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元

(防灾科技学院 人文社科系，河北 廊坊 065201)

何休是东汉后期著名的今文经学家，他的学识与著作是围绕着对《春秋》的解经和《公羊传》展开的。《公羊传》是两汉今文经学派最为重要的解经著作，其对《春秋》义理的解说，最能体现今文学派的学术和政治主张。范晔《后汉书》言:“(陈)蕃败，(何)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又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皆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休善历算，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1］其中，《春秋公羊解诂》以及何休与郑玄之间围绕着《春秋》问题的辩难最具代表性。《春秋公羊解诂》，为本是《春秋》解经文本的《公羊传》再作解读，通过对其体例特色的分析，可以看出该著作保留了公羊学说的主体特色，又体现出学术融合的时代主流和自身的个性因子。

一、《春秋公羊传解诂》可归入“传”体，又是对“传”的再注解

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在东汉经学中，是一个著名的异类。本来，《公羊传》是汉代经学的主流文献，何休的注本又是古来公认的最佳，他理应是时代的宠儿，但是，何休生逢的东汉后期，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官学逐步败落，时代的潮流已然不站在他那边了。何休一心想要恢复上一个时代的辉煌，他本人是足够杰出的，但现实给了他无情的打压。他为自己的《公羊传》注本写序道: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也。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让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恨先师观听不决，多随二创。此世之余事，斯岂非守文、持论、败绩、失据之过哉! 余窃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2］2190

当时古文学家是将今文学看作整体都腐朽了，而能够认识到自身学派危机的今文学家，却并不认为是今文学的根基有问题，而是今文学中的“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那一类人，给学派抹了黑，使对立者有可乘之机，而学派本质上还是好的。何休以“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的苦力，写出《春秋公羊解诂》，希望以自己的力量，使《公羊》学回归本义。

“解诂”，即“解故”，以《解故》为名之书，西汉时有《汉书·艺文志》载《尚书》“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对大、小夏侯之书言:“解故犹云解诂也……解故与章句异者，解故重在诠释训诂名物，其辞简略;章句主于疏明经旨大义，文较繁滋矣。”［3］其实，“解”与“诂”，是应该分开来看的两种文体。在大、小夏侯的书中，“解”的部分占得少，“故”的部分占得多，基本可以划归为与《诗》鲁、齐、韩诸家皆有的单以《故》为名的著作，为训诂之体。但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可不是如此，它不仅不是重在训诂的书，甚至训诂的成分还特别少。何休之书是扩大了“解”的部分，以之为主体，而缩减了“诂”的部分。

“解”是一个会意字，《说文解字》言:“解，判也。从刀判牛角。”［4］就是用刀将牛角剖开。所以就有了分解、分析的意思，解释、注解这样的词汇亦由此而来。将本文进行分析，作出注解，这是解经工作的基本任务，所以，以“解”来命名解经著作，是非常自然的。如《韩非子》中的《解老》篇，它体现了早期带有注释性的传体的文体形式，先讲经，后引出所讲之经文，虽不附经，而其行文之顺序与经典本文相符。所以何休《春秋公羊解诂》这一类的注释著作，从文体上来讲，是可以归入传体的。它的基本体式就是随着《公羊传》的行文对传文作出解读评判，以期辨明《公羊》大义。东汉还有郑兴《周礼解诂》、卫宏《周礼解诂》、郑众《周礼解诂》、贾逵《周礼解诂》、卢植《礼记解诂》、贾逵《春秋左氏传解诂》等以“解诂”为名之书见载。这些书的体式略有不同，它们有的是针对“经”的，如《周礼解诂》(古文家将《周礼》视为经)，有的是针对传的，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即是对《公羊传》的注解。《公羊传》本就是对《春秋》所作的传，是解经之作，而何休在此基础上再解传，就是更加了一层解释的构造。这种对传再加注解的文体，后世较多地称为“注疏”。后来，唐代徐彦又在何休的《解诂》基础上作《春秋公羊传注疏》，成为“十三经注疏”中的定本，则是在《春秋》—《公羊传》—《公羊传解诂》—《公羊传注疏》的解释结构中，加上的第四层了。《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何休《解诂》但释传而不释经，在汉末仍然别行，没有附经。很可能是徐彦作《公羊传注疏》的时候将《春秋》经文、《公羊》传文、何休《解诂》与他自己所作的《注疏》合并到了一起。

二、《春秋公羊传解诂》对义例的开创与整合

何休自序言“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何休据“例”而成书，《解诂》中也很鲜明地讲求“例”。钱基博《经学通志》总结《解诂》:“大指以为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贯以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而三科、九旨之于七等，表里为用，义最宏大。”［5］

义例仿佛抽象难懂，其实也简单，它本就是为了以简驭繁而提炼出来的。它是从整体文本中总结出来的主旨、体例，也就是写作方法和理解方法。作者依据这些义例来写书，读者亦依据这些义例来读书。它是一条线索，贯穿在作者和读者的两重领域里，辅助文本意义，尤其是重要的主旨或体例，在作者与读者之间传达。掌握了义例，往往就意味着掌握了理解一个文本的钥匙，所以解经者特别重视它。

何休所做的工作，不仅是“回归”公羊义法，他毕竟身处一个今文渐落古文渐起的新时代，他为《公羊传》作注解，一定是要“创新”才能争胜的。

东汉学术由专家向博贯之发展趋向，不仅体现在标榜通学的古文学派中，今文公羊学的代表人物何休的《解诂》，亦是这种趋向的结晶。他在序中言“据乱而作”，是要将公羊义法作整合，以应对经学发展的需要和《左氏》学强大的争衡之势。所以他并不尊奉已经有成熟发展的某一家公羊家法，他的五始、三科、九旨等条例虽亦是继承公羊前学而来，但是他本人的开创与整合特别突出。他的雄心，是在变化了的环境之下，为公羊学再发一次义理，再定一次义例，再作一次注本，再开一派家法，稳住阵脚，还要攻击异论。

三、以“初税亩”为例来看《春秋公羊传解诂》的具体解经方法

何休的《解诂》是足够杰出的，虽怪异之论不少，但具有经学大家的气度与眼光。来从对比中看特色，以“春秋三传”对《春秋·宣公十五年》中之经文“初税亩”的解读为例，即可窥见一斑。

《左传》言:“‘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借，以丰财也。”［6］《穀梁传》言:“初者，始也。古者什一，借而不税。初税亩，非正也。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7］三传整体的篇幅，《左传》最大，但是对“初税亩”的解读，《左传》最为简略。因为这件事的背后，并没有什么史事需要记录。而《穀梁传》则特别侧重解释了井田的具体制度。初税亩在中国财政税收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但是，在三传看来，这是一件不合礼法的事，是对井田制的破坏。再来看《公羊传》和何休的《解诂》:

《公羊传》:初者何? 始也。税亩者何? 履亩而税也。

《解诂》:时宣公无恩信于民，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故履践案行，择其善亩谷最好者，税取之。

何休的《解诂》将《公羊传》的问答体改成了直接论述。这一句是作背景交代。《公羊传》是针对遣词的，“初”是什么意思，“税亩”是什么意思。何休在补充初税亩的历史背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政策。

《公羊传》: 初税亩，何以书? 讥。何讥尔? 讥始履亩而税也。何讥乎始履亩而税?

《解诂》:据用田赋不言初，亦不言税亩。

《公羊传》:古者什一而借。

《解诂》:什一以借民力，以什与民，自取其一为公田。

《公羊传》仍然专注于微言大义。为什么《春秋》要记录“初税亩”?是要讥刺。为什么要讥刺?因为从这里开始，按照田亩的多少征税了。为什么要讥刺按照田亩的多少征税?因为古来是实行什一而借的井田制。何休《解诂》亦解释了为什么这里要用“初”与“税亩”的说法，与哀公十二年的表达相对比。宣公十五年与哀公十二年是相似的变更田赋古法的情况，但是哀公十二年的表达是“春，用田赋”，这是因为，宣公十五年这次，是开端，所以要特别用“初税亩”这样的字眼来讥刺、非难。

《公羊传》:古者曷为什一而藉?

《解诂》:据数非一。

《公羊传》: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

《解诂》:奢泰多取于民，比于桀也。

《公羊传》:寡乎什一，大貉小貉。

《解诂》:蛮貉无社稷宗庙百官制度之费，税薄。

《公羊传》接下来解释为什么要采用什一而借的井田制。它的论证思路，是将井田制作为中正，刚刚好。如果多了，就是“大桀小桀”，何休说这也就是横征暴敛的暴政;如果少了，就是“大貉小貉”，何休说这也就是不明制度的蛮夷。多了少了都不对，只有井田制是最合适的。何休《解诂》紧贴着《公羊传》的暴君和蛮夷的比喻而解，使比喻的意思更加明确。

接下来，是《公羊传》解释“初税亩”的最后一句话，何休做起了一大片文章，是《公羊解诂》全书中特别著名的一段:

《公羊传》: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

《解诂》: 颂声者，太平歌颂之声，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经传数万，指意无穷，状相须而举，相待而成，至此独言颂声作者，民以食为本也。夫饥寒并至，虽尧、舜躬化，不能使野无寇盗; 贫富兼并，虽皋陶制法，不能使强不陵弱，是故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庐舍二亩半，凡为田一顷十二亩半，八家而九顷，共为一井，故曰井田……井田之义; 一曰无泄地气，二曰无费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财货。因井田为市，故俗语曰市井……四海之内莫不乐其业，故曰颂声作矣。［2］2286

《公羊传》此章的收尾之语，“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是延承上文而来，上文说到如果不采用井田制，就是暴君或蛮夷，只有什一而借的井田制才是天下之中正。引发何休这一大片文字的，是最后一句话“什一行而颂声作矣”。将田赋制度与诗歌创作联系在一起，这就涉及另一个重要的文艺问题，《公羊传》又没有展开，所以何休感觉到这里作出详细解释的需要。

何休《解诂》先解释“颂声”是什么，是太平歌颂之声，帝王之高致也。然后解释这里为什么要说“颂声作”，也就是为什么本来说的是田赋制度，却联系到歌颂之声上去了，是因为民以食为本。井田制就是保障民不饥寒的有效制度，何休用了一大段对井田制进行非常详细的解析，不仅说到制度的细节，而且说到此制度带来的效应，其细致远胜《左》《穀》二传。然后说到由井田制所引生的人民编制，在以“里”为基础的单位之中，里正的职能和人们在四季的作为。因为井田制保障了人们的生活太平，食作为本立起来了，那么，颂声就要作了。

接下来，在这样和谐有序的背景之中，何休开始说诗歌的创造与采集。“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2］2286何休对诗歌的创作论，鲜明地提出来“怨”这个字，将“诗可以怨”的观点从兴观群怨中特别突出出来，展现出何休对诗歌的个性认知，成为《公羊解诂》全书中一颗闪光的明珠。钱钟书《七缀集》之中，就特别提到何休在这里的言语:“《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初税亩’节里‘什一行而颂声作矣’一句下，何休的《解诂》也很耐寻味……《传》文明明只讲‘颂声’，《解诂》补上‘怨恨而歌’，已近似横生枝节了;不仅如此，它还说一切‘歌’都出于‘有所怨恨’，把发端的‘太平歌颂之声’冷搁在脑后。陈子龙认为‘颂’是转弯抹角的‘刺’;何休仿佛先遵照《传》文，交代了高谈空论，然后根据经验，补究了真况实话:‘太平歌颂之声’那种‘高致’只是史书上的理想或空想，而‘饥者’、‘劳者’的‘怨恨而歌’才是生活里的事实。”［8］不过何休虽突出了“怨”，但他对诗歌功能的认识还是很完整的。“相从而歌”，则是“群”的方面，“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是诗歌反映现实的功能，是“兴”和“观”的方面。还有采诗，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他们到民间求诗，从乡到邑，再到国都，再到天子，使天子不出牖户而尽知天下疾苦。这里何休说“尽知天下所苦”，又是特别将“苦”突出出来，与前面对“怨”的突出一脉相承。何休一方面说“颂声作”，一方面又突出“怨”与“苦”，看起来是悖反的，《鲁颂》之中，并没有怨恨讥刺的诗。难怪钱钟书先生要说何休是先说了圣王高致的理想，又回到艰难苦恨的现实。

然后何休又说到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到乡学，到庠，到国学。还有考功授官的制度。最后再回到井田制本身，它保证了三年余一年之蓄，九年余三年之积，三十年而有十年之储，即使遇到大水、大旱，民众也不用担心，四海乐业，所以颂声作。这一大段解说《公羊传》“什一行而颂声作矣”的文字，是一幅由井田制生发而来的安居乐业的理想图。

“怨恨而歌”与“知天下所苦”的字眼，在这幅和谐的理想图里，确实显得刺眼。钱钟书先生的意思，是何休用现实的残酷来反衬理想的虚无。这是很有创见的说法，也很有艺术创作的感觉，但是，何休的《公羊解诂》，毕竟是一个解经的注本，他的志愿是发扬《公羊》大义的，如果何休认为三代的井田制与和谐社会是虚无的，这与他的学术背景和作书意旨显然不和。何休这样来解“颂声作”，那么他一定是认为怨苦与颂声不矛盾。亦可转念想，和谐社会并不是粉饰太平的同义词，诗的兴观群怨功能，适用于任何一个时代，在美好的时代里，也同样允许怨苦之声的存在，而怨苦之声能自由地发出来，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才正是社会的美好的体现。何休生在汉季乱世，他对诗歌的认知，偏向于“怨”的一面，是很正常的，在描述理想社会时，他将怨恨而歌纳入社会美好的表现之一，也是自然而然的。当然，这样的观点，是基于何休的个性认知，若是原来的官方注本，显然是不允许的，但是何休这样的私家注本，则可以允许，还成为亮点。

何休《公羊解诂》，并不完全是贴合着《公羊传》原文的解释，在大量的解析《公羊》传文的工作之外，也由传文出发，在解经文字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上文这一则对《公羊传》的解读，篇幅较长，但并无冗语，他对制度的解读，对效应的描述，对关联的分析，都对理解原文有直接促进。何休并没有脱离传文去自作一篇文字，也能体现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既发扬原文义理，又体现自己的个性，这是解经的至境吧。

四、结 语

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在当时看来好似是公羊学的苟延残喘，但从整个学术史来看，它的意义很重大。它使得作为两汉今文经学核心纲领性文献的《公羊传》，有了一个产生在汉代的杰出注本相随而行，保留了公羊学说的主体特色，又体现出学术融合的时代主流和自身的个性因子。如何对传文再作进一步的解读，何休作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尝试。

［1］范 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582.

［2］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25.

［4］许 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94.

［5］钱基博.经学通志［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57.

［6］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1887.

［7］十三经注疏·春秋穀梁传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415.

［8］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2: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