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阳阳，马梅玉

（1．西北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27；2．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西安 710049）

《唐碑帖跋》四卷，明周锡珪撰。锡珪字禹锡，会稽（浙江绍兴）人。［1］锡珪具体生活年代，《四库全书总目》亦未明言。考《唐碑帖跋》所征引之文献广泛，其中引及明代金石学者赵崡的《石墨镌华》一书，按赵崡自序撰于“戊午秋七月五日”，即万历戊午（万历四十六年，1618）秋七月。若赵书刊于是年，则周锡珪撰《唐碑帖跋》恐又在其后。又考《唐碑帖跋》卷二“春草帖”条有“近人严分宜家籍没后又出人间”之语，严分宜即严嵩（1480～1567），主要活动于明正德、嘉靖年间。周锡珪称其为“近人”，可证其主要生活当在隆庆、万历年间或稍后。又《唐碑帖跋》卷一《鹡鸰颂》条下有周锡珪按语云：“予于甲午夏得之，止上半矣。”则此甲午当为万历二十二年（1594），若再往后延，则指顺治十一年（1654），已迈入清代，显然有误。版本学家瞿冕良在其《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周锡圭（按，当作“珪”）”条中云：“明崇祯间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字禹锡，有《唐碑帖跋》。”［2］根据《唐碑帖跋》引及撰成于1618年的《石墨镌华》来看，周锡珪有可能步入崇祯朝（1628～1644）。但称他为崇祯间人，显然不如称万历间人为妥。因为其《唐碑帖跋》中许多材料系收集于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其主要生活年代当在万历时期。

明人祁彪佳于《远山堂曲品》（今人黄裳藏明抄本）评《花园记》云：“其事大类《钗钏》、《风筝》。”祁晋注云：“类《风筝》者，是周锡珪所作《苦风筝》，非近日李笠翁之《风筝误》也。”又《远山堂曲品》中《领春风》条下云：“为柳耆卿写照，风流不减当年，可与周禹锡《宫花》争道而驰。”由此可知周锡珪还是一位传奇作家。据此，齐森华、陈多、叶长海主编《中国曲学大辞典》专设“周锡圭”条，云：“一作周锡珪，生卒年、事迹不详。字禹锡。浙江绍兴人。好听南京教坊顿仁琵琶，谓系正德南巡时所遗法曲。曾撰传奇《风筝记》、《宫花记》二种，均佚。”［3］又据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周锡圭（按，当作“珪”）刻印过陈昂《白云集》七卷”。［2］可知周锡珪也曾刊印过书籍。

1 《唐碑帖跋》仅存的两个抄本

1.1 南京图书馆藏鸣野山房旧藏抄本

南京图书馆藏《唐碑帖跋》四卷，该馆著录为清道光沈大宁校本一册，清小云巢主人跋、清金兰臣校。此本系八千卷楼藏书，仿刻本体式，四周双栏，每半页十三行，行二十八字不等。单鱼尾，白口。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四有详细著录。

《唐碑帖跋》四卷 旧钞本 沈鸣野藏书明周锡珪禹锡撰。锡珪字禹锡，会稽人。所载自唐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元宗、武后及虞世南、欧阳询至僧亚栖一百十三家，又南唐杨凝式一家，皆锡珪所见唐碑，各为一跋，四库入之存目。末有“东浦沈大章子远氏校”一行，又“是书从杜季孝廉家借钞，嗣后为金兰臣借阅。间有墨笔校字，即其手笔。小云巢主人识”。有“八甎书堂”印。

丁丙著录此本为“旧抄本”，经沈鸣野（复粲）①沈复粲（1779—1850），字霞西，浙江绍兴东浦人。幼时家贫，无力事科举，长而以经营书肆为业，积书数万卷。其藏书处名曰“鸣野山房”，“小云巢”“乐馀堂”。参潘建国《沈复粲鸣野山房藏书考略》，《文献》2008年第4期。潘氏辑出沈氏藏书印有“鸣野山房”、“鸣野山房正本”、“沈氏鸣野山房收藏书画记”、“手抄书卷是家财”、“霞西手抄”、“山阴布衣” “沈氏鸣野山房图记”等，但不及“八砖书堂”，今据南图藏抄本增补。收藏。所言大体不误，惟“沈大章”应作沈大宁。其书首抄录《总目》之《唐碑帖跋》提要，下钤“八千卷楼丁氏藏书记”白文印、“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藏书”朱文印。书眉钤有“八砖书堂”朱文印、“四库附存”朱文印。前者当为沈复粲鸣野山房之藏书印。后者当为丁氏八千卷楼所钤印。②此当为丁氏八千卷楼所用印。《善本书室藏书志》中屡次出现“四库附存”这一名称，如卷二《考工记辑注》跋语云“与郊字广野，海宁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别著《〈檀弓〉辑注》二卷，已入《四库》附存。”又卷十七《堪舆仙传四秘》跋语云“右《堪舆四秘》，一为郭景纯《葬书》古本收入《四库》者也，一为赖布衣《披肝露胆秘诀》，江右赖文俊撰。《四库》附存则题刘基撰。”这应当是丁丙对于四库存目书籍的统一称呼。卷一署名下钤有“沈氏鸣野山房收藏书画之印”朱文印。其卷四后封页上有题跋云：

是书从杜平子孝廉家借钞，嗣为金兰臣友人借阅，间有墨笔校字即其手笔也。道光癸卯闰七月小云巢主人识。

此条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题跋文字与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所记大略相同，盖此为初稿，收入《善本书室藏书志》后又有润色。其中所谓“小云巢主人”，据今人潘建国考证，即沈复粲之号。其依据是：沈复粲著有《小云巢金石目》三卷；天津图书馆藏沈复粲稿本《山阴道上集》不分卷，钤有“霞西”、“小云巢”等印。［4］其说可信。

南图藏钞本卷四末有“东浦沈大宁子远氏校”一行，与抄本字迹完全一致，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此本，径称为沈大宁抄本，当系有据。

1.2 上海图书馆藏鸣野山房旧藏抄本

此本半页九行，行二十一字，无格。每卷末有“东浦沈大宁子远氏校”一行。沈大宁生平无考，据罗益群《闽人藏书存湘记》中所载藏书印鉴，沈大宁，字子远，号白云先生。［5］据此本卷内钤“鸣野山房”印，疑沈大宁或为鸣野山房主人沈复粲族人，协助其抄书。南图藏鸣野山房旧藏抄本每卷末亦有“东浦沈大宁子远氏校”，可作参证。前有《四库提要》一则，注“写本，浙江巡抚采进书”。据杜泽逊考证，认为此本“盖系从四库采进本录出者”，［6］考《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为浙江巡抚采进本。据《四库采进书目》之《浙江省第二次书目》载：“《唐碑帖跋》四卷，二本。”［7］又 《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简目》：“《唐碑帖考》四卷，写本，明会稽周锡珪撰。”［7］两次著录的应当是同一个本子，仅书名有异。《四库存目丛书》据此本影印。

1.3 两抄本之比较研究

我们对两个抄本的文字进行比勘，发现南图本文字明显优于上图本。如上图本《唐碑帖跋》卷一《化度寺邕禅师》条末云：“在定州本之上，屠赤水家。”语意似未完。而南图本此处作“在定州本之上，屠赤水家有之”。且“有之”二字另起一行，字体又不类他处。究其原因，当系抄者知“屠赤水家”后有残文，故空出一行待补。后人又据善本补全此条文字。

又以此条为例，上图本作“此石北宋时即藏西京范雍家，金人入洛毁矣，世传本皆在渡江以前，故南宋时尤为难得。刘潜夫至购求十五年而始得之。宋景濂云：二铭南北，或失之肥，或失之瘦。尝见庐陵陈海桑谱跋萧氏《化帖》，叙颠末甚详”。南图本作“此石北宋时即藏西京范雍家，金人入洛毁矣，世传本皆在渡江以前，故南宋时尤为难得。刘潜夫至购求十五年而始得之。宋景濂云：二铭南北，或失之肥，或失之瘦。尝见庐陵陈海桑谱跋萧氏《化帖》，叙颠末甚详”。

短短数行，即有三处不同。南图藏本文从字顺，上图所藏抄本文字的讹误较多。根据以上两钞本每卷皆有“东浦沈大宁子远氏校”一行，可以看出二本定有渊源关系。因此，只可能是上图本据南图本传抄，因抄写的粗疏，导致了讹误的产生。以上“凡”误作“允”，“度”误作“渡”，“俱”误作“□有”，皆可以以传抄讹误来解释。而此抄本字迹与南京图书馆所藏抄本不同，既系传抄南图藏本，则南图藏本当为沈大宁抄本，后上图本将大宁题识一并抄上。

《唐碑帖跋》的两个抄本中均杂入了后人的文字，应当是抄校者所为。卷一《万年宫铭》条末云：

按沈云，予所藏一本旧搨七字之模糊者已三之二，然风采流动，望之奕奕。其完好者纤毫具在。想御笔穹碑，石与镌手俱极精，故能耳。高宗此书深得右军。

此外，两抄本中尚有“沈有旧搨”（卷一“少林柏谷寺教”条）、“沈有旧本”（卷一“石台孝经注”条）等。味其语意，其中之“沈”当指沈复粲，此数条盖抄录者沈大宁迻录沈复粲跋语或据沈复粲收藏加注所致。

2 《唐碑帖跋》的文献价值

《唐碑帖跋》自成书以来，从未有刊本，《四库全书总目》虽著录，但归入存目，不得广传。清代书画学集大成之作《佩文斋书画谱》 《六艺之一录》也未转录。今可见者仅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所藏二抄本。此书以人为纲，将其所属碑帖附于其后，一一考证其递藏次第、笔法渊源，兼引前贤所跋，或就其未密之处详加增补，或就其错讹之处细为勘正。其中所录有唐一代书家，多有为书史类文献（《书史会要》等）所失载者,如《唐碑帖跋》卷一赵朴、卷二白义晊、崔鐶、韩师范、胡霈然、房高氏等皆不载《书史会要》，而《唐碑帖跋》卷一诸葛思祯、卷二戴千龄、张少悌等则《书史会要》仅存其名。以下略论此书的文献价值。

《唐碑帖跋》作为明代仅见的断代碑帖题跋，在凸显唐代书法成就上颇有功绩。周锡珪对唐代书家之品评比较，显示了他独到的书学见解，如卷一欧阳询《千字文》条云：

唐初书当以欧、虞为第一，张怀瓘称其智均力敌，确论也。虞则专守智永之法韵，欧则专收二王之雄奇。但欧以力胜虞，虞以韵胜欧耳。虞本吴风，欧操楚风，固由人异，亦由天钟。虞止隶、行、草，而欧则大小篆、八分、章草、飞白，无所不工，惜妙迹永绝，世人不见耳。然二人入唐皆六十以外，而书亦大成于耄年，天之所开也。

周锡珪对欧、虞书学地位的评价虽不为首创，然而他对二人书法的细微比较则发前人所未发。欧虞相较，欧多力而虞多韵，这正是对二王—智永—虞世南这一王书脉络的清晰把握。同时，周锡珪对于欧虞出生地域对其书风的影响的论说，无疑也显示了其敏锐的观察力。

在卷四柳公权《李听神道碑》中，周锡珪又说：“唐人碑刻之多者三人，李北海、颜鲁公、柳河东也。银钩翠琰，争光日月。李之存者三四碑，颜倍之，而柳所书寥寥矣。宋人宝颜书，故断珪残璧，无不蒐拾。柳书存者，止去宋百馀年，《续帖》三四耳。出没十馀年而唐乱，三十馀年而唐亡，五季战争，人不识字，柳书为之灰烬，可胜数哉！”这是对唐代书法的客观描述，其中充满了对柳书少传的慨叹，也揭示了其罕传的原因。对于颜真卿书法世传较多的状况，周锡珪认为是宋人保存的功劳，这种意见深具史识。

周锡珪对唐代碑帖的考证，在《唐碑帖跋》中随处可见，且其考证多有新见。如卷一虞世南《破邪论序》条云：“《群玉堂帖》载《龙马图赞》，赝书也。”则直指其伪。又如卷一欧阳询《江夏县缘采道场碑塔记》条云：“率更小楷书，都玄敬自云嗜好三十年始得。此予所有，虽旧本旧搨，亦恐后人所为。”周锡珪不矜自藏，对自己的藏品亦有客观鉴定。《四库全书总目》亦举出周锡珪此书考证精审之一例：前人多认为钟绍京《灵飞六甲经》为玉真公主奉敕所写，馆臣认为公主于天宝元年卒，天宝三年始改年为载。旧说与史不符，而周锡珪早已指出。［1］这是结合史实对碑帖进行考证的范例。

考辨碑帖源流也是《唐碑帖跋》的一大特色。卷一薛纯陀《无量寿佛碑》云：“大内出此本，乃贾似道故物，图记鲜明。宋亡入元，又入明。原称率更书，细辨之，乃纯陀书。”此条不仅叙述源流，而且就前人对作者的误说也进行了订正，其理由是：“书法一本率更，但欧氏父子专力内擫，而此则外拓。”这是从笔法和体势进行考辨。

然而，周锡珪的考证也有许多臆断之处。如认定《肚痛帖》为伪作而非张旭书，认定《停云馆帖》中所刻颜真卿《朱巨川告身》及《多宝塔碑》皆徐浩书等，皆无显证。①南图本于“右军”后有“之妙”二字，审其字迹，似非原抄。当系金兰臣补入者。

［1］（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81：747.

［2］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M］．济南：齐鲁书社，1999：389.

［3］齐森华，等．中国曲学大辞典［Z］．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4］潘建国．沈复粲鸣野山房藏书考略［J］．文献，2008，（4）：49－60.

［5］罗益群．闽人藏书存湘记［J］．图书馆，2000（2）：67－70.

［6］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338.

［7］吴慰祖．四库采进书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79，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