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丽华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人文分院，浙江宁波 315212)

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诞生于多重压迫与多重反抗的语境之中，它要讨论的问题是在性别之外，重新审视种族、国家与阶级等问题之间的关系。该理论面临的最主要任务便是如何调节民族主义与女性主义。他们力图重新建立一个“女性”群体的议题以超越文化、地域、国/族①“国/族”, 是由英文文献中的“nation” “state” “nation-state”翻译而来. 在以往的文献翻译中, 学者根据个人习惯或语境需要翻译成了民族、国家、国/族. 但众所周知, 这些词语本身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存在一定的含混, 涉及到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时候就更加复杂, 有时候它们针对的是民族主义, 因为很多问题的讨论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主权内部; 有时候针对的是国家主义, 例如多民族在殖民时代结束后建设独立国家的时候. 所以单独一个词语似乎无法与之对应. 根据近几年港台及大陆学者的文章, 使用“国/族”似乎成为了主流, 该词能够涵盖国家和民族的意义, 但是又有时候能够更多地指向国或者族, 能作为偏正词语使用, 更好地保留这个词的“歧义”.议题对女性的分裂与争夺，但民族主义却要加强这些疆界来抵抗霸权。保卫女性还是保卫民族疆界，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左右为难。正如奥黛洛德在《谁说这很简单》[1]中写道：

然而，受着镜子和

床铺的双重束缚的我

赞成性别的

也赞成肤色的事业

我坐着，自问

究竟哪一个我

将在所有这些解放以后生存？

对国家/民族与性别的关注成了后殖民女性主义作为独立理论的一个鲜明标志。殖民女性主义理论重新界定国/族主义中的性别歧视，并分析国/族话语在何等程度上借用、收编了女性议题，从而在这一宏观话语中寻找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主体性，防止国/族运动成为男性中产阶级夺权的工具。虽然他们的探讨并不尽善尽美，但女性主义在理论上介入到民族主义的话语建构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积极的探讨，他们努力摆脱民族主义的性别意识盲点；同时对女性主义话语扩大批评范围，把性别问题放到一种动态的关系中来寻求政治差异，增强实践价值，都具有更深广的意义，使很多问题、很多立场都可以在性别这个平台上展开讨论。这是一次重要的理论上的“越界”[2]。

从历史上看，民族主义的兴起给予了女性主义发展的契机，19世纪末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民族主义风潮中，妇女问题其实是建构在整个男性中心关于民族国家建构的论述中。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女性主义运动似乎就一直伴随着国/族运动，它并不像西方主流女性主义一样作为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好比中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运动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和社会革命运动，作为历史上反抗压迫的社会革命的酵素而附属于社会革命运动之中[3]。正是男性精英分子基于对阶级、种族、民族压迫的反思，将妇女这个千百年来备受压迫的群体，在家国神话的重构中置换成家国遭受蹂躏或璀璨的象征与借喻，于是妇女的压迫问题才取得了男性精英分子的重视，妇女的解放问题因此得以与救国建国大业并置。在第三世界国家，男性把女性作为实现国家主义目标的工具，而女性则通过国家主义才进入了政治领域。所以国家、民族与性别等议题，互相纠葛交织，妇女实际的处境不仅不能脱离民族/国家的语境来理解，妇女根本上说就是民族/国家计划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后殖民女性主义到底该如何处理女性问题与国/族问题的关系，成为了其理论的核心议题。

一、她们认为应打通家/国，公/私的界限

对于广大女性而言，生育是最关切私人体验的问题，因此常常被限定为女性的私人空间。但是生育问题的地位却非常暧昧，民族主义者出于斗争的需要将之在私有空间和公共空间中移动。我们看到在历史的实际层面上妇女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民族话语的制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扮演着繁衍种族的重要角色，妇女的生育能力是维系一个民族兴衰的重要指标之一。“如果女人不愿意做母亲,那么国家也将衰亡。民族的母亲,即女性这个整体,是我们斗争中的巨人。”[4]88于是女性为了配合民族主义的话语往往首先就是要交出自己的基本权利。生育问题被统摄到民族主义的计划之下，各个国家都制定国民生育计划，来规定妇女应该如何生、生多少。可以说在生理学意义上,妇女是实现民族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关系到民族的未来。因此妇女的生育由国家控制，在民族需要的时候，妇女生育这样在传统上被限定在私人空间的行为就变成了民族的建构性的力量而进入历史前景。民族国家首先要求妇女能生育健康的孩子,其次要能培养优秀的孩子,最后还要根据国家的需要确定生育的数量。要生育健康的孩子,就要重视女子的身体锻炼,提倡女子体育；要培养优秀的孩子,就要重视女子教育；当人口缺少,尤其是战争时期,政府大力提倡妇女多生孩子。例如伊拉克因两伊战争伤亡惨重,政府于是强调妇女作为母亲的作用，大标语牌上写的是“生育更多的孩子保卫祖国是妇女的民族责任”。但当人口过多时,国家往往又大力提倡计划生育,妇女承担了更多的节育、流产、绝育责任。可以说有效地控制第三世界妇女的身体是作为整个民族事业大话语中的一部分，对妇女生育的控制或鼓励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一项国策。这一切就证明了女性其实一直是在用自己的身体参与着国/族话语的建造过程，但吊诡的是，她们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地位，在民族国家度过危机之后，在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里却又被放逐到一个非常次要的位置，充当背景，女性的生育再一次回到私人空间，不能与男性的参与获得相应的对待。这种公/私的分界，其实就是有效地利用了女性生育所具有的暧昧性，既可以在国/族需要的时候进入中心话语又很容易按照传统观念将之放到私人话语中对之轻描淡写。因此后殖民女性主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症结，如果需要在国/族的叙事中突出女性的历史地位，就要打破男性意识中的家/国，公/私的划分，对女性所做出的历史贡献给予恰当的评价，她们应该和男性一样，既然曾经被推到历史的中心就该获得主体性地位。

再如男性精英提倡的“女子经济”问题。在性别分工基础之上的女子经济,妇女的实质是劳动力的“调节器”。缺乏劳动力时,国家鼓励妇女出来就业,失业严重时,国家又鼓励妇女回家。这也说明了国/族话语的国/家、公/私分界，民族主义为了控制公共领域而对私人领域中的妇女加以控制。在历史上女性甚至直接参与抵抗殖民战争、国家解放运动，此时国/族话语同样积极鼓励女性走出私人领域，投入抵抗战争，并且在国家的解放斗争中，妇女从属于男性的思想被抛弃，危机的形势迫使男性接受并且承认妇女是他们在斗争中的同志，如在古巴、安哥拉、尼加拉瓜甚至中国。但当危机过去，女性曾经做出的贡献往往就被故意忽视，旧的性别主义模式常常再次出现，于是形成了两个性别之间的对抗。有学者以中国妇女的处境为例，说明第三世界妇女问题总是与国家话语相纠葛，“中国妇女如同其他父权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同胞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要求为了更远大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牺牲延宕了她们的需求与权益，每当有政治危机时，她们就不再是女人，当危机过去，文化重建之时，她们又恢复了传统的妻子与母亲的角色，同心协力地致力于秩序的重建。”[4]260如果不对女性在公或者私的领域中做出的贡献进行公正的评价，不打破这个公/私的界限，就不能看到女性如何创造了历史。

后殖民女性主义要做的便是从各个方面寻找属下女性在国/族斗争中的历史主体性，需要从国/族大话语中逆向读出女性的声音来。例如斯皮瓦克曾在《属下能说话么》中记载了1926年北加尔各答的一位年轻女子普巴内斯瓦丽·芭杜丽在父亲简陋的公寓里上吊自杀的事件；而黑人女性极力发掘黑人妇女为保存黑人文化在神话传说、布鲁斯、百衲被等各个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美国华裔文学则记录了早期移民妇女开拓新生活的贡献等。只有打破固有的公/私界限，努力发掘各个不被正史所注意的细节，这些被湮没的女性的踪迹才可以浮出历史的地表，这正是后殖民女性主义努力的方向。

二、谨防以国/族主义话语来侵犯女性的利益

他者女性“一直以来被两种忠诚撕扯着，一方面是对种族的忠诚，另一方面是忠诚于自己的性别，选择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意味着对自我的对抗，但是她们几乎总是把种族利益放在性别利益之上，即为了种族利益而牺牲了她们作为妇女和完整人性的自我。”[5]但是男性中心的国/族话语却习以为常地将国家民族利益凌驾于女性利益之上。这种现象比比皆是。例如黑人民权运动忽视女性议题，学者重写印度史时的性别意识淡薄等。即使在当今世界，如这种侵犯女性利益来图谋国/族大业的倾向仍旧存在，例如以色列驻纽约领事馆为宣传以色列的形象，促进以色列的旅游业，在美国著名男性杂志《马克西姆》月刊以《以色列国防军中的女人们》为题，刊登了五名前以色列女兵的半裸照。该杂志称：“她们的魅力无人可挡。”领事馆认为，对年轻男性来说，利用“性感女郎”宣传最有效。后殖民女性主义者则严厉抨击了这种以种族政治为托词来侵害妇女利益的说法、做法，指出这是“一项鼓励恐怖主义的色情活动”①参见: 网易国际新闻. 以色列在美国杂志刊登女兵半裸照[EB/OL]. [2012-09-22]. http://news.163.com/07/0622/03/3HIF7K6G0001121M.html。

另一种现象是同阵营的男性在国/族主义的掩护下实施对女性的迫害。例如印度小说家西多瓦在代表作《分裂印度》中通过塑造阿雅和冰果人这两个人物,还原历史原貌，解构男性的国/族话语。在民族冲突中，有些男性假借着捍卫种族纯洁性、报复其他种族的名义，压迫、宰制、欺骗、侮辱比他们更弱小、缺少自卫能力、没有言语权的女性属下,满足自己的私欲。小说中的冰果人本来也是分治这场政治动乱的受害者，“我一想到火车上被残害的尸体,我就失去理智……”。然而,冰果人更是一个令人痛恨的施暴人，冰果人假借清除异己的名义通过对异教徒阿雅身体的占有,发泄了自己的仇恨,达到为同族人复仇的目的,同时还满足了自己的私欲,把和平时期对自己不屑一顾的“美天鹅”变成了任由自己摆布的“玩偶”。

20世纪40年代的印巴分治是经常被讨论的例子。在这场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斗争中，妇女成为主要的性暴力受害者，估计有7 500万妇女被异教徒男人强奸和拐卖。而她们的遭遇无人问津甚至没有进入政府文献，女性主义学者只能去寻找口述史。布塔丽娅通过研究口述史指出在迁徙途中，除了遭受到男性异教徒的性暴力外，还会在遇到危机时遭到同族男性的杀害，他们认为女人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一旦落入别的宗派的男人手中，要么被迫改变宗教信仰，要么被强奸，怀上异教徒的孩子，这样女人不仅失去了贞节，整个社群和种族的纯洁性也会因而受到玷污。因此当他们没有能力拯救女人时，不少男人便把家族的女人杀死，并说她们是殉教[6]。后殖民女性主义就是要努力发掘这些历史时刻，男性如何在国/族叙述的大旗下实施着对女性利益的侵害。

三、对民族主义的一系列概念和计划持批判和冷静的态度

后殖民女性主义提倡妇女参与民族解放，是出于双重目的，一是救国,二是救己，也就是在救国的同时进行妇女解放运动。由于民族主义所主导的民族解放被置于首要位置,妇女解放被置于次要地位，虽然民族解放为妇女解放提供了机会和空间,妇女也用参加民族解放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不可或缺性,但民族解放的目标与妇女解放的目标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同样是提倡女子教育，女权主义更注重培养女性的独立人格和自立精神,培养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而不是将女性仅局限为“贤妻良母”。同样是提倡女子职业，他们主要是从妇女解放、经济独立、男女平等的崇高目的出发，而反对将妇女当作廉价或以色相招徕顾客的劳动力。因此后殖民女性主义必须学会冷静的对待和辨析国/族主义者提出的许多概念。

比较关键的问题集中在本土文化传统与女性主义的关系上。在亚非拉，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融合在一起，因此对民族身份的确认就成了反对殖民剥削斗争的形式之一，而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确认常常和推进历史的条件相矛盾，这就形成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7]。国/族主义者为了建立可以和西方帝国主义抗衡的话语需要本土女性承担文化的象征，大力鼓动后殖民妇女的“国/族”热情，努力去做本土文化的保存者，并不区分这个本土文化是否有必要保存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对女性切身利益带来了损害。那么对于这样一些国/族主义的计划，需要保持批判的态度。后殖民女性主义在研究中发现，大部分国/族主义将女性解放等于西化，等于新形式的殖民。因此当某些女性议题是殖民政府或者是西方学者提出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例如当殖民政权试图宣布诸如童婚，sati（殉夫，现已废止）和割礼等习俗非法时，在印度和非洲就显得格外具有戏剧性，保留这些习俗竟成了当地民族主义者重要的斗争目标，而不再切实分析这些习俗到底对当地妇女意味着什么。而殖民和反殖民最后的争斗就落实到了对女性这个战场的争夺，后殖民女性必须做出选择，以自己的身体来表明是否忠于国/族计划。法农也曾把带面纱的阿尔及利亚妇女假设为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之间斗争的场所，相应地，对于阿尔及利亚父权制度的批判被解读为瓦解阿尔及利亚民族革命同盟的帝国主义战略，而民族主义者就该把面纱当作本土民族性的标志、当作对于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抵抗的隐喻加以欣赏与维护。如果本土妇女提出不同看法，就会不断地被指责这是对国/族事业的背叛，她们应该时刻记住棕色人种的同胞之爱必须优先于白人女权主义入侵者的腐蚀性的妇女解放诉求——姐妹之爱。这种现象在后殖民世界普遍存在，甚至形成了一个荒谬的逻辑，本土女性如果要求解放就等于对国/族事业的破坏。

这个问题还有更复杂的一面，很多时候本土的男性权威是以国/族事业作为借口，要求女性具有民族“传统”代言人身份，而背后掩藏的是重新掌握对女性的控制权力的欲望。Aihwa Ong就曾指出在穆斯林国家一些宣传宗教复兴的人，他们真实的意图是为了在国家独立后要重新洗牌，获得自己的权力范围，于是就策划复兴一些殖民时期被废止的东西，诸如sati或者面纱之类，让这些东西作为“传统”的代表，表面看貌似这是对传统的提倡，是文化问题，事实上则是一种权力争夺。因为随着女性解放，他们发现女人太容易表达自己，太自主，这对男权的确造成了一种压力。于是提出“穆斯林社会之所以会衰落，完全是因为穆斯林自己放弃了本性，为此应该首先强调穆斯林妇女作为母亲和妻子在一个家庭中的角色”，应该在自己的“传统的宗教文化”中确立女性的真正位置。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族主义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文化政策，例如在穆斯林社会加强大众文化对女性的影响等，在电视上经常播放一些关于理想妈妈、理想妻子、理想家庭的广告和电视剧，“理想的女性形象，应该是以丈夫和孩子为先，在其他任何事情之前优先考虑的就是自己的家庭，丈夫和孩子”。这一做法颇有反讽意味。后殖民女性主义如果要真正有所作为，必须突破国/族主义的限制，思考国/族主义提出的这些概念的本质。例如是否是传统的就该坚持？是否为了国/族发展就该拒绝一切西方的经验？是否该以牺牲女性的切身利益去虚构民族的大业？Uma Narayan对此做了比较精彩的批判，这种认为西方的我们就拒绝，本土的就该坚持的做法，事实上就犯了一个特别幼稚的二元对立的错误[8]。

可见，第三世界妇女不只拥有性别化的身体，她们的身体还受到种族化的双重铭刻，但是如果我们以更动态的立场看待这场冲突，就会意识到女性从事女性主义并不意味着要与自己的国/族主义作战，反过来也一样，支持国/族主义，支持民族解放，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放弃自己的性别追求与性别权利。殖民批判和种族批判一直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的重要议题，男性不必然是女性的敌人，反而是需要携手共进的同志，尤其是在有些深受跨国企业迫害的第三世界国家，方能彻底解决这些国家妇女都面临的问题[9]。这是后殖民女性主义在国/族与性别问题上的总原则。

[1] 埃默里·埃里奥特. 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M]. 朱伯通, 译.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4: 897.

[2] 刘思谦. “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 20.

[3] 戴锦华. 序二[C] // 陈顺馨, 戴锦华. 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27.

[4] Mohanty C T, Russo A, Torres L.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5] 陈顺馨, 戴锦华. 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103.

[6] Parker A, Mary R, Doris S, et al. et al. Nationalisms and Sexualities [M].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1992: 78.

[7] Reina L, Sara M. Feminist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7: 396-402

[8] Narayan U. Dislocating Cultures: Identities, Traditions, And Third-world Feminism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23.

[9] 顾燕翎. 女性主义理论与流派[M]. 台北: 女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6: 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