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地位

2013-01-31魏登云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1期

魏登云

（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贵州遵义 563002）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一次伟大的根本性转折，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讨，见解颇多，但主要不外乎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是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标志。1985年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从其对以后所产生影响的角度指出：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所召开的遵义会议，开辟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另一种观点认为遵义会议作为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并不完整，是一个尚缺一半的“点”。由徐波所撰写《党史研究与教学》所刊发的《论遵义——扎西会议——1935年革命历史转折点再研究》认为，所谓的“转折点”理应是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之和。以上两种观点虽说看法不同，但对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地位无疑都持肯定态度，只是肯定程度不同而已。前一种观点把遵义会议看作是中国革命发展中一个完整转折点，而后一种观点只将遵义会议看作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半个转折点。基于此，为了促进此问题的研究，彰显遵义会议所固有的价值，强化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地位，笔者不揣谫陋，以史料为依归，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借鉴，对此问题做进一步探讨，期冀方家不吝斧正。

一、革命形势发展使然

遵义会议的召开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它是由各种因素包括主观和客观、偶然和必然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合符规律的必然产物。详言之，主要体现为如下三方面：

1.革命处于极端危险关头

六届五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和根据地的所有工作中都得到全面贯彻落实，使“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点。囿于此严重错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最终以失败而收场。为了保存中国革命的火种，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扼杀红军于江南的图谋，党中央决定实行战略大转移，进行长征。长征之初，“左”倾教条主义者把战略大转移变成一种惊慌失措的跳跑和搬家式的行动，致使红军行进速度异常缓慢，而敌人却有充裕的时间调兵遣将，追击围堵红军。在突围过程中，红军毫无主动可言，处处被动挨打，损失颇为惨重。直至湘江战役之败，中国革命陷入极端危险关头。此役之后，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并在其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五倍于红军的劲旅张网以待。然而，在如此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情况下，博古、李德等中央领导人却全然不以为意，仍旧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僵死计划。若果真如此，其结果必然是羊入虎口，有去无回。在这一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审时度势、力排众议，提出了避实就虚的战略方针，要求取消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寻求新的发展。在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人的鼎力支持下，借助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双方的反复较量，毛泽东的意见终被认可、采纳。这样，打乱了敌人的围堵计划，使党和红军不仅避免了覆亡危险，而且为毛泽东步入党中央领导核心提供了绝妙契机。此真可谓时势造英雄。

2.严酷的现实教育了红军广大指战员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红军指战员和党员干部对博古、李德等人的所作所为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他们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反思中，开始对博古、李德等人所推行的“左”倾错误军事路线从彼时的怀疑发展到此时的愤怒，而对毛泽东曾指挥过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却愈益感到由衷地眷念和认同。他们终于意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所经历的巨大挫折，其根本原因在于否定了毛泽东的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战略战术而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战略战术，因此，要求改变领导、纠正错误战略战术的呼声日益强烈。刘伯承在《回忆长征》中云：“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1]实际上，早在中央苏区时，就有不少红军干部对军事上的错误指挥表达出了怀疑和不满。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不久，张闻天就曾对伍修权说：“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刘伯承也强调指出：“如果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根据地将会失掉，我们就会成为千古罪人。”怀疑之情莫不发自肺腑、溢于言表。长征开始后，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曾气愤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象个打仗的样子？”他斥责李德等人是“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2]不满之心同样发自肺俯、溢于言表。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认识水平的普遍提高，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3.毛泽东不在位仍谋政

自1932年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被“左”倾错误领导人排挤出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虽然他不在其位却仍谋其政。长征途中，毛泽东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同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很多同志多次交换意见，做了一系列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关于党和军队的前途问题，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集思广益，进行过反复磋商。在思想工作中，毛泽东非常讲究方式方法，他“不仅把过去曾经拥护过教条宗派集团的干部群众与王明路线严格区别开来，而且对宗派集团内部也按照个人的表现和对其错误的认识，在做深入的思想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的区别对待。”[3]以前作为教条宗派骨干分子的众多成员中，毛泽东凭借奇思妙想的思想工作艺术，首先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争取了张闻天和王稼祥两同志的大力支持，向他们条分缕析地阐明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实质，发表了自己对中国革命形势的真知灼见，这就使得张闻天、王稼祥深受鼓舞和启发，思想认识发生了明显变化，开始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特别是促进了王稼祥提出召开遵义会议的想法。伍修权后来在回忆中称：“王稼祥同志向毛泽东同志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同志赞赏他的想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了王稼祥同志很大启示，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决心。”[4]毕于建在《遵义会议与台前幕后的毛泽东》一文中亦称：“王稼祥同志最早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倡议，他首先找张闻天商量，准备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张闻天也正在考虑这些问题，当即支持了他的意见。”[5]此外,毛泽东还和中央军委的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频繁接触，彼此交换看法。同时，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红军广大指战员进行劝说工作。在毛泽东耐心细致思想工作的帮助下，大多数党和红军的干部对于中央军事上的错误指挥问题，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再加之，中央红军攻占遵义后，有了一个短期休整的极佳机会。在此良好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出现的错误就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二、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

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在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一个形成、被破坏和再一次被肯定的曲折发展过程。

1.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形成

在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立足于中国革命发展实际，创造性地逐渐形成了其正确的军事路线。早在1928年5月开始，毛泽东在创建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就提出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指导性方针，即所谓的“游击作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到第一次反“围剿”时，又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且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大获成功。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运用正确的游击战争的战术方针，以区区三、四万的劣势兵力，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二、三次大规模“围剿”。不仅如此，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壮大了红军队伍，拓展了根据地。这样，等到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其作战的全部基本原则都已形成。毛泽东明确指出：“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6]后来，虽然毛泽东被“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人排挤出了红军领导岗位，但周恩来等人继续依照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指挥作战，红军同样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

2.毛泽东正确军事原则被破坏

为了全面贯彻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1932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武断地颁布了蕴藏着极端原则性错误的文件——《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此决议根本无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要求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尔后，“左”倾教条主义者建立了另一整套与正确原则完全相反的所谓“新原则”。以前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是应该被否定的“游击主义残余”。当时，洋军事顾问李德就如是说：“在部队的高级干部中，以及在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中，一直还存在着游击主义的残余。”[7]因此之故，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笼罩了红军和根据地整整三个年头。到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红军虽说已多达10余万人，其根据地也比以往大大拓展了规模。然而，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下，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一年的奋力鏖战，不但革命队伍没壮大，根据地没拓展，相反，“兵日少地日蹙”，8.6万大军只剩下3万多了，实行战略大转移就成为了唯一的出路。对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文革期间，李维汉经过深刻反思后说：“教条主义从书本出发，否认实际，把苏联的一套撤到中国来，只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否认矛盾的特殊性，脱离实际，危害当然很大。”[8]残酷的现实向人们昭示：王明等人自诩“百分之百”的正确，战场上却不堪一击、一败涂地，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而被他们不屑一顾、来自山沟沟、没有留过洋的毛泽东所创立的军事原则，却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在失败时又加深了对毛泽东的认识。

3.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重新确立

1935年1月，遵义会议胜利召开，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宣告流产，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再一次被肯定。在此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以大量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不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都具备取胜的条件，并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决议》认为，当蒋介石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时，红军理应针锋相对，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战术，唯其如此，方能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然而，“左”倾教条主义者却不出此策，他们全然不顾敌情的变化，以单纯防御路线取代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用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取代了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背离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抛弃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认为“诱敌深入会把我们的领土不战而弃”，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这就使得敌人的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其目的。结果造成红军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实际上，遵义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党和红军在付出血的教训后所做出的正确抉择，昭示着我们：要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必须充分依靠从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磨砺、脱颖而出的社会精英和探索出来的规律性认识。

三、树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既是对毛泽东个人敏锐深遂的洞察力、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无与伦比的军事才干等超乎寻常的伟人素质的认可，也是中国革命历史洪流大浪淘沙、不断选择的必然结果。

1.毛泽东是当时能率领党和红军摆脱困境的不二人选

在探讨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时，人们往往有一个绕不开的疑问：在遵义会议及其以后的一些日子里，毛泽东并未步入最高领导之位，缘何说遵义会议树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对于此问题，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9]人们之所以会产生前面所提到的这一疑问，是与特定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的。倘若我们对当时的实情，对决策的形成过程、实施效果及其作用进行深入浅出地剖析，就会清楚此结论是与历史实际相符合的。遵义会议召开前夕，面对前所未有的惨败，红军广大指战员尤其是其高层领导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缘何失败、谁能率领党和红军摆脱困境、走向新生等问题。从当时情况进行审视，毛泽东可谓能够领导党和红军摆脱困境，走向新生的不二人选。何以言之呢？自1927年我党创建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以来，红军和根据地就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和蒙受巨大挫折的曲折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毛泽东等人以中国革命实际情况为依归，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南，创造性地开辟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不仅如此，毛泽东等人在长期革命武装斗争实践中，还摸索出了一整套神出鬼没、变幻莫测的战略战术原则。依靠此战略战术原则，红军出奇制胜、以少胜多，接连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故当时人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哪里有毛泽东指挥，哪里的红军就一定能打胜仗。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写道：“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搞起来的。”[8]如此崇高的威信就为毛泽东最终能够成为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2.“左”倾教条主义者丧失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

“左”倾教条主义者王明窃取党内最高领导权肇始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教条主义者的显著特点就是把书本、理论当教条，思想僵化，脱离实际，反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外国经验只知生搬硬套，而不能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把毛泽东等人在革命实践中所探求出来的规律性认识看作是“狭隘经验论”，甚为轻视，并将毛泽东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取消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红军作战原则，从而招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惨败。为了保存中国革命的火种，党和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开始之初，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指挥下，红军仍然处处被动，到处挨打，损失极为惨重，湘江之役后，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在胜利与失败泾渭分明的对比中，人们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当时，红军广大指战员一致要求改换领导，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原来的领导岗位上来。毛泽东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党和红军领导岗位后，由于人微言轻，他的意见一般都不被重视。然而，长征出乎人们意料地改变了这一状况。毛泽东的意见在通道会议上开始被人们所关注，在黎平会议上以中央政治局决议的形式被接受，在猴场会议上又受到进一步强调重申。这一情况充分表明：在长征这样一种没有后方作为依托、全然在新区流动作战且面临强敌围追堵截的形势下，生搬硬套、不知变通的教条主义者已完全丧失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

3.毛泽东虽无最高领导之名,却有最高领导之实

作为党和红军卓越的领导人和开创人之一，毛泽东胸怀济世之宏志，始终站在对中国革命特殊规律伟大探索的最前列，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前列，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吻合的正确主张，从而彰显出了敏锐深邃的洞察力、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无与伦比的军事才干。这些超乎寻常的伟人素质，决定了时代的洪流必然会将他推向中国革命大舞台的最前沿。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就曾非常中肯地说：“让毛泽东重新出来领导，已经提到了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10]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以他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也获得了充分认可。这样，毛泽东不仅步入到党的最高决策层，而且其核心领导地位也得到与会人员的普遍认同。周恩来的话可作为极好佐证：“当时博古等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即张闻天）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11]此段话表明：毛泽东当时确实已成为人们心目中所公认的领袖人选，虽然他将最高领导职位真诚让给了洛甫，但这并不能改变毛泽东实际上作为党和红军最高领导的事实，因为“他的思想路线和他的正确主张已为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所公认”。[12]张闻天在任职期间就曾坦诚地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像这样的情况，在我党历史上也不乏其例。毛泽东之前，虽然李立三和王明都不曾任职过党的最高领导之位，但他俩分别成为第二、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代表却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以他俩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曾在全党全面贯彻执行过。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也不曾任职过党的最高领导之位，但谁也不能否认他是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因为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四、开辟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

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四渡赤水出奇兵，围追堵截被粉碎；以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制定了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奠定了长征胜利的政治基础等，这样，开辟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

1.四渡赤水出奇兵，围追堵截被粉碎

朱德有首纪念遵义会议的诗如是写道：“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的确如此，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在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下，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从此跳出了敌人重兵围堵的圈子，摆脱了灭亡的阴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为了在遵义、鸭溪地区将红军一举围歼，派出了数十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目标之地加紧缩围。而当时红军仅剩下三万余人，此时形势比湘江之役时还要严峻得多。然而，毛泽东指挥红军在赤水河畔纵横驰骋、声东击西、或前或后、或左或右，进示之以退，退示之以进，不仅赢得了遵义战役的胜利，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致使蒋介石捶胸顿足道：“遵义之败，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而且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宣告了蒋介石围追堵截计划的彻底破产，使党和红军脱离了极端危险之境。我们可以如是说，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对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认可，就不会有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惊天地、泣鬼神，堪称绝唱的四渡赤水。此次战役既使毛泽东赢得了“用兵如神”的佳话，又留下了他数十年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人们一致认同：“还是毛主席来领导好，他一指挥，就打胜仗。”[13]

2.以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

懋功会师后，张国焘自恃兵多将广、人多势众，多次向党伸手要权。为了顾全中国革命大局，团结对敌，中央以策略的灵活性，决定由张国焘出任红军总政委，还增补他为中革军委副主席。而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不把军委主席的位置让给张国焘，[14]从而体现出了原则的坚定性。当有人提出与张国焘开展针锋相对地斗争时，在毛泽东看来，虽说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尚不适宜，以教育的方式为好。[15]当张国焘极为漠视中央北上方针、并以武力威胁中央南下时，毛泽东遇险不惊，随机应变，与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以金蝉脱壳之计，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辞而别、率先北上，以防不测。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个人野心极度膨胀，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非法成立第二“中央”，妄图用枪杆子指挥党。基于此，中央政治局以原则的坚定性，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对如此背离党的组织原则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并责令其立即取消他反党的非法组织。通过多方面努力，张国焘最后不得不接受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取消他成立的第二“中央”。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以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粉碎了张国焘“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避免了党和红军的分裂。

3.制定了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奠定了长征胜利的政治基础

1935年6月，在两河口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红军统一行动的战略方针：“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针对华北事变后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认为，党对时局应该及时做出反应，通过制定文件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并要求在军队中利用一切途径，广泛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放弃华北的宣传，认为这是发动群众的最佳形式。[15]对于两河口会议所确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当时张国焘利令智昏，故意夸大北上的困难，反对中央北上的方针，坚持向西退却。尔后，在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又坚决表示，中央应继续坚持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根据阶级关系新变化的情况，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一道抗日的主张，严厉斥责了认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和主张“打倒一切”的错误论调，深入剖析了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的情况下，中国社会阶级关系所必然随之出现的新变化以及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提出党的军事战略要“以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以民族战争坚决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两者巧妙地统一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抗日救亡成为时代主题的情况下，我们党以民族根本利益为依归，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既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又合乎人民的愿望，为夺取长征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综概全文，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一个伟大的根本性转折，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内涵，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规定：黔北黔西红色旅游区为全国十二个重点红色旅游区之一。这就将以遵义会议为核心的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重点纳入到了国家层面。为了提高遵义红色旅游的文化内涵，充分挖掘遵义会议的价值就被提到了时代的议事日程。随着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红色旅游的全面发展，遵义会议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将会愈益彰显，其地位也会随之提高。

[1]刘伯承，杨得志，左齐，等.回忆长征[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76.

[2]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A].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A].中共六十年纪念文选[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4]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星火燎原[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

[5]毕于建.遵义会议与台前幕后的毛泽东[J].教育创新学刊，2012，（9）.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奥托·布莱恩（李德）.中国纪事[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8]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北京：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9]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解放军出版社.遵义会议的光芒[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11]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J].党史通讯，1985，（1）.

[12]郭军宁.遵义会议[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