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 娟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1]是促进我国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途径。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成为世界学术界的重要议题。西方学者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出发，深刻剖析和借鉴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形成了许多社会主义流派，其中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是发展较快、影响较广的重要流派之一。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大量引进、翻译和出版西方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著作。了解目前我国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现状，深刻理解其对于促进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提高文化产品引进力度、促进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走向世界，从而助力实现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一、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现状

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也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2]，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学术界。上世纪中叶以来，环境破坏、资源短缺等问题不断恶化，世界各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西方绿色环保运动蓬勃发展却成效甚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学者开始深刻反思生态危机背后的制度根源。他们重新审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把生态学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通过大量的理论推论和现实分析，得出重要结论，即“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人类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生态危机”，并设计了一系列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试图为克服人类生存困境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德国的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萨拉·萨卡（Saral Sarkar）[3]，美国的约翰·贝拉米·福特斯(John Bellamy Foster)、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加拿大的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本·阿格尔（Ben Agger），法国的安德烈·高兹（Andr é Gorz），英国的大卫·佩珀(D·Pepper)等。他们从生产、消费、道德、科学技术、资本全球扩张等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提出了建立稳态经济、适度增长、分散化生产组织、合作分工、环境正义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途径，描绘了建立在生态平衡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美好景象。他们的思想影响广泛且深远，成为当代西方国家环境运动和绿党政治的强大理论武器。

20余年来，我国学术界先后翻译出版了数部有关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本·阿格尔著，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年）、《自然的控制》（威廉·莱斯著，岳长龄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福斯特著，耿建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福斯特著，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萨卡著，张淑兰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佩珀著，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

此外，国内学者还翻译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从政治经济学到政治生态学》（[英]约翰·巴里）、《生态足迹的性别化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意蕴》（[澳]艾瑞尔·萨勒）、《生态社会主义宣言》（[美]乔尔·科威尔，[法]迈克尔·洛威）等论文。

二、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1.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有利于增强我国文化自信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使一些人以各种方式声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法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得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结论，进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不断发展和巨大影响用强有力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今西方强劲的社会思潮之一，也是当代西方社会重要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的是世界的本质和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当今世界依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面临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双重危机，人们还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作为解决困境的最终正确选择，马克思主义具有永久的生命力。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极大地增强了我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自信，正如邓小平所预见，“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4]。只要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同时，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明确告诉人们，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真正培育和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科学有效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良好土壤，作为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快、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一定能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发展形成一整套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的、彻底的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理论体系，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良好文化条件，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发展的典范和引领者。

2.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有利于提升我国文化自觉

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抛弃意识形态偏见，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这使我们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现代社会发展、对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极端重要性，提高了我们更加坚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性。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针对当前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阐释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促进了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回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中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于全球生态危机的时代背景，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环境保护运动的蓬勃发展，也成为各类环保组织和西方政坛“绿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同时促进了西方国家不断改进绿色技术和发展绿色经济。这充分说明了文化对人类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而深刻，不仅具有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积极作用，具有感化激励、团结凝聚的重要意义，而且还具有引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激发民族创造活力的物质力量。因此，在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五位一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发展要求下，我们要自觉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自觉发展和弘扬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提供凝聚力、源动力和驱动力。

3.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有利于促进我国文化自强

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推动了更多学者关注这一学术领域的发展，研究者一方面深入跟踪研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的经典著作，出版了介绍和评论这些思想的理论书籍和文章，如《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郭剑仁著，人民出版社，2007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徐艳梅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生态社会主义》（时青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王雨辰著，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用中国化的学术语言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的主要思想进行了生动介绍，让更多相关领域的学者和社会读者了解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动态，而且还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和逻辑进行了客观评介，避免了读者的盲从，体现了我国学者的独立研究和科学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在学习借鉴和扬弃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我国学者撰写出版了中国特色的生态社会主义著作，如《生态社会主义》（陈学明著，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刘仁胜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李娟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等，为全球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受到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启发，我国研究者开始深入挖掘和领会马克思的自然观、世界观和生态思想。在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关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如《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解保军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李惠斌等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研究》（徐民华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等，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大繁荣和大发展。

此外，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对现代化生产、盲目消费、自然资源市场化等的批判也促进了我国开始反思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缺失，进而重新拾回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探索生态文明教育等，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的发展，如《道家生态思想的现代解读》（白才儒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中国生态文明教育理论与实践》（陈丽鸿等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等，这些书籍有效地推动了人们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和消费方式的积极转变，充分发挥了我国传统文化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功能。

三、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助力文化强国战略

尽管近年来我国在引进和研究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著作、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努力的空间，不仅要继续加大引进来的力度，还要积极开拓走出去的渠道，既要体现兼容并包的开放胸怀，又要展现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和影响力。

1.继续加大翻译出版国外生态社会主义著作的力度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相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其他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来说，还是比较薄弱，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中的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也相对不足。现在中国学术界关于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著作的中译本不到30本，尽管在中国一些学者的专著或论文中，有关于其他未翻译著作的思想介绍，但囿于没有完整的文本资料（或者没有中译本，或者因语言障碍无法阅读外文原著），相关研究者和社会读者无法把握这些思想的理论背景和具体语境，阻碍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国际知名学者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创建者——德国的鲁道夫·巴罗的《社会主义与幸存者》(Socialism and Survival)、《社会主义、生态学与乌托邦》(Socialism, Ecology and Utopia)，威廉·莱斯的《满足的极限》（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本·阿格尔的《快速的资本主义:一个重要的理论批判》（Fast capitalism: a critical theory of significance）、安烈德·高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Capitalism, Socialism,Ecology）、约翰·贝拉米·福特斯的《脆弱的星球：环境经济简史》（The Vulnerable Planet: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等。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将视野拓展至其他国家如日本、印度、韩国、巴西等研究生态社会主义的学术著作，对这些理论著作的翻译出版，有助于相互比较借鉴，由此拓展和深化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视角，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提升我国理论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2.加强对国外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评介和解构

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揭示了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然而，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试图用“生态危机论”取代“经济危机论”，对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和未来社会主义的社会构想不切实际，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在翻译引进这些思想的同时，国内学者要抱着负责任的态度对其进行正确阐释和理性评论，客观批判思想的不足之处，激发学术争鸣和探讨，切不能盲目完全认同。

我国学者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还只有短短的20余年，目前大多还“主要拘泥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思想的评介，没有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论题展开研究，无法深入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论题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理论逻辑，当然也就无法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5]而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6]，因此，我们在翻译引进这些思想的同时，还要立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本，坚持问题式、比较式研究，通过对整体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把握，揭示理论实质，进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把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联系起来，得到现实启发并提出可行措施，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说服人”“变成物质力量”[7]，真正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3.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走向世界

“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8]这既是我国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途径，又是具体体现。“对外文化交流大体有三个层次和渠道，第一个是政府间的交流……第二个是学者间的交流……第三个是大众间的交流……, 在这三个层次或渠道中，最重要的是第二个, 因为学界的交流可以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可以影响各自的决策者，下可以影响大众，而且是在文化的根本上产生影响。”[9]因此，我们学术界要积极回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进一步挖掘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中博大精深的生态思想，吸收整合和学习借鉴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理论研究，深入解读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内在机理，把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创新和发展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依托国家文化走出去工程，完善译制、推介、咨询等方面扶持机制，组织对外翻译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优秀学术成果和文化精品，与国外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生态文明学术理论交流，增强我国在生态社会主义思想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将“美丽中国”“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理念推向世界，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提升中国在全球生态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为全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注释：

[1][8]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1-10-25

[2]有学者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概念，前者表示一种社会运动，后者表示一种思潮。但两者的理论内容和基本立场上是一致的，因此，本文笔者将两个概念等同。

[3]萨拉·萨卡，原籍印度，后移居德国，因此本文将其列为德国学者。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9]许嘉璐.漫谈“文化强国”战略[N].北京日报，2011-10-31