、郭沫若的创造社刊物《改造》《新潮》。通过对古今中外文化的学习吸收，再加上自己早年对人性阴暗面的认识和人生无常的体验，眼界和人生都不断变得开阔的沈从文形成自己的人性观。1922年，20岁的沈从文离开湘西，离开军队，来到北京参加文化复兴运动，希冀在中国重新树立起真善美的人性观念。

二、沈从文对健康与圆满情怀人性的讴歌

人性美，在沈从文心目中，就是一种人类的“爱”。［3］于是，在沈从文创造的湘西世界里，可以看到很多表达人类“爱”的文学作品，这其中有亲子之爱、男女之爱、朋友之爱等。爱成为沈从文肯定和赞扬人性美的表现手段，他试图通过爱和美来解决人类社会人性分裂和异化的问题。爱可以让心与心靠近，爱可以净化污染的心灵，可以拯救堕落的灵魂。人性的流露只有在爱中才会有美，如果人类之间没有爱，则人类与动物毫无差别。

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中，能够表达爱与美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其中《边城》中的表现最为完整。纯洁无瑕、优美健康的少女翠翠，与爷爷住在边城茶峒渡口。想到因为女儿无法和心上人在一起才殉情得来的外孙女，爷爷便分外宠爱翠翠，生平最大的牵挂就是为翠翠找一家好人家。了解到翠翠心系船总二少爷的心事，就尽力达成翠翠爱情梦想的实现。在生活上爷爷无微不至地关心翠翠，不让她坐夕阳下的热石头，唯恐翠翠体弱生病;在感情上体谅、理解翠翠的心思，在翠翠难过或者孤单时就为她讲笑话、说故事、唱歌。而翠翠对爷爷也是关心备至，担心醉酒的爷爷路上出事。爷爷去世后，知道了爷爷为自己所做的努力和他的无奈后，哭了一个夜晚。在《边城》里，除了翠翠和傩送悲剧无望的男女之爱，翠翠和爷爷之间感人之深的亲子之爱更让人为之动容。

同样令人动容的还有《三三》里的母女之情。三三是在碾坊里长大的孩子，妈妈十年前嫁给守碾坊的杨。三三5岁，爸爸就丢下碾坊同母女死去了，母女俩从此相依为命。母亲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三三，给她做精致的围腰，带她出门做客，连出去玩耍也怕她晒坏了。为了女儿的终身大事，母亲更是尽心尽力地联络当地团总，又含蓄地问三三对于白脸青年的态度。在《三三》里，一个关爱女儿、因为贫困却竭尽全力让女儿生活得更好一点的母亲形象跃然纸上。

表现男女交往的爱情是沈从文湘西世界作品中表现人性的一个重要主题。翠翠与傩送(《边城》)、龙朱与寨主女儿(《龙主》)、小寨主和自己的情人(《月下小景》)，在湘西，爱情绝不是城里那些物质的、虚荣的、丑恶的欲望，爱情意味着纯洁的占有、自由的天性和庄严的生命。《媚金·豹子·与那羊》是一篇湘西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媚金和豹子两个青年人的爱情终于在彼此热情的歌声里瓜熟蒂落，相约在山洞里将自己交给彼此。然而豹子为了找寻一只最美的山羊给媚金做定情信物而耽搁了时间。刚烈的媚金以为自己遭人玩弄和欺骗，用一把匕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迟到的豹子眼看因自己的失误导致情人离去，悲伤地用同一把刀子刺进了自己的胸膛，用生命和热血证明了自己对爱情的忠诚，捍卫了作为人的尊严。

爱和美的描写贯穿了沈从文湘西作品，成为沈从文人性主题的重要表现形式。除了爷孙、母女之间的爱和纯洁美丽的男女之爱，还有湘西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无私的朋友之爱。《长河》中温和善良、大方淳朴的夭夭，她像亲人一样对待那个无家无室、无儿无女的老水手满满，处处照顾，呵护有加。《卒伍》里的莲姑，对家道中落、无依无靠的穷小子“我”来求助，不仅不予鄙夷，相反热情有加，犹如亲人。

通过对湘西风情人物的抒写，沈从文无时无刻不怀念童年时体会到的湘西人民身上的美好品德和人与人之间朴素无私的爱与关怀。正是人间爱的这份温暖和幸福，让沈从文相信人性的美好和可贵，并在终其一生的文学创作中讴歌爱和美。在他看来，爱和美能够弥补人性分裂，调剂人性冲突，是人性中健康和圆满的最高层次和核心。

三、沈从文对病态与残缺感伤人性的批判

作家沈从文追求爱和美、向往自由人生的人性观，不仅仅表现在他对湘西各阶层男女老少美好人性、可贵品德的热情讴歌上，还充分表现在他成年后来到都市对上层社会名流残缺人性、病态心理的揭露和批判上。人性礼赞和人性批判，是沈从文构筑其人性神庙时齐头并进的同一个工作的两个方面，是他人性思考的两个维度。［4］

改良人生、启蒙人性，是“五四”文学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中国一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现代作家对文学创作的自觉选择。而人生的改良和人性的启蒙，归根到底在于对人行为举止的揭露及改造。在这方面，鲁迅等左翼作家对社会底层国民劣根性的揭示与批判和沈从文揭露“上层社会的堕落”、鞭笞人性的丑恶，其动机和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重铸国民灵魂，重造美好朴素的人性。在都市小说中，沈从文将自己曾经抒写美好田园、赞扬少男少女纯洁无瑕的爱情的笔触犀利地指向被现代工业文明奴役的都市人的人性堕落和异化。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学界受人敬重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名流宴会上优雅得体的绅士淑女，他们一个个虚伪、庸俗、怯弱，森严的社会秩序、僵死的生活规则、繁多虚伪的礼节和道德观念压抑了他们真实自然的感情和本性，使他们的人性在都市繁华中渐渐残缺、病态，进而丧失。

在小说《有学问的人》里，天福先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绅士的礼貌”。可是在一个妻子孩子都出去的黄昏，妻子的好友，离婚的年青女士周小姐来访。面对着周小姐不动声色的女人的诱惑，充满了雄性动物天性的天福先生也心猿意马起来。他在周小姐面前谈黄昏、谈自己的太太和家庭生活，“野心已在这体面衣服仪容下跃跃不安了”，“想做呆子的事”。可是满脑子物理定律的“知识学问”和“道德身份”让他空有贼人的心思，没有了“猛如豹子擒羊的呆子气概”的天福先生，在女人和情欲面前畏首畏尾、顾虑重重、丑态毕现，受到了女人暗中的嘲笑和轻视。在这里，天福本不应该对妻子的朋友产生情欲上的妄想，而一旦产生了又百般压抑和忍耐，其心理产生了严重的病态，人性的残缺使他成为一个不完整的“阉人”。

沈从文将城里人这种缺乏生命力、压抑真实感情的人性的残缺称之为“阉寺性”。而在作家多篇批判残缺人性的文章中，都市小说代表作《八骏图》中对“阉寺性”的刻画最为形象和深刻。在这篇作品里，沈从文描写了八个大学里的学者、教授，他们都是满腹经纶、才华横溢、道貌岸然的有学问的人。一个个俨然社会支柱的化身，骨子里却“人人都无个性，无热情”，心理情感之贫乏甚至不如普通人。全文以主人公也是一位大学老师的周达士为第一人称，“我”在写给未婚妻媛媛的信件中，就不无嘲讽地描写了几位教授。教授甲的桌子上摆着六个孩子围绕夫妇俩的全家福照片，而自己的白麻布蚊帐里放的不是香艳诗集就是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图。教授乙和“我”去海边散步，注意力全被海滩上的青年女子吸引，却还一本正经地指责女子们游戏人生。教授丙来到“我”的房间做客，却对墙上的希腊爱神照片目不转睛。而教授丁则在内心对女人充满了自卑和变态的心理，他爱上了一个女子，却告诉“我”，他“始终不让她知道我爱她”。教授戊的婚姻观、爱情观看起来“超脱”，实则隐藏的是不和谐的婚姻关系以及与教授丁一样对女人的自卑感。教授庚看似文静贤淑、端庄自重的教师女友，却时时刻刻用眼神勾引着、暗示着“我”，导致“我”最后也为了这样一双眼神而心神不宁，对未婚妻谎称生病推迟了回家的时间。在《八骏图》中，可以看出作家对都市知识分子独特的讽刺并非以锋利辛辣取胜，在讽刺中还带着哀叹和怜悯。沈从文在批评他人的同时，也在解剖自己进入都市以来身上逐渐失去的东西。

对人性的深刻刻画是沈从文文学世界贯穿始终的主题。沈从文借湘西世界中的美好人性来塑造中华民族品格，追寻的是人性的健康和圆满，以及人性和现代社会文明、健全、和谐的发展。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2.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5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214.

［3］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91.

［4］康长福.沈从文文学理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89.

［5］王一如.人性恶与人性善的选择——芥川龙之介和沈从文作品之比较［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1(11):214-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