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海波



刍议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最新趋势——以英国达纳案件为切入

毛海波﹡

对国际商事仲裁予以尊重和支持，已逐渐得到各国法院的认同，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审查标准亦逐步在放宽。然而，英国法院裁断的达纳案件却似乎与上述趋势背道而驰。新加坡法院也改变原先的理念，在审查是否应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时，对达纳案件予以了借鉴。在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基本得到认可前提下，就仲裁庭基于“非国内化”理论作出的裁决而言，法院司法审查的恰当路径还是应契合《纽约公约》的基本精神，尽量维持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效力，以鼓励国际商事仲裁事业的蓬勃发展。

达纳案件 自裁管辖权 非国内化理论 司法审查 《纽约公约》

一、达纳案件：英国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审查的全新态度

2010年11月3日，英国最高法院关于达纳公司与巴基斯坦政府纠纷①所做的裁决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因为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基于仲裁裁决的“非国内化”理论，英国法院在收到当事人提出的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时，将重新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对该裁决进行彻底的审查。

该案件的基本情况如下：1995年7月，达纳公司与巴基斯坦政府签订备忘录，明确达纳公司在麦加取得一块土地，在此之上建造房屋，为至麦加朝圣的巴基斯坦人提供住宿。②达纳公司为此在麦加购买了43,000平方米土地。③1996年初，巴基斯坦政府设立了一信托基金，其负责与达纳公司执行上述项目。④1996年9月，该信托基金与达纳公司签订了关于执行该项目的协议。⑤该协议明确，如双方产生争议，则该争议将提交于国际商会仲裁（ICC），仲裁地为巴黎。⑥巴基斯坦政府在该信托基金与达纳公司签约后的第3 天即将该基金予以注销。

1996年12月，巴基斯坦政府更替，巴基斯坦宗教事务部向达纳公司发函，通知中止上述协议。⑦达纳公司据此以巴基斯坦宗教事务部、巴基斯坦政府为被申请人，向国际商会提起仲裁。巴基斯坦政府则提出，其并非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故而仲裁庭对其无管辖权。⑧

2001年6月，仲裁庭作出裁决，提出仲裁地在巴黎并非意味着当事人必须选择法国法作为仲裁的准据法。⑨相反，在认定巴基斯坦政府是否为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时，应由“体现国际贸易公正所需的超国家一般原则与用语以及商事活动所需的诚信概念”所决定。⑩据此，仲裁庭认定巴基斯坦政府是该仲裁条款的当事人，并最终裁决巴基斯坦政府支付达纳公司超过2千万美元的赔偿款。

达纳公司据此向英国法院申请执行该仲裁裁决。法院最初授权执行该裁决。巴基斯坦政府向英国高等法院提起上诉，要求高等法院对此不予执行。高等法院认定巴基斯坦政府并非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拒绝执行该仲裁裁决。达纳公司不服，向上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申请最终均被驳回。

高等法院拒绝执行该仲裁裁决的理由是，根据1996年《英国仲裁法》第103（2）（b）条之规定，仲裁协议是无效的。该条明确，被寻求承认或执行裁决的一方当事人，如能证明以下情况，则裁决可被拒绝：根据当事人选择适用于仲裁协议的法律，或未指明适用的法律时根据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律规定，仲裁协议是无效的。本案当事人并未选择仲裁适用的法律，故仲裁协议适用于仲裁地法，即法国法。高等法院的Aikens J法官指出，根据法国法专家对法国法原则的解释，假如某人并未在包含仲裁条款的协议上签字，仲裁庭基于仲裁条款对其行使管辖权，则必须查明包括该人在内的所有当事人，皆有共同的意思表示（无论是明示的还是默示的），受上述协议以及仲裁条款的约束。这种共同意思表示的查明有赖于案件相关的事实。因此，法院需考虑所有当事人在磋商、履行、终止上述协议时的参与程度以及行为表现。⑪由此，高等法院在认定巴基斯坦政府是否为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时，对案件的相关证据进行彻底的重新审查，并最终认定基于法国法，巴基斯坦政府并非仲裁协议的当事人。因此，该仲裁裁决是无效的，不能在英国得到执行。

达纳公司提出，基于英国仲裁法、《纽约公约》支持仲裁裁决执行的倾向以及国际礼让的精神，法院应限制其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进行审查，并对仲裁庭决定的事项不再进行大规模的重新认定。⑫Aikens J法官不同意达纳公司对《纽约公约》的上述解释，相反，其认定英国仲裁法第103条的用语反而要求当事人有向法院提供所有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义务。上诉法院采用了相同的观点，Moore-Bick LJ法官进一步指出，纽约公约以及英国仲裁法皆要求法院在审查裁决是否可执行时，对证据的审查标准与一般的诉讼一致。⑬

英国最高法院则认为，在认定巴基斯坦政府是否为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时，虽然仲裁庭有权对此问题做出裁决，但是裁决执行地法院有权对此重新做出决定。Mance法官提出，就仲裁庭对巴基斯坦政府是否具有管辖权这一问题上，仲裁庭做出的裁决对法院而言并无法律意义上或者证据意义上的价值。相反，法院将在考虑所有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基础上对该问题独立的作出认定。⑭

达纳公司就此提出，应当对裁决作出地法院与裁决执行地法院的作用进行明确区分，只有裁决作出地法院（本案中的法国法院）才能对仲裁庭是否对案件具有管辖权进行全面审查。⑮事实上，达纳公司向英国上诉法院就提及了该项观点，同时明确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要求法院应本着限缩原则审查仲裁庭作出的裁决事项，而非对此进行全面审理。只要裁决作出地法院并未撤销该裁决，则裁决执行地法院在该裁决经形式审查合法前提下，就应当对此予以执行。⑯

英国上诉法院提出，纽约公约并未规定裁决作出地法院对裁决行使主要的监管职责，且在其未撤销该裁决前执行地法院就应当认定该裁决合法并具有拘束力。⑰最高法院同意上诉法院的该项观点，并认为其符合仲裁裁决“非国内化”的理论，即对仲裁裁决的司法控制与监管程序应当延后至裁决执行时。“非国内化”理论也表明，裁决作出地法院应当限制其对裁决的干涉，裁决则只受到执行地法院的监管。⑱

二、达纳案件引起的反响：新加坡法院对此的借鉴

新加坡法院一直以来，在收到当事人提出的拒绝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申请时，皆采用支持仲裁的理念。例如在Pte Ltd v Exim Rajathi India Pvt Ltd⑲案件中，仲裁庭作出裁决后，一方当事人向新加坡高等法院提出申请，认为该裁决存在欺诈，基于公共政策应当被撤销。尽管确有证据表明存在破坏性的行为，法官Prakash J还是认定申请人并未充分说明仲裁裁决系在欺诈或者明显不合理情形下所作出。就证据的标准而言，其必须表明欺诈导致实质意义上的不公平或者实质的影响了裁决的作出。由于申请人无法对此予以证明，故其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被驳回。又例如在Sobati General Trading LLC v PT Multistrada Arahsarana⑳案件中，申请人提出，仲裁庭未听取其提出的与案件相关的事实，这违背了自然正义规则。而根据新加坡国际仲裁法（IAA）的规定，[21]法院在仲裁庭的裁决违背自然正义规则时得以撤销该裁决。高等法院驳回了该项申请，并提出为鼓励仲裁的终局性，法院必须认可仲裁程序的自治性；当事人也必须认识到，其仅享有极为有限的权利向法院寻求救济以推翻仲裁裁决。

然而，最近判决的Denmark Skibstekniske Konsulenter A/S I Likvidation (formerly known as Knud E Hansen A/S) v Ultrapolis 3000 Investments Ltd (formerly known as Ultrapolis 3000 Theme Park Investments Ltd)[22]案件中，新加坡高等法院却采取了不同的立场。2010年4月9日，高等法院对该案的裁决表明，其收到当事人提出的拒绝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时，将彻底审查仲裁协议的合法性问题。法院认为，基于新加坡国际仲裁法，认定仲裁协议是否有效这一问题，英国法院在达纳案件中所采取的司法审查方式值得借鉴。

新加坡高等法院在此处提及了其之前处理的Aloe Vera of America, Inc v Asianic Food (S) Pte Ltd[23]案件。在该案中，法院提出了如下的概念：“《纽约公约》并未允许法院对仲裁庭作出的有关当事人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进行再次的评估。”[24]法院同时认为：“对公约缔约国的外国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法院应采取的立场是认可其效力，并基于道德和正义的理念执行该裁决。”[25]显然，其在该案件中为执行地法院推翻仲裁裁决设定了一个极为严格的标准，这亦符合新加坡法院长期以来持有的支持仲裁的基本态度。[26]然而，高等法院却在Ultrapolis案件中对上述观点提出了质疑，[27]认为对案件进行全面的重新审理，有助于确定仲裁裁决的合法性，法院基于IAA第31（2）条的规定，也有权这么做。[28]因此，高等法院对仲裁庭作出的管辖权决定进行了彻底的审查，即审视了与仲裁协议是否生效相关的证据以及适用于该仲裁协议的相关法律。当然，该案件的最终结论与达纳案件有异，法院最终认定，基于上述审查，仲裁协议合法有效，并最终驳回了当事人提出的拒绝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的申请。然而，该案却表明新加坡法院就仲裁裁决司法审查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如果说Swiss Singapore 案件 与Sobati General Trading 案件表明，之前法院运用“去国内化”理论限制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 Ultrapolis案件则意味着更多司法介入仲裁裁决的开始。[29]

三、“非国内化”理论框架下司法对仲裁庭自裁管辖权予以审查的边界

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compétence-compétence doctrine），是指仲裁庭有权裁判自己的管辖权，并且不受法院相关诉讼程序的影响，开始或继续审理案件直至作出裁决。[30]对仲裁庭的自裁管辖权，传统观点基本持否定态度。随着仲裁实践的不断发展，仲裁作为一种高度自治化的商事争议处理机制被国际社会所普遍采纳和接受。为保证仲裁的效率和自治化，国际商事仲裁的立法和实践已开始逐步肯定和确认自裁管辖权原则的存在。[31]例如根据《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第5条第3款之规定，仲裁庭能够决定仲裁协议是否存在，有权对自己的管辖权作出决定。1985年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16条明确规定，仲裁庭可以对其自身的管辖权包括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效力的任何异议作出决定。1996年的《英国仲裁法》第30条第1款亦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庭有权对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仲裁协议、仲裁庭是否适当组成以及具体的仲裁事项等管辖权作出决定。

在明确仲裁庭具有自裁管辖权前提下，仲裁庭对仲裁协议作出效力认定的依据何在？如果当事人已约定仲裁庭在处理该问题时的准据法，则仲裁庭依据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作出裁决自不待言。问题是如果仲裁当事人未作出选择，则仲裁庭是否必须按照裁决作出地法来认定该仲裁协议的效力，此处涉及仲裁程序的“非国内化”（denationalisation）理论。

在上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国际商事仲裁“非国内化”或称“非当地化”引起了国际仲裁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对于非国内化的范围，西方学者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非当地化”有两种含义：一是仲裁程序的非当地化，即国际商事仲裁的程序摆脱仲裁地国家法律（lex loci arbitri）的适用或者控制；二是仲裁适用的实体法的非当地化，即仲裁庭基于当事人的选择，或在当事人未有选择时，仲裁庭可以不适用特定国家的法律而通过适用国际法、商人法（lex mercatoria）、一般法律原则、合同条款来判定争议的是非曲直。另一种观点则只在第一层面上使用“非当地化”。[32]随着时间的推移，“非国内化”理论逐渐被立法、司法以及仲裁实践所接受。例如根据《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第4条第4款的规定，在当事人未作约定、仲裁庭也未确定有关仲裁规则的情况下，协议约定仲裁地（如果当事人就仲裁地点达成了协议）的商会会长或者被申诉人在提请仲裁时的常住地或所在地的主管商会会长，（如果没有就仲裁地点达成协议）被申诉人在提请仲裁时的常住地或所在地的国家的主管商会会长或者专门委员会，可基于当事人的申请而自行确立仲裁员应当遵循的程序规则。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第1494条、1495条之规定，当事人有权自由选择仲裁规则或现行的仲裁法；在当事人未作选择时，则由仲裁庭直接确定仲裁适用的程序法或者仲裁规则。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典》第182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依照仲裁机构的规则或者直接协商决定所适用的仲裁程序；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仲裁程序的，则由仲裁庭来决定，仲裁庭依公平原则解决争议。

当然，承认仲裁庭的自裁管辖权并非否定法院的事后监督，法院对仲裁庭由此所作出的决定仍享有审查的权利。而“非国内化”理论也并非一概否认国家对仲裁的司法监督。持有“非国内化”理论的一些学者亦认可，仲裁裁决应受到执行地法院的司法审查。[33]比如Paulsson就指出，国际仲裁裁决的拘束力来源于合同当事人同意将纠纷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因此，其并无一个特定的法律体系作为其基础。然而，其最终还是要受到裁决执行地法院的事后监督。[34]当然，有理由相信，虽然裁决执行地法院保留了对裁决的司法审查权，但此并未损害仲裁庭的自裁管辖权原则。[35]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执行地法院在监督仲裁裁决时，行使调查权的空间有多大，对证据的审查范围有多广。[36]即法院在对仲裁庭作出的裁决进行监督时，是否应采取与仲裁庭同样的审查标准；如若标准不一致，由此导致最终的结论相异，法院是否就可以推翻仲裁庭的结论；假如仲裁庭在参考了相关因素基础上，基于合理性判断以及凭借自由裁量权作出了裁决，法院是否亦可否定仲裁庭根据该自由裁量权作出的结论。

达纳公司的案件就涉及这样的问题。从该案件分析，仲裁庭在认定巴基斯坦政府为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考量：1、协商；2、协议的签署情况；3、协议的履行状况；4、法令废除后发生的情势，包括巴基斯坦政府对该项目的收益、巴基斯坦政府及其官员在与达纳公司交往时的作为及不作为。[37]根据对上述几个因素的综合考虑，仲裁庭认为巴基斯坦政府为该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显然，仲裁庭在认定巴基斯坦具有接受仲裁条款约束的意思表示时，亦如英国高等法院所要求的那样，考虑了当事人在磋商、履行、终止上述协议时的参与程度以及行为表现。

根据英国高等法院的认定，该仲裁协议基于法国法是无效的。然而，如上所述，法国民事诉讼法授权仲裁庭在当事人未选择仲裁规则或现行的仲裁法时，得以直接确定仲裁适用的程序法或者仲裁规则。同时，法国民事诉讼法第1496条进一步规定，在当事人未选择解决纠纷所应适用的法律时，仲裁庭有权选取其认为合适的规则，并在所有情况下考虑贸易惯例。由此，在达纳公司案件中，在认定巴基斯坦政府是否为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时，仲裁庭并未适用法国法而选择超国家法律原则亦并无不可。仲裁庭认为：“大量的仲裁与司法案例已表明，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仲裁条款可对非签字者有效，只要其直接参与了相关合同的缔结与履行。该种参与可被推断出，所有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表示，非签字方是真正的合同当事人，仲裁协议对其具有拘束力。”[38]因此，仲裁庭在参考诚实信用、善良道德等原则以及对案件处理的一般正义规则前提下，认定巴基斯坦政府是该仲裁协议的当事人。

然而，英国高等法院则认为，法院的功能是根据法国法来评价仲裁协议是否有效，以及仲裁庭是否正确的适用了法国法的基本原则。显然，英国法院不愿意仅适用超国家法（即没有引用认可的国内法）来认定仲裁裁决的相关问题。所以英国最高法院提出，在认定巴基斯坦政府是否为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时，其将运用法国法对所有相关证据进行重新评估。同时，最高法院还引述了法国法院判决的Arab Republic of Egypt v Southern Pacific Properties Ltd and Southern Pacific Properties (Middle East) Ltd[39]案件的论断来证明裁决执行地法院享有广泛的权力来审查与案件所有相关事实的观点。因为法院在该案件中提出：“法院在审查案件时，与此相关的法律适用、案件产生的背景以及其他因素皆在审查范围之列，且并无限制。”[40]

客观分析，法国法院的上述论断的确表明了对仲裁裁决较多司法审查的倾向。然而，问题的关键是目前法国的法院是否采用了与英国法院在达纳案件中一样的立场。因为法国法院的上述论断比达纳案件的处理要早二十多年，而目前法国法院的立场显然有所变动。[41]最为典型的即系 Société Isover-Saint-Gobain v Sociétés Dow Chemical France et autres[42]案件中，法院就对仲裁庭的管辖权进行了粗略的审查。事实上，巴基斯坦政府曾以仲裁裁决自裁管辖权决定有误为由，向巴黎的上诉行政法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而上述法院则于2011年2月17日作出裁定，驳回巴基斯坦政府的该项申请。[43]

四、限制司法对仲裁庭自裁管辖权的审查：鼓励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必要路径

根据“非国内化”理论，对仲裁程序的司法控制权虽然由仲裁地国法院移交给裁决的承认及执行地国法院。然而，此并非意味着执行地国法院可不区分一切原因，对仲裁裁决进行过度的审核。事实上，“非国内化”理论框架下，裁决执行地国法院审查的范围还是应限制在仲裁程序是否有失公正、仲裁员有无滥用权力等等。[44]因为此契合仲裁的本质属性以及司法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予以尊重和支持的潮流。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缺乏明显错误情形下，对其进行全面的重新调查，将损害仲裁庭的裁判权，并将裁决置于执行地法院上诉审查的境地。更有甚者，类似于将纠纷重新审理的任何方式皆将违背国际商事仲裁的核心理念：当事人期望私下以及最小化司法干预情形下解决纠纷。因此，需要建立相应的限制标准，以规范执行地法院的审查权，防止其过度干涉仲裁裁决。[45]

诚然，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第1项以及1996年《英国仲裁法》第103（2）（b）的规定，英国法院在当事人未选择适用相应法律的基础上，依据裁决地国法即法国法来认定仲裁协议的有效性本无可厚非。仲裁庭基于“非国内化”理论，以体现国际贸易公正所需的超国家一般原则与用语以及商事活动所需的诚信概念而非法国法作出自裁管辖权决定，并进而认定巴基斯坦政府为仲裁协议的当事人，因选择的基准与英国法院相异，因此英国法院不认同其观点也并非毫无原因。问题是，就仲裁协议的非签字方是否为该协议的当事人这一问题，法国法也并未予以明确规定。从达纳案件的审理分析，英国法院也是参照了法国法专家的解释。就笔者有限的知识而言，该解释所体现的精神与仲裁庭的推理分析似乎殊途同归。同时，基于以上论述，法国法本身亦授权仲裁庭选择合适的规则进行裁决，因此英国法院以法国法为由推翻仲裁裁决就显得不甚合理了。

事实上，解决该问题的核心还是恰当认定司法对仲裁特别是国际商事仲裁秉持何种理念进行监督。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司法外解决争议的方式，仲裁在20世纪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承认和广泛采用。在仲裁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对国际仲裁和国内仲裁作出区分是一个显著的特征。许多国家的立法者和法官都认识到，国际仲裁，特别是商事仲裁，要求适用于不同于解决国内争议的仲裁规则，国际仲裁规则应当比国内仲裁规则更加灵活。许多现代国家的国内法授予国际仲裁免于司法干预的相对自由，使之在发展国际仲裁制度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已成为新的商人习惯法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分支。[46]国际商事仲裁相对于国内仲裁而言，具有更多的自治性，也受到更少的限制。[47]纽约公司第5条的用语亦清晰的表明，就国际商事裁决的实质性事项而言，公约并未强加其国民待遇标准（national treatment standard）,以期与国内仲裁相同。同时，公约要求国际商事裁决得到承认与执行，除非符合其明显规定的几种例外情况。[48]因此，有学者提出，就《纽约公约》第5条第1条第1款而言，应对其予以如下解释：仲裁裁决执行地法院在审查裁决时，并不非要应用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律。法院仅需审查仲裁裁决具有合法的推理以及仲裁庭对其裁决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即可。[49]

根据英国最高法院在达纳案件中的立场，毫无疑问，其认定执行地法院有权进行独立的评估，故而否定了仲裁庭的推理及其作出的合理解释。有学者对英国最高法院的做法提出了质疑：“拒绝执行国际仲裁裁决的理由应当被狭义的解释，因为根据一般规则，国际仲裁应当得到承认与执行。纽约公约对拒绝承认与执行国际仲裁规定了最高的标准，公约并不允许对仲裁裁决的案件事实重新进行审查。”[50]事实上，对仲裁庭的合理认定予以尊重在英国历史上并非无迹可寻。在Steel J in R v V[51]案件中，英国法院即按照上述准则作出了相应的裁定。根据英国仲裁法第68条第（1）款之规定：“仲裁程序的一方当事人(经通知其他当事人和仲裁庭)可在仲裁程序中以存在影响仲裁庭、仲裁程序或裁决的严重不当行为为由就裁决向法院提出异议。”同时，第68条第（2）款详细列举了严重不正当行为的类型。[52]就此仲裁败诉方R在对方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时表示，仲裁员存在道德败坏，且该裁决的作出受到了权力的影响，故而符合仲裁法第68条第（2）款（g）项的规定，该仲裁裁决应被拒绝承认与执行。法院则对仲裁员的敬业性以及仲裁庭陈述的详细推理予以了充分的尊重，据此决定不对仲裁庭的决定进行重新认定，并驳回了R提出的拒绝对裁决予以执行的申请。

由此可见，本着支持、鼓励仲裁发展这一宗旨，明确区分国际仲裁与国内仲裁，尽量维持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效力，并给予其充分的执行力，应当是解决本文相关纠纷的恰当路径。为契合上述理念，当前亦有学者认为，对《纽约公约》应进行必要的修改。Albert Jan van den Berg教授甚至还提出了《纽约公约》的修正案，以期厘定基本观点，即国际商事仲裁仅在极为严重情形下才能被拒绝执行。[53]该提案在目前被接纳的可能性虽然很小，但其至少表明的一种价值取向：《纽约公约》第5条并非意味着法院在受理仲裁当事人提出的不予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申请时，需对案件重新进行审理，除非从表面证据即可看出，该裁决具有明显的瑕疵。[54]

The Recent Trend of Judicial Supervision to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s——taking the Dallah case as the point of penetration

By Mao Haibo

It is well know that courts in many countries ease judicial Review Standards to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s and give all-out support to their execution progressively, Howev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Dallah case happened in England seems to transgress this principle. What is more, the situation that the experience of this case used by the court of Singapore for reference spurs us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reason. As far a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wards made according to theory of denationalization are concerned in the context of compétenc-compétence doctrine, the exact ideas judicial authority should have are conforming to the basic essences that are confirming the forc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wards and encouraging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the Dallah case, compétenc-compétence doctrine, theory of denationalization, judicial supervision, New York Convention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国际经济法学博士。

①Dallah Real Estate and Tourism Holding Co v The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Government of Pakistan, [2010] UKSC 46.

②Dallah Real Estate and Tourism Holding Co v The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Government of Pakistan [2008] EWCH 1901 (Comm), at para 11.

③Id at para 13.

④Id at paras 14–15.

⑤Id at para 19.

⑥Id at paras 24-45.

⑦Id at paras 25–26.

⑧Id at paras 33–39.

⑨Dallah Estate and Tourism Holding Co v The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Government of Pakistan [2009] EWCA Civ 755 at para 24.

⑩Id at para 24.

⑪Dallah Real Estate and Tourism Holding Co v The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Government of Pakistan [2008] EWCH 1901 (Comm), at para 85.

⑫Dallah Estate and Tourism Holding Co v The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Government of Pakistan [2009] EWCA Civ 755, at para 20, para 81.

⑬Id at para 22.

⑭Dallah Real Estate and Tourism Holding Co v The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Government of Pakistan, [2010] UKSC 46., at para 30.

⑮Id at para 20.

⑯Dallah Estate and Tourism Holding Co v The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Government of Pakistan [2009] EWCA Civ 755，at paras 18–20.

⑰Id ,at para 18.

50g原料经机械球磨（时间为0.5h、球料比为3:1、转速为180 r/min）后，在最优条件（反应温度为80℃、反应时间为60min、溶液钼浓度为223.20g/L、氨钼比为 0.906 即原料 （g）:水 （ml）:氨水（ml）为 1.00: 2.10:0.40、搅拌速度为 100r/min、自然冷却6h下进行试验，得到七钼酸铵产品38.58g，直收率达77.16%。同时对其进行ICP-AES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⑱N Blackaby and C Partasides, et al, Redfern and Hunter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0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88, para 3.74.

⑲[2009] SGHC 231 (‘the Swiss Singapore case’).

⑳[2009] SGHC 245 (‘the Sobati General Trading case’).

[21]Cap 143 A, 2002 Ed (‘IAA’).

[22][2010] 3 SLR 661 (‘the Ultrapolis case’).

[23][2006] 3 SLR(R) 174 (‘the Aloe Vera case’).

[24]Id at para 62.

[26]Ashique Rahman , An Insight Into The Application of Arbitral Theory: Arising Judicial Practice, (2011) 7 Asia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Journal, Issue 2, p114.

[27]The Ultrapolis case, at para 34.

[28]Id at para 39.

[29]Ashique Rahman, An Insight Into The Application of Arbitral Theory: Arising Judicial Practice, (2011) 7 Asia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Journal, Issue 2, p116.

[30]王瀚、李广辉：“论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

[31]同上。

[32]赵健：《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4至35页。

[33]N Blackaby and C Partasides, et al, Redfern and Hunter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0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88, para 3.74.

[34]J Paulsson, ‘Delocalis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When and Why it Matters’ (1983) 32 Int'l & Comp L Rev 53.

[35]

[36]Ashique Rahman , An Insight Into The Application of Arbitral Theory: Arising Judicial Practice, (2011) 7 Asia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Journal, Issue 2, pp.107-108.

[37]Dallah Real Estate and Tourism Holding Co v The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Government of Pakistan [2008] EWCH 1901 (Comm), at para 105.

[38][2010] UKSC 46 (‘the Dallah case’). Para 36.

[39](1984) 23 ILM 1048 (Cour d'Appel, Paris); (1987) 26 ILM 1004 (Cour de cassation) (‘the Pyramids case’).

[40]The Pyramids case (Cour de cassation), at 1006.

[41]J Grierson and M Taok, ‘Comment on Dallah v Pakistan’ (2009) 26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467 at 475.

[42]21 October 1983 (Cour d'Appel, Paris), (1984) Rev Arb 98 (‘the Dow Chemicals case’).

[43]see Government of Pakistan —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v Dallah Real Estate and Tourism Holding Co Case No 09/28533 (17 February 2011) (Cour D'Appel, Paris).

[44]赵健：《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45]Ashique Rahman , An Insight Into The Application of Arbitral Theory: Arising Judicial Practice, (2011) 7 Asia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Journal, Issue 2, p106.

[46]肖永平：“也谈我国法院对仲裁的监督范围——与陈安先生商榷”，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1期。

[47]Park, ‘The Lex Loci Arbitri an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1983) 32 Int'l & Comp LQ 21 at 26.

[48]G Bo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2009),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p 2714.

[49]Ashique Rahman , An Insight Into The Application of Arbitral Theory: Arising Judicial Practice, (2011) 7 Asia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Journal, Issue 2, p110.

[50]J Lew, L Mistelis and S Kroll,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2003),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p v. at 706.

[51]R v V [2008] EWHC 1531 (Comm) (3 July 2008).

[52]具体如下：严重不规范行为是指下列一种或几种不规范行为，且法院认为对申请方已造成或将造成实质性的不公正： (a) 仲裁庭违反第33条(仲裁庭的一般义务)；(b) 仲裁庭超越其权限(除超出实体管辖权外：见第67条)；(c) 仲裁庭未根据当事20:43 2019/3/7人约定的程序进行仲裁；(d) 仲裁庭未处理当事人请求的所有事项；(e) 由当事人授予有关仲裁程序或裁决权力的仲裁机构、其他机构或个人超越其授权范围；(f) 裁决的效力不确定或模棱两可；(g) 裁决因欺诈获取，或裁决或获取裁决的方式违背公共秩序；(h) 裁决形式不符合要求；或(i) 进行仲裁程序及裁决中存在不规范行为，且为仲裁庭或当事人授予其相关权力的仲裁机构、其他机构或个人无可否认。

[53]A Jan van den Berg, ‘The Draft Dublin Convention 2008 — An Explanation of the Proposed Changes’, in Plenary Session Dublin Conference, para 74 (2008), from Ashique Rahman , An Insight Into The Application of Arbitral Theory: Arising Judicial Practice, (2011) 7 Asia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Journal, Issue 2, p110.

[54]The proposed alternate formulation specifically provides that enforcement is to be refused only in ‘manifest cases’: see Jan van den Berg, supra, n 67 at para 73.

（责任编辑：周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