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咏吟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28)

一、文艺活动与主体自由意志的艺术对象化

文学艺术，在生命自由感受与创造过程中，有其内在的审美转换机制。在文艺实践活动中，每个艺术环节实际上是彼此关联的。文艺实践活动的内在环节，从心理发生学上来说，是由审美感受、审美体验、审美想象、审美创造、审美形象、审美接受和审美存在等环节组成的；就创作本体而言，艺术语言、艺术形式、艺术想象、艺术体验、艺术形象、艺术接受、艺术存在，就构成了文艺思想自身的逻辑系列。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文学艺术语言与文学艺术形象，构成了文艺实践活动的本体，一切皆围绕它们而展开，内部形象与内部语言，内在意志与主观心理，皆通过语言和形象获得表现，与此同时，创作者的独特精神与思想意图，皆通过外部语言和艺术形象获得充分表达。在文艺活动中，最能体现艺术家审美创造性的，就是“艺术家的自由意志”，探讨艺术家的审美创造活动和艺术家的自由意志间的联系，就成了极具浪漫性的心灵探险。审美创造者的主体性意志或自由意志，是文艺活动“一切秘密中的最高秘密”。

在文艺活动中，艺术家的自由意志处于最重要的地位。自由意志体现了艺术家的主观意志，即最不受约束的自由思想与情感呈现。人的意志，具有本能性与社会性、心灵性与外在性的双重特征。按照人的自我本能和内心欲望，人的自我意志相当强大，但是，人的自我意志并不是完全顺从本能和内在意愿。意志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即当外在意志过于强大时，人的主体意志会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意志不只是情感的、欲望的，还受到理性自身的支配。强大的意志，是理性与原始力量的高度结合；衰弱的意志，则是理性与原始力量的根本分离。自我意志的内在选择极其重要，价值选择与生命选择，莫不与自我意志有关。意志是强大的不受压迫的力量，它是源发性的，受着内心的主体性力量主宰。意志是原发性的，它可能与遗传相关，是生命内在的积极力量，没有意志，人的生命力就会变得相当脆弱。当人受到内在意志力量的影响时，就会选择内在的力量表现方式。意志具有定向性特征，人的一生会向着自我的价值目标奋进。没有任何其他选择，比自我选择更有力量，人积蓄自我的全部力量，为实现内在的目标而反抗或利用一切外在的力量。意志具有心理与行动的矛盾性，即人可能在行动时表现得谦恭，但在表现内心时，他会变得相当狂放，因为人在表现内心生活时，不受任何限制。人的意志，还具有反抗性，即当人的自我意志与外在意志相冲突时，它可能表现得极具反抗性，不畏惧外在力量的强大。人的自我意志，还具有理想性与神圣性，意志决定他不是按照流俗的价值选择，而是顺从内在的意愿和生命的需要，表现出理想性与牺牲性。人的“自由意志”，主要表现在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它既有原发性，又具有反思性，既具有冲击力，又具有理想性，既具有野蛮性，又具有世俗性。

文学艺术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艺术家的自由意志的主体性表现。首先，文学创作本身就是出自艺术家的内在意愿或自由意志。从创作发生意义上说，并非每个人都能创作，创作就是主体性自由意志的自我选择与自我追求的必然结果，它顺从内在的兴趣和主体生命意志。创作意志与创作冲动本身，就是巨大意志力的表现。其次，艺术表现对象与艺术文体，是艺术家自由意志的表现。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完全出自内在的意愿，不应受人支配。只有最大限度地体现个体的生命意志与审美意志，艺术创作本身才能成为艺术家创造能力的自由发挥。当艺术家的自由意志与艺术家的想象天才真正结合时，才有自由的艺术作品诞生。第三，从个体生命意志出发去理解生活，从个体生命意志入手去创造他心目中的人物形象。无论是善良的形象，还是罪恶的形象，都是艺术家创造的自由。第四，语言意志与思想形象，在艺术家的创作中得到具体呈现。艺术家怎样理解生活的形象，试图创造怎样的艺术形象来理解生活，除了遵循生活形象的真实性之外，它更需要表现艺术形象的伟大思想综合力。艺术家并不在乎接受者的意志，但接受者的意志决定了文学的命运。与此同时，接受者的自由意志，决定了艺术的市场前景。当然，更重要的是，艺术家与接受者的意志间的较量，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构成了文学史的独特形象认知道路。当艺术家的意志比接受者的意志强大时，接受者就受制于艺术家，反之，则是接受者反抗艺术家。如果接受者对艺术家的创作普遍表现出冷漠，那么，创作者的自由意志就得不到自由传播。

艺术家的自由意志，在自由表现过程中，时时受到无形的意志的巨大约束。例如，语言自身也具有意志，当艺术家不能自由地操纵语言时，艺术家的自由意志就不能驱遣语言，语言不听命于艺术家。艺术家的意志在表现生活时，也受到生活的挑战，受到艺术家的内在思想与才能的挑战，当艺术家不能挑战自我时，艺术本身就处于失败状态。意志从来就不是单维的，它往往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只有强大的意志，才能使艺术听命于自我。这种强大的意志，是生命创造才能的象征，即只有具备自由的艺术才能时，艺术意志才能真正变得自由。艺术意志永远在自我挑战之中，没有孤立的自我意志，没有独往独来的意志，所有强大的意志，皆源自于创作主体自身力量的强大。只有当个体自身能够放射出强大力量与自由之光时，艺术意志才变得自由而强大，相反，无论你内心意志如何强大，都不会变成真正自由的力量。在内心想象之中，每个人都是巨人，但是，当这种强大的巨人之意志，不能通过自由而强大的创造力量表现出来时，这种内在的强大，永远是虚假的强大。只有当内心强大的力量可以通过自我力量加以对象化确证时，它变成天才的力量，才能转变成真正伟大的创造力量。文学艺术活动，也是这种真正强大力量的证明方式，即无论你多么富有野心，多么强大孤傲，你必须通过你的内在自由力量创造出自由的艺术作品，通过自由的艺术作品来证明你的内心所具有的伟大的力量。只有真正的艺术家那里，生命意志与创作自由才能获得内在统一。

二、创作者的自由意志与语言的形象化

从文艺活动的发生来看，审美感受与审美想象应该排在优先位置，但是，从创作实践论意义上说，人的全部美感体验与自由想象，皆是创作主体内心的活动，是艺术家自由意志的充分而自由的表达。要想将心灵的活动或内部语言和内部形象，转化成外部语言或外部形象，就必须通过具体的语言形式将内在的审美形象对象化，因而，语言认知与语言表现，在文艺活动论的构成中具有最为优先的地位。从根本上说，语言表达，既是艺术家创作应具有的自我本质力量，又是艺术家创作的自由意志表达的工具。从文学创作意义上说，语言创作与语言体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一降生就处在语言的河流或语言的海洋中，严格说，就是生活在民族的语言的流中，生活在乡土语言的流中。语言承载着思想、精神与记忆，承载着想象与情感，只有语言，才能让人有着如此敏感特殊而又强烈自由的情感反映。语言是生命的全部，日常生活语言，是最琐碎的，也是最丰富多彩的。民间语言艺术家，说着最生动的形象语言，传达着最日常的生活情感，这个话语流或乡音流，支配着人们整个的生活。在日常语言之外，还有巨大的语言库，那是民族语言创作与民族思想或各民族语言思想文化的大宝库。语言的历史化，呈现为语言本文化的作品；语言的日常化，呈现为语言的口头性。口头语言与历史语言，共同作用于人类生活的美妙世界，让我们的思想与情感，想象与精神，通过形象化的语言，引发人们的无限想象，又通过语言本文的理解，构造生动的民族文化精神形象。语言就是生命，语言的生命构造自由的形象，形象又通过语言的生命永远传存。

在创作者那里，如何通过语言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体生命意志？这是文艺美学必须关注的问题。通过语言来表达个体生命意志，先必须认知语言、理解语言、学习语言，让语言化作艺术家的灵魂和血液，使语言变成艺术家触手可及的生动形象，简单地说，就是让艺术家生活在语言的清澈河流中，让语言变成艺术家心灵与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的创作意义，可以通过语言学获得审美的理解。具体说来，语言学是一个大家族，它包含语音学、语法学，语言有其生物学方面、社会学方面、文化学方面机制，几乎渗透到人类的每一学科领域。索绪尔指出，“语言学的任务是：第一，对一切能够得到的语言进行描写并整理它们的历史，那就是整理各语系的历史，尽可能重建每个语系的母语；第二，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第三，确定自己的界限和定义。”[1]文学语言的生命，首先在于它是活着的、有意义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语言交往，他们用语言表达着自己的思想、情感，实现自己的目的和潜在欲望。文学的活态语言，是最有个性，也最有魅力的。应该说，语言学者的工作，值得文艺学研究者借鉴，他们的方言调查，直接针对活态语言本身。恢复活态语言的历史地位，对于文学解释极有意义，因为文学的活态语言，出自不同的地域，充分显示其方言特色，只有在特定的文化共同体中才能认知。土声土调，特殊的民谚，特殊的生活语汇，特殊的打情骂俏方式，显示出独有的魅力。出身不同的人，通过语言即可辩识其个性特色，它体现了个人的修养、风度、气质、个性、习惯、性格，因而，也就产生不同文学表现效果。不同的时代，语言具有鲜明的时代效果和喜剧效果；不同时代的语言，就是历史的活化石。

文学作家生活在语言的海洋之中，他每天都使用着活态语言，吸着语言的蜜，体味着语言创造的玄机。文学语言，能够充分地体现创作者的自由意志，创作者总是有意选择自己喜欢的语言，通过自己的语言方式表达思想与情感的力量。当然，创作者的语言可能不会直接符合主体的意志，相对说来，主体的语言意志要高于语言实际表现的效果，只有在伟大的作家或成熟的作家那里，语言才顺从创作者的内在意志。当语言符合创作者的自由意志时，主体性的欢乐是无限的。语言具有无限可能性，尤其是活态语言，它更是变化多端，奇妙复杂。一个作家不注重吸收活态语言，就不会有文学的独创，它需要无穷的智慧和艺术表现力；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往往也是具有独创性的语言大师。语言的艺术性，显示出文学独有的气质与个性。考察活态语言，投入到沸腾的生活中去，去谛听，去交谈，甚至去偷听，作家必有收获。民间的语言大师们能以特殊的方式、特殊的声调、特殊的意念作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尤其是语言所具有的奇异魔力，不可忽视。文学语言的精神鼓动性，往往就是语言的某种极致，可见，活态语言的力量是无穷的。从活态语言到书面语言，有不小的困难，它尤其需要文学作家的智慧，因为活态语言的传神、传音、传情效果，往往形之于思想与形象的自由表达中。书面语言是静穆的存在，这种静穆的存在，只向那些具有相同灵性的人开放，没有达到一定的灵性，是无法攀援书面语言的音阶的。

书面语言，是符合语言规则的逻辑句法与思想秩序，是录音效果的理性再加工，它需要具有灵性的人去重建、复活它；复活的程度不同，其感染力则不一样。同一作品，会具有千差万别的活态效果；同一作品，语言艺术家的朗诵可能极具感染力，一般人读来可能索然寡味，书面语言自身的无穷组合，也正是活态语言的张力所在。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并不是完全同构的，它有它独立的句法、词法、章法。静穆的语言是存在的，但在作家的心头，它永远是活跃的，作家的审美记忆和审美图像，极具戏剧性和情景性；在语言的生命意志表达中，作家把它全部鲜活的情景记忆，投射到这种具有张力性的语言结构之中。在作家心目中，创作的语言，永远是鲜活如初的，它伴随着图像、声音、情感、意义。由此可见，活态语言，在文学语言中是第一位的。创作可以是口头的语言创作，也可以是本文的创作，相对而言，口头的创作由于受制于各种媒介条件，不如本文创作那样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从语言的生命创造意志上说，也不如本文创作那样具有如此强大的形象想象力。“口头创作”作用于人的听觉记忆，“本文创作”作用于人们的视觉记忆。本文语言创作，有自己的生命结构，能更深刻地理解生活，更复杂地表现生活，生活的意义，在本文表达中，可以做到更形象更深刻更生动。

语言总会成为历史，逝去的语言，就是历史的语言。书面的语言，就是历史的语言，它属于过去，更面向未来。由于科学的发达，录音和录像发展为声音语言的记载，但对人来说，历史语言的主要形式，仍是书面语言。书面语言首先是秩序，它有词法规则、句法规则，遵循着语言的内在生命律动。历史语言，有它特殊的词汇和意义，对于历史语言和民族语言来说，必须借助意义来理解，或者直接去探索历史语言本身。“谁都知道语言是可变的，即使是同一代、同一地、说一模一样的方言、在同一社会圈子上活动的人，他们说话的习惯也永远不会是雷同的，仔细考查一下，每个人的言语，就会发现无数细节上的差别，存在于词的选择，句子的构造，词的某些形式或某些组合的相对使用频率，某些元音、辅音，或二者合并时发音等方面，也存在于快慢、轻重、高低等给口语以生命方面。”[2]文学语言，有着大量的民族文本和历史文本，通过这些文本，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作家语言的形成过程，也可以看到作家语言的定型状态。不同的作家，其文本语言有极大差异；这种差异，只能内在地感觉到，而很难从形式句法结构的分析方面获得直观。作家采撷语言，提炼语言，表现语言，通过语言构建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由于语言艺术自身处处体现了创作主体的生命意志，故而，语言艺术的个性化，对民族语言的创造有着巨大贡献。语言是可以体味的，中国人就很强调语言的“言外之意”、“象外之象”、“味外之味”，也感受到言不尽意、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神秘。语言是需要个人体味的，因为语言是社会行为，也是个人行为；社会共同的语言，需要个人去独立品味，这就是关于语言的情感体验。情感语言具有极大的价值，它通常能唤醒生动的记忆，也通常带给人狂欢，它能把生命情景唤醒，在过去的时光中沉醉，体会到生命的神奇、神圣和复杂性；在情感语言的体验中，接受者往往能够获得巨大的精神满足。

语言创作的最大意义，是在于它的诗思性与诗意化。诗意，就是对日常生活的超越，即将日常生活中的美丽事物无限放大，使日常生活的自由梦想在艺术生活中获得自由实现。诗意，就是构想自由的生存世界，就是通过艺术语言和语言艺术将个体生命自由意志艺术化和对象化。这个世界，是鸟语花香的，也是春光明媚的，人在其中生活如同在音乐和绘画的世界中倘佯。在诗意化世界中，人的生活自由而美丽。自然，爱情生活是诗意世界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它让人最大胆地思、最大胆地渴望、最美丽地想象。语言的诗思，有助于文学理论的深入解释。语言作为语言，是感性的，也是知性的，但这种感性知性的语言的意义、价值、深意，是需要进行沉思的。洪堡特指出，“对一个民族的真正本质，对具体语言的内在联系的认识，完全取决于对整个精神特性的考察，……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基，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语言与精神力量一道成长起来，受到同一些原因的限制，同时，语言构成了精神力量生动的兴奋原则。……我们不应把语言视为僵死制成品，而必须在更大的程度上将它看作是创造过程。……语言就其真实的本质来看，是某种持续的、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东西。”[3]153这些描述，相当深刻生动，语言，实际上，是精神不断重复的活动，它使分节音得以成为思想的表达，语言的真正材料，一方面是语音，另方面则是全部的感觉印象和自觉的精神运动，“语言在每一个人身上产生的变异，体现出人对语言所施加的强力。”[3]158在对民族语言的诗意考察中，洪堡特发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民族语言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交际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文化功能和精神价值。进一步说，在民族语言艺术中，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民族语言的内在精神意志。

语言的意志，不仅是感性生命的审美意志与情感意志，也是理性生命的文化意志与精神意志。语言的力量，是艺术家的自由意志的最强大的确证方式。在文学创作之中，艺术家的语言，必须具有情感的思想的力量，必须具有燃烧的力量。语言是外在的，它就在艺术家的面前，但是，这些语言是“死语言”，或者说，是别人的语言，这些语言，承载的是别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要想让语言承载你的思想与情感，你就必须使语言听命于你，这时，文学的诗性语言，给艺术家提出了巨大的思想与意志挑战。此时，艺术家必须从生命深处呼唤语言，让语言听从自我意志的驱使，即语言听命于艺术家，它只为表达艺术家的思想与情感服务，而且具有艺术家鲜明的思想烙印。语言是自我学习的过程，也是自我创造的过程，你必须沉浸在语言的深处，游弋在语言的海里，然后，你才能真正享受语言的丰富与自由。语言的过程，是意志自由的过程，是自我意志不断自我征服的过程。语言就是艺术家的自我博斗，语言自由之时，就是艺术家的意志自由之时，而要获得这种内心的自由，就要去征服语言的不自由，接受语言不自由的挑战。在文学语言的体验与创造过程中，没有无缘无故的自由，也没有纯粹的自由，自由完全依靠生命的自我博击。只有博击，才有真正属于艺术家的语言自由与思想意志自由。

三、创作者的自由意志与本文的历史生成

在文学创作中，除了语言的自由之外，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创作者自由意志的参与。或者说，文学创作的全部活动，皆需要创造者自由意志的参与，创作者越是具有强大的生命意志与自由意志，就越能创造出自由而美丽的语言艺术形象。相对而言，语言艺术形象创作是艺术家对生活形象的意志征服过程。即，生活中有无数形象，你艺术家应该创造什么样的形象？为什么要创造这样的形象？你所创造的形象有怎样的生命意义？这都是主体性的生命创作过程中必须接受的思想挑战。如何理解生活现实？如何超越生活现实？也需要主体性意志的自由战斗。文学文体，也是艺术家的意志需要挑战的，因为文学虽有几种基本的文体形式，但人们并不知道自己能够真正操纵哪几种文体，因而，需要进行文体的实验。只有当艺术家在某一文体中获得最大自由时，才能说个体自由意志征服了文体，否则，艺术家只能受制于文体，没有真正的自由。每一文体，皆有自己的生命特性，皆有自己的不可轻视的尊严，艺术家必须真正沉醉在文体之中，才能真正在文体中获得自由。艺术的情节与思想构造，也是对创作意志的最大挑战。你要构造什么样的情节与思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完成自我思想与情感的表达，这都是对艺术的巨大考验和挑战。创作意志，无时不受到巨大挑战，就看你如何接受挑战？如何赋予艺术语言思想情感和形象以最大的自由？自由意志，永远是艺术家与对象世界的博斗。意志，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较量，就是人与对象世界之间的无尽的思想较量，就是人与历史和文明的惯性之间的无尽较量，也是人与艺术史和文明史之间的持久较量。谁能在较量中获胜，谁的主体性自由意志就能获得自由。

语言形式，是所有的艺术共有的外部特征，它是艺术的客观现实，是艺术创作中最具优先性的问题。正如我在前文谈到的，艺术体验与艺术想象，在文艺活动中，具有源发性位置，只是由于它具有内部语言和内部形象特征，而且，具有艺术实践的不确定性，所以，在文艺美学中，次于艺术语言的优先地位。通过艺术语言和艺术形式，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还原文艺创作中艺术想象的共性与个性。作家与普通人一样，正是在语言的习得过程中，获得了对世界的直观理解；作家的全部精神记忆，都可以用语言来同构那心灵的意象。离开了语言，作家心中丰沛的生命形象就无法进行艺术表达，可见，语言思维，在作家那里是极为关键的；文学创作解释，必须重视作家语言的研究，这一点，应不同于语言学家的工作。布龙菲尔德指出：“文学，不论是口语形式，还是我们现在习用的书写形式，总是由优美的或者其他出色的话语构成。研究文学的人，细心研究某些人的话语，只关心其内容和异乎寻常的形式特点。语文学家的兴趣更广些，因此，他涉及他所阅读的材料的文化意义和背景。语言学家可不然，他一视同仁地研究所有人的语言。一个伟大作家的个人语言特点，有别于他同时同地的普通言语，这对语言学家来说，并不比任何个人的言语特点更饶有兴趣。”[4]作家的语言思维，是内部的形式；这种思维的内部形式和深层结构，必须转化成语言的外部形式和表层结构，因为语言的运动贯彻在作家的整个心灵过程之中。

语言意志，不仅涉及艺术形象的自由表达，而且也涉及思想价值的自由呈现。具体说来，没有强大的语言意志，艺术家的充实的生命形象就会受到压抑；同样，没有强大的语言意志，艺术家的思想表达就不可能显示出存在的深度与精神的隐秘。语言建构起作家的全部思维空间，激活了作家的全部生命记忆，富有生命的内心情感形象，都等待喷薄而出。语言的激烈冲撞，构成内在的激情；内在的激情，又等待语言来加以宣泄，大有势不可挡、雷霆万钧之势。作家与生活，作家与历史，作家与人民，作家与经验的全部关系，都表现成生活与艺术，生活与语言关系，因而，维特根施坦的“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线，……想象语言，就是想象生活形式”[5]之理论是有现实意义的。作家对人生的全部理解，通过语言感知，通过语言来表达，因而，语言对于作家来说是极为关键、极为根本的。它不仅能体现作家的内在才情、作家的巨大创造性，而且能体现作家的情感观念、生命意识、精神判断和价值取向，作家因而获得对生活、对生命的理解，进一步说，作家因语言的自由而获得了文学的生命创造价值。语言的组合，语言的创造，在创作的自由阶段是呼之欲出的东西，它是生命的自由，而不是语言的拼接。作家的内心活动能够把握语词的全部情感含义，揭示它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和神秘意义。语言找到了它的特殊通道，就变得驯服、乖巧、灵性，它不再是僵硬的、孤独的、冷漠的、无言的对话。它与人亲切地交流，成为生命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对象化了人的全部本质力量，在对象世界中确证自身，表现自我，获得自由。因此，创作的自由是语言的自由，创作的痛苦，往往也是语言的痛苦，只有掌握语言机密，创作的价值和意义在文学中所表达的美，才会获得充分的理解。

语言的自由流动，构造了形象和思想，意境与故事，最后，显示出文体的特性。从文学语言的创作意义上说，文体创造与突变，显得非常重要。在僵硬的文艺学结构中，文体是以体裁论出现的，这种看法，外在于作家，外在于批评，其实，也是对文学自身的深刻的误解；在真实的文学艺术创作中，文学创造，离不开文体创造；文体是整体的、生机灌注的艺术生命体，它不再是孤立的、断片的语言，而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它是语言创造的结晶体，也是文学的具体形式的抽象，更是在语言的高度综合和全部把握之后呈现出来的生命形态。文体的独立性，往往是独立的生命形式的表现，因此，每一文体都有独立的特性。从文体的类型来看，诗、小说、剧本各有精神独立性，它带有基本的语言特性；这种文体本性，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历史存在的，它与人的内在生命结构相沟通。诗是感悟的爆破，它直观地悟透世界和人生；小说则是生命的历史记忆，犹如奔腾的江河有其开端，也有其终端，在整体行程中显得波澜壮阔；剧本则是诗与小说的结合，在一个特定的空间中，通过形象来强化生命冲突的意义，并着重突出悲喜剧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散文则是生活的随意感受、生命的某种断片领悟和生活历史的手记，文学文体中积淀了无数生动的形象，体现出艺术家的无限自由意志与美感意志。

从文体本性来说，这些基本的文学文体规范，又具有各种各样的变体，但是，在本性上，它们是统一的。这种历史地形成的文体，经过了无数代人的丰富和改造，终于形成多元化的文体时代。西方诗学，习惯于从文学的本质特性出发来界定文体，把抒情文学、叙事文学和戏剧文学看作是文学文体的三大类型，这是从文学本质出发所作的界定，而不是从文体的外在结构与内在灵性统一来界定的。因此，在创作和批评中，中国人乐于采取“四分法”，因为它坚持了事物的本性，保持了事物的原貌，当然，对本质的透视，也是文体区分的关键。我之所以反复强调文体的意义，这不仅因为文体具有独立的形式特征和文本特征，而且，因为文体决定并制约着作家的想象。作家对这种文体的掌握，是出自对潜在的生命本性之偏爱和热爱。由于文体涉及具体的语言，话语方式，隐喻，叙述者，抒情主体，体验流，同时，还表现为意象的构造，意境的创造，情节的构造。这些具体的文学元素，成了文学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文体又是一个生命活体，它需要作家表现出潜在的无穷智慧。没有这些元素的独创，就不会有文体的独创、情节的独创；没有语言的独创、情景的独创、意象的独创、情节的独创、意义的独创，就不会有文体的生机与活力。文体是变化的、流动的、发展着的生命形式，作家的全部情感、思想都围绕着文体而展开，表现着文体的特性，因而，这是语言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生命创造活动中，在艺术的语言创造的过程中，形象生成和意义生成，是文学创作意志表达的最核心内容。文学创作，从基本表现方式来看，是语言的自由流动，而从精神体验来看，则是形象的构造和意义建构。在作家的内在精神体验过程中，文学更是活态的图像：图像记忆先于语言记忆，图像记忆优于语言记忆。画家直接将图像记忆转变成视觉图像，而作家则必须将图像记忆转变成语言符号；语言所具有的二重性，唤醒声音图像，唤醒概念意义，说明这种无言的具有生命启示性的神秘的图像所具有的力量。图像记忆转变成语言符号，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需要作家整体地赋予对象以声音、语言、对话、动作、心理、活动、历史，也就是说，通过语言形象复活存在对象的生命，复活生命存在者的生命情感与意志。作家所构造的形象，是通过语言一点一滴逐步完成的。语言构造形象也并非十分困难，在人类的语言思维过程中，早就学会了用词语去抽象具体对象，通过词语便会唤醒对象。因而，文学创作，语言与图像之间，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形象在时间进展中完成，在语言对话中完成，在内心独白中完成，在行动本身中完成，在意识流中完成，在旁白和叙述中完成，在情感抒发中完成。语言形象的创造，特别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的设置，人物关系和社会冲突的表现，内心独白与情感表达的和谐，人与事，人与物，人与词，人与心灵构成了艺术的生命空间。艺术形象，作为创作者的自由意志体现的复杂生命形象，就是艺术的秘密所在，也是艺术的无穷力量所在。

透过文字语言的表层结构，往意义与思想层面攀援，便会把握到一个内在的空灵的实体，意义往往就在于形象本身。通过构造形象，并将形象本身交给读者评判，这是文学意义的实现。通过构造形象，并将形象本身的生命活动、生命感受直接呈现出来，这是文学的意义。创造艺术，便是创造理解世界的方式；创造意义，便是构造生命形象。它通过启示来说话，通过整体思维来领悟，通过文学的精神整合来确证天道、人道和生命的不朽意义和永恒的价值规范。此时，真、善、美，便落实到具体的形象构造之中；爱、恨、恶、丑，便落实到具体的形象运动之中。形象表达着全部的意义，成为文学异于其他精神科学的独有的创造方式。借助语言来进行生命的探索，生命可以有具体的感受，它由具体的欲望和要求，具体的希望和理想，具体的活动与精神原则所构成，但是，生命的本质意义，不在于外在生活表象本身，也不在于作家对生活的语言还原和情景还原，而是必须通过形象体现出作家的主观意图。

文学文本的诞生，是一个神秘、感性、具体而又复杂的艺术过程，它是母语创作者认知生命，想象历史，回忆往事的过程，也是母语创作者情感与生存意志的自由体现。生命的意义通过形象来表达；作家对生命的理解，通过语言形式来凝定，过于强调写作方式对于创作的意义，是极不可取的；生命的思索，不是技法能把握的，它需要对整个人生有深刻的领悟，需要作家与其他的人类精神科学相沟通，因而，语言创造本身，不是孤立的精神活动，而是有着广阔的历史语言和思想话语空间。语言的思索，是生命在场的思索，是想象在场的思索，也是贯通历史现实的思索，这就使文学创造具有了理性的精神意义。它绝对不是简单的形象和现象还原，必须借助思想来虚拟，来假定，来创造。人类世界的现实和未来，如何可能？具体的生命存在如何可能？生命的幸福和自由如何可能？生命的喜剧和悲剧如何可能？这就需要作家的深度探索。于是，艺术符号和文学形式，往往也就展示了一个巨大历史空间，它是无定性形的，面向未来的，作家的全部开放视野和开放精神，也就展示在这种历史的假定中。文学创作必然是深邃无限的，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文艺理论价值形态，必须对创作论和主体创作意志有深刻而独到的发挥。

四、形象的生存意志与批评家的评价意志

艺术家的自由意志要受到历史文化的挑战，当艺术家的自由意志对象化之后，经常还要受到批评家的评价。艺术创作者不断地创造新的艺术作品，在艺术品中，生动而具体的历史文化形象呈现出独特的生命历史文化意识。艺术形象与生活形象，艺术形象与生命象征，让接受者能够感领到生活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艺术形象与艺术作品，艺术形象与艺术语言，构成了文学艺术的本体。在艺术活动的整体运行过程中，通过艺术作品的中介，把艺术家读者联系在一起，把艺术家和批评家联系在一起，批评家作为文学艺术活动的中另一个重要环节，自然要对文学作品形成综合而深入的评价。批评家的自由意志，是思想的意志，是文学理想的意志，不是现实创作的意志，因而，批评家的意志可能变得毫无道理，它要求艺术家“必须如何”，否则，它就对艺术家就没有好的评价。批评家的意志，可能会影响作家的意志，也可能影响不了艺术家的意志，从根本上说，批评家影响不了作家的意志，它只是对文学创作具有潜在的影响。当艺术家处于学徒期时，可能受到批评家意志的影响，但是，当艺术家走向成熟之后，批评家就不能影响作家的意志。作家永远按照自己的惯性创作，它只害怕读者与接受者，并不畏惧批评家的思想意志，但是，批评家的自由意志，能够影响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批评家决定不了艺术家的意志，批评的文学形象解释与文学价值反思，让艺术形象的价值得到不同程度上的发挥。在文学活动中，批评家的意志与艺术家的意志，不是互动的、平等的，而是两条道上的意志，他们在各自的思想意志中完成着自我的生命价值确证。

文学批评活动不同于创作活动，但它必然是创作活动的延伸。没有文学，没有创作，批评也就不可能存在；批评就是判断，不是指手划脚，更不是打棍子、扣帽子。托多洛夫说：“批评探索的真理与文学探索的真理，是有共同属性的，即事物的而不是事实的真理，揭示的而不是相符的真理，”[6]180文艺解释学的价值形态，必须重视批评的特殊地位。批评作为判断，是面向文学自身的判断，这种面向文学自身的判断，既是独立的文体判断，又是历史的比较判断。在判断一部作品的价值时，在历史维度中进行，没有历史维度的观照，批评必然是盲目的；这种历史维度的观照，不仅涉及东西方文学、不同民族间的文学，而且涉及文学历史自身的结构，涉及整个人类的文学历史和具体民族的文学历史。它面向历史，必定有着历史文本自身没有的元素，这就必须有预见的眼光，能发现创造出新的质素和新的可能性艺术空间和思维向度。

批评家的意志，不是创作意志，不是通过语言表现生活存在或生命价值的强力意志，而是通过文学反思和文学理性标准评价文学作品的强力意志，是源于意识形态权威信念和源于个体审美理想的强力意志。批评家在心中设定了艺术的价值规范，设定了艺术形象的生命意义，进而，以个体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去评价文学作品的内在思想意志。基于此，批评家在遇到共鸣性艺术作品时，往往意气风发，评价极高，相反，批评家在遇到相逆性艺术作品时，往往横加指责，粗暴否定。批评家的这种个体自由思想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评价与判断。从文学批评史出发，可以看到，批评家有时是对的，有时则是错的，正是批评家正读与误读的历史，构成了批评者自由意志的独特表达，它是批评家的内在思想意志的语言对象化。文学功能的实现，是通过传播和接受实现的，它的功能，必然是广阔的、多元的。由于个人价值判断的不同，观念不同，生命原则不同，对待同一客体，有的吸收好的，有的吸收坏的，但文学多少能起到移情与净化的作用，同时，文学也可能从消极方面起到教唆犯罪的作用；文学的功能，既有正向的又有负向的，这是因为人的精神需求和生命欲望存在着内在矛盾，作家对生活和生命的理解也会显示出这种矛盾性。

文学的价值，既有文学自身的价值，又有文学的外在价值；文学既有现实价值，又有历史价值；文学的价值，通常很难定位，在文学的历史判断过程中，能够得到全面的深入阐发，这就涉及对文学本性的思考。这既要联系到文学的客体，又要联系到文学的主体来谈：从文学客体而言，文学的本性是语言；从文学主体而言，文学则是作家的情感思想的表现，是作家的本质力量之对象化。过去，单一地思考文学的本性，结果导入了死胡同，因而，把文学的本性和文学的功能、价值相混淆。文学判断必然是对人类文明和人类精神的重建，必然要服务于人性的重建，民族精神的重建。因而，从这种最高价值规范出发，真、善、美、正义、自由、平等便获得了崇高的意义。从文学批评意义上说，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科学，也必须服务于人类精神重建的总目标，它必然要涉及人性改造和民族改造的问题。过去，人们错误地把这种最高精神判断让位于政治判断，结果，文学观念和文学价值被弄得支离破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作家是通过生命形式整体把握的，绝对不是从某一集团的政治意愿去判断。如果以某一集团的意愿去判断，这种批评本身，就不是独立和自由的；最高的批评规范，必须来自人类文明重建的正价值原则，因此，文学判断是由具体走向抽象的复杂的过程，由感性到理性的反思过程，它绝对不是感性的冲动。这种判断的思想视野和思想渊源，通常也是十分广阔的，正如作家必须思考人的问题那样，批评的思想，绝对不可能是孤立的，我们必须学会思考其他人文科学家所关心的生命存在问题。文学家思考人，要比社会科学家更为具体和全面，它是复杂的生命思考。没有这种复杂思考，批评就只能局限于文本形式本身，虽然这种批评家可称之为内部的批评，但这种批评本身的价值是大可怀疑的。作家的思想愈广阔，视野愈开阔，批评的深度就愈有保证，很难想象一个不通宗教秘义和神圣原则的人，能恰当地判断《古兰经》和《圣经》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同样，一个缺乏历史眼光和社会学眼光、哲学眼光的人，也不可能恰当地评价《红楼梦》。批评家的自由思想意志，必然要受到人文精神科学的影响，他不可能完全按照自我意志进行批评活动，相反，批评家的自由意志可能受到哲学家和加紧的思想家的思想影响，因此，批评家又是历史思想意志的体现，不可能是单一的主体性思想意志的自由表现。

批评家的兴趣和修养必须是多方面的，例如，巴赫金的批评从人与人际关系出发，从风俗文化出发，从对话原则出发，弗莱则从神话认识出发，托多洛夫指出：“以不断扩展的螺旋式运动来说明罗思诺普•弗莱（Northrop Frye）漫长的精神历程是再确切不过的了，这一运动，对包括弗莱在内的所有与维柯匹敌的人来说，都不是陌生的；它的中心内容，是在保持旋转轴不变的情况下，经常对新的领域进行不断开拓。……在他的作品与作品之间，可能没有矛盾存在，但这却不能使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摆脱掉一切矛盾。”[6]96-97从批评史和批评家的思想意志来说，弗莱的这个兴趣和修养，偏重于神话学和文化学方面，因而，他的批评，很好地体现了文化批评方法的广泛包容性。批评家的人生经验和人际遭遇，批评家自身的生命体验是批评的关键，有不同遭际的人会获得不同的体验。批判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就会有极大差异，这虽然不是完全等同的，从本质上说，是具有决定论倾向的。生命体验和生命遭际，对一个人的批评特色之形成十分关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批评家的思想意志，不仅取决于个体生命体验与生命价值立场，而且取决于人类思想的普遍原则人文精神科学的内在价值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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